导演Jim Jarmusch在《神秘列车》中指导Joe Strummer时，给他取外号叫“雷云大首领”。那是1988年至1989年，Strummer已经从The Clash主唱的位置退休，用Jarmusch的话来说，“总是非常忧郁。他头顶有一块乌云，但他依然为人慷慨，精力充沛又积极。”
　　任何一个在The Clash 1986年解散到2002年其去世之间见过Strummer的人都会这么说：他非常随和。聪明，热情得几乎有些好笑，对人非常有兴趣。但是你能感觉到，只要提及The Clash就会让他暴怒起来。所以就是这样，本文作者在1998年格拉斯通伯里的篝火旁和Strummer待过几个小时。那是星期三晚上11点左右，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到场。由于当地多雨的天气，我们记者的营地气氛很忧愁。“大家伙儿，到这儿来暖和一下吧。”Strummer看到我们路过时招呼道，“Luce，给这些可怜的绅士们每人拿瓶Stella。”他对妻子（Lucinda）说，她打开停在那里的一辆小货车，里面装满了啤酒，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树枝和柴火。
　　我们抽烟、喝酒、大笑着嚎叫，忘记了天气。在难得的沉默片刻里，他给火堆填了点柴，我们一起看着木块引燃之后咔咔作响。然后，Strummer说：“树皮真好啊，对吧？”那个周末，他的营地成了Chrissie Hynde、Damien Hirst和Bez以及很多普通人的聚会地点—时刻都伴随着哥伦比亚cumbia音乐。Strummer享受着音乐节带他追溯回20世纪70年代的嬉皮时期，这位原名John Graham Mellor的男子把自己打扮成美国民谣歌手Woody Guthrie的样子。在朋克时期，他努力实现自己当年的愿望和他身为外交官的父亲的愿望。The Clash时期，他不惮于迎接任何意识形态的挑战，但是由于他的理想如此不可理喻地崇高，总是很容易失败。但是在60年代梦碎之后，紧接着工党政府掌权，总得有人担起这个责任。
　　他时刻都不放弃战斗。当我在1999年进行电话采访时，他抱怨U2把自己的新方向交给一个委员会的人来决定，我突然听到电话那头一片骚乱：因为不肯熄灭手中的大麻烟，他被自己唱片公司拒绝进入。“这里应该是个摇滚厂牌啊，”我听到他对门卫喊着，“又不是他妈的银行！”
　　这，简而言之，就是他的理想主义。作为他那一代的代言人，他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而且还被认为代言任务“失败”。他怪罪自己没能让Headon重回正轨，与Jones发生矛盾，The Clash的最后一张专辑《Cut The Crap》让歌迷们失望。他被所有人如此热爱地怀念着—作为一个音乐人，也是作为一个人，这就是他为了光明进行了怎样艰难的斗争，怎样鼓舞了他人的最好证明。
　　文>Andrew Perry 译>Mi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