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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
伦敦：卡姆登追逐战
从“自由”这个层面来看，玩摇滚意味着你可以随心所欲，前提是你得出现。Pete Doherty，这个据说4年前搬去巴黎后已改造得面目一新的家伙，今天到目前为止还不见踪影。
我们在东伦敦的一间摄影棚里恭候这位不那么喜感的卡通片海盗式的人物，他在两小时前就开车和经纪人Andy Boyd从他在6英里外的Kentish Town的家出发了。Babyshambles，2003年诞生于The Libertines的灰烬，好似烧焦后光剩一边翅膀的肺痨凤凰。他们终于完成了第三张专辑《Sequel to the Prequel》（与上一张《Shotter’s Nation》相隔6年之久）。这真是一份好得没话说的答卷：精彩不断、旋律迷人、趣味十足的indie摇滚，让人联想起The Smiths、The Velvet Underground 和Shack，歌词深刻思考了医院、道德至高点和为什么“企鹅最棒”。
其他Babyshambles成员要守时得多：平静理智的贝斯手Drew McConnell，34岁，两年前骑车时被一辆时速不过50英里的车撞上，把背给摔断了（继2007年低音提琴倾覆事件之后的第二次“断背”）；吉他手Mik Whitnall，44岁，认真负责但厌世的北方人。眼看着原本充裕的拍照时间一点点溜走，Q决定先与这两位审视一番改头换面的巴黎客Pete Doherty。
“他变得更冷静，不那么爱争执。”McConnell说，“干扰也少了。”Whitnall补充道：“是啊，真是各种混账。”他这样评价伦敦那些缠着Pete Doherty不放的马屁精。如今的McConnell成了Babyshambles的正能量场，那场几乎让他送命的事故使他“对还能活着就无比感激，光是在公园坐坐就想哭”。他的电话响了，是经纪人Andy打来的（Pete Doherty没有手机）：“喂，喂，有人吗？”然后就断线了。他对这类突发状况处之泰然：“谁让我总是被疯子吸引，那样让我更有活着的感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脸色看起来糟糕得可怕的Whitnall。这个看起来简直死气沉沉的男人2008年时每天要花3000英镑满足毒瘾，所幸他现在已经摆脱了魔爪。“我感到很羞愧。”
过去的5年里他们一直在等Pete Doherty为更久以前写的歌录人声，这让Whitnall“前所未有地沮丧，身无分文，又无所事事”。无论从他自己还是Doherty的角度出发，Whitnall的知无不言都已经出乎意料到不太明智的程度。他承认Pete最近对经纪人说“才不鸟什么新专辑巡演”，而且还在巴黎找到了名为“圣杯”的高纯度药物。
“前不久他说：‘这是我嗑药史的巅峰。我现在吸纯的，住巴黎Pigalle红灯区。别的我啥也不想干了。’”又过去两个小时。据说Doherty现在正和他的经纪人“对吼”。他说他牙疼得厉害，“脸上像是钻出了个洞”。终于，他出现在了门前那条路的尽头，可5分钟过去了，他突然变卦“去了Swindon”。20分钟后，我们被要求前去他在卡姆登的临时艺术展，走到半道上时目的地又改为Kentish Town。到达以后，大为不爽的Whitnall告诉我们，Doherty又“滚去Swindon”了。
第二天上午，气馁的Drew McConnell从不见Doherty影子的排练房打来电话试图挽回影响：最终Doherty也没去Swindon，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要崩溃了”。他坚称这种情况有5年没发生过了。他觉得自己因为几夜没睡，“拍照、采访什么的让人害怕……这是自我毁灭”。这一晚他也不会出现在Stoke-on-Trent的演出，不过之后在Bedford他总算来了，头戴大军帽草草混了一场。演出后他耷拉着一边眼皮和一个喜上眉梢的歌迷合影，这张惨不忍睹的照片被歌迷放到推特上，配文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刻。”
2013年7月1日：
迟到11天的Pete Doherty
现身Kentish Town公寓
Doherty向我们招供：“你懂的，老毛病了，惊恐症发作。”
无论你多想踹Pete Doherty这个混球，他毫无掩饰的脆弱总会让你缴械投降。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07年那次，他更是一团糟：刚与当时的女友Kate Moss大闹一场，在如贫民窟般堆满杂物的伦敦公寓里用一个截过的迷你Bailey’s酒瓶吸粉，并且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就是个小破‘独立’音乐人而已，”他哑声抱怨，“把‘独立’的好名声都搞臭了。我就想穿一身黑干坐在墓地里，有什么问题吗？”如今，Pete Doherty似乎清醒了一些，但是岁月不饶人，昔日的漂亮公子哥儿衰老得很快：头发过早地开始花白，尼古丁熏得一口黑牙，脸颊上的一处伤口正在愈合，短袖T恤让遍布上臂的针眼留下的疤痕暴露无遗。东一件西一件摆放着艺术品的起居室里，Doherty抽着“好彩”牌香烟，喝着茶。谈话伊始，他化身喜剧演员Pete，兴致高昂地讲起自己前一天在布拉格巡演时的“鸦片冒险”，出场人物包括男妓、乞丐和一个大脚趾上纹着“No Future”的70岁老人。经纪人Andy戒备地坐在窗台上，惊恐地说：“别讲那个故事了！”
Doherty仍旧是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健谈的家伙。他态度温和、细声细气，语调含混，同时又飘忽不定、矛盾、敏感，总是莫名地改变话题、痛苦地流泪，或是突然就唱起歌来，包括已故英国说唱歌手Derek B 1988年的嘻哈曲“Bad Young Brother”。他发誓“这次我们很认真，以前可是连排练都不排练的”。不过在《Sequel To The Prequel》制作人Stephen Street口中，他是个“不可信任、根本没法儿录”的“傻逼”。“我连着7天没睡了。”Doherty叹道。 演出跳票的时候，他是否在乎观众会认为他压根儿不愿意出现？
“不会有人这么认为，爱音乐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他推诿着，突然有点愤愤然，“随便别人怎么说了，他们自己还翘考试呢。他们没什么理由地就丢掉工作，让家人蒙羞，侮辱朋友。我了解这些人。我猜对他们来说，Babyshambles就像是一份保单（最后什么都能赖我们）。”
我们提到Whitnall的悲惨遭遇以及他说Doherty不愿巡演，Doherty突然招架不住。“哦，不。”他求饶道，“是的，我是搞砸了，是的，真是一团糟。是的，好吧，但我需要这种刺激……好朋友是不能……但你把不守时和不在乎乐队这两件事搞混了。当我思路清楚、精力充沛的时候，毫无疑问我是会演出的。只是……我需要成熟起来，学会自律。这是我欠Mik和Drew的。我爱他们，呜……”
他就这样抽泣起来，双颊颤动，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Mik戒毒成功简直是奇迹。”他调整了一下，“他还没抛弃我，这也太疯狂了。我得像他现在这样过日子。真该死。”
经纪人Andy立刻跳起身来坐到Doherty旁边，鼓励地将一只手放到他背上。提起纯海洛因和红灯区的时候，Doherty怒不可遏起来。“我还是可悲的老一套，你是这个意思吧？”他皱起眉头，“这些只是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而已，但你要知道，我的新歌和毒品一样爽。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但他暂时还对戒毒所不感兴趣。“我的生活完全正常。”Doherty很固执，他觉得这个崇尚“醉生梦死”，却妖魔化瘾君子、将毒品定为非法、把他这样的人送进监狱的社会，简直不可理喻。“拜托，这都2013年了。”他绝望地说，“追求自由还能把自己追求进那该死的监狱去。”
Pete Doherty暂居巴黎的初衷，是参与法国艺术电影《一个世纪儿的忏悔》（Confession Of A Child Of The Century）的拍摄，他在片中饰演一个戴高顶礼帽的浪漫贵族。导演Sylvie Verheyde觉得她的男主角“有教养，学识和诚意”，因此容忍了他的海洛因成瘾，只求他出现在片场。
“别提这茬儿！”经纪人Andy厉声说道。“这片子都被影评人批死了。”Doherty说，“但15年后，他们也许会改口说里面的服装还挺不错的。他们就是这样。”
如今，巴黎成为了他永久的“庇护所”，帮助他躲避警察以及狗仔队。“这边没有八卦小报的传统。”伦敦的生活已经让他无法忍受，与Kate Moss交往、与Amy Winehouse交友的岁月所遗留的“财富”，“即使狗仔队消失也还会一直在”。
沉默突然袭来。“最后我回到乱哄哄的卡姆登，脚踝上绑着他妈的标签。”他终于开口说道，“当时我瘾也很深。我真的无路可逃了。”
那是2011年的夏天，Amy Winehouse去世之后，Pete Doherty刚刚获释。2010年旧识Robyn Whitehead在Doherty位于Hackney的公寓内死亡，Doherty接着又因藏毒入狱。此事Doherty似乎难脱干系，但是他怒而否认，并称媒体都是“变态的混蛋”。Winehouse的死让他深受震动。他们曾交往过一段时间。“我挺敬佩这姑娘的，你知道吗？”他承认，“我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她会挑衅地说：‘你就这点能耐吗？’‘你也不是很会唱歌嘛，不是吗？’我觉得我对她是一见钟情，但是，砰的一下，女王就死了。不过她的音乐里只有光芒，没有悲剧。”
多年以来，Pete Doherty已经历了太多悲剧，但他的光芒却不太够。The Libertines歌迷认为他有成为新一代Morrissey的潜质，但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毒品。他也没有写出过永恒经典的作品，不像Amy Winehouse。“啥意思，我是失败的Morrissey？”他哼唧了一声，“随他们怎么想吧。让他们去写永恒的作品好了，反正那不是我爱做的事。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希望他们偶尔也能找到点和平与快乐。拜托了。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妈的难取悦。”
经纪人Andy说：“别把生命托付给摇滚乐队……”
Doherty神神秘秘地表示，他得避开“雨人”——那是“当局”的意思，因为“这股势力想无缘无故地把我关进盒子（监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的脸扭曲起来，哭得更凶了。“那一次太可怕了，我的朋友Robyn他妈的死了。”Doherty大剌剌地流着眼泪，“葬礼都没请我去，报上却说得我好像是罪魁祸首，而且还因为压根儿不存在的毒品被关进了监狱。你的生活彻彻底底被搞乱了，这已经够要命了，出现在某场演出什么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有时我不得不防着我自己，逃到什么地方把自己给埋起来。正是这种我与生俱来的邪恶本质让我受到了打压。该死。我以为已经找了内心的平静，但现在又不得不退回我不想回去的境地，我知道我得做个采访，因为这就是我……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Doherty拽着T恤领子，露出了胸口的Babyshambles文身。“我他妈的根本不喜欢音乐。”
经纪人Andy：“这话我可不爱听，Pete……”Pete：“但是我该怎么做？我就他妈的喜欢喝Sailor Jerry牌的加香料朗姆酒……来吧，让我们去喝两杯Sailor Jerry。”
2013年7月1日，晚7点：
黑啤、朗姆就真相，
Doherty谈毒瘾。
我们一起坐在附近一间酒吧外，Doherty喝着黑啤和朗姆酒，情绪越来越稳定，正式采访的结束让他松了一口气。“今天你真的问倒我了，没想到会这样，但能发泄一下也挺好的。”乐队的朋友、波兰退伍兵Thomas也来了，经纪人Andy立刻就与他抱怨起来：“Pete现在都闭不上嘴了！”
Pete在巴黎的生活是低调的，他刻意让自己“与伦敦的疯狂乱局切断关系”。他看黑白老电影（Humphrey Bogart，经典战争片），交了个法国女友，“她是清白的，完全不沾毒品”，并且真的穿成一身黑坐在了墓园里：“巴黎的墓地太多了，躲都躲不开。”他的室友是位芭蕾舞女演员。Doherty否认了最近关于（《小鬼当家》主演）Macauley Culkin搬来与他同住的传闻，说那只是小报假想的，就因为Doherty与该演员最近见了近一小时面就安排他去见自己9岁的儿子Astile。“他很迷《小鬼当家》，我想讨好他嘛。”Doherty还和前女友、模特Lindi Hingston有个小女儿Aisling，2011年12月在南非出生。 Pete Doherty开始接受有偿的不插电演出邀约，因为“不得不保持有工作的状态”。他说他早就花光了2010年The Libertines复出巡演的所得，“差不多税后26万英镑什么的”。但无力支付其他税款意味着，“我必须宣布破产”。最近关于他兜售Kate Moss和Amy Winehouse香烟屁股的传闻只是对一句玩笑话的断章取义。“哦，他们老做这种事！”他咆哮道。
Q带来了喜剧演员Russell Brand 2011年夏天写的Amy Winehouse悼文，我们一同读了起来。“成瘾是一种严重的疾病，”Brand这样写道，“它会以监狱、精神治疗机构或死亡告终。并不是所有瘾君子都有Amy那样的才华。或是Kurt Cobain、Jimi Hendrix、Janis Joplin的。有些人收获的只有痛苦。人们所能做的，只有接受这个问题的存在，认识到那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病症，而不是将其视作犯罪或是带有浪漫色彩的装模作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社会看待成瘾患者的方式，他们不是罪犯，而是需要照顾的病人。”
“人们以前是那样想的，海洛因最初就是作为一种药物被创造出来的。”Doherty若有所思地说，“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罪恶，一旦你嗑上了，就成了最低级的生物。”
那么，他自己又是怎么看待成瘾问题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生活方式选择。”他回答，显然不是要博得任何同情，“我都不能和自己9岁的儿子在一起。”
最近他带Astile去西班牙巡演。孩子有问起毒品的事吗？
“是的，他很聪明。他对我说：‘你是不是又吃你的药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在他看来这是件很伤心很错误的事，我不再是他心目中期盼的那个有魅力的人。”
Russell Brand还说所有的瘾君子在谈话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像谁一样心不在焉？”Doherty怯怯地说，然后突然就以异常冷淡的口吻谈论起超脱的必然性。也许真的谁也留不住他的心了吧。“如果你让谁感到失望或是被疏远了，觉得你心不在焉—无论是你的爸爸、儿子还是朋友，你就彻底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冷冷地解释道，“这是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家庭就是这么被破坏的—你离开之后，去和另一群人混在一起，他们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完整的人。不过谁愿意承认那些事呢？谁愿意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他现在觉得自由吗？
“并不总是，不……但大多数时候觉得是。从前我们在小酒馆外讨论自由，还会对空中放枪。而现在，我们甚至连开车时速都不能超过36英里。这个世界到处是充满过多条条框框的毫无生气的战场。但只有一样东西可以穿越一切纷繁苦恼，那就是音乐。”
换句话说，他只要出现就行。
伦敦：卡姆登追逐战
从“自由”这个层面来看，玩摇滚意味着你可以随心所欲，前提是你得出现。Pete Doherty，这个据说4年前搬去巴黎后已改造得面目一新的家伙，今天到目前为止还不见踪影。
我们在东伦敦的一间摄影棚里恭候这位不那么喜感的卡通片海盗式的人物，他在两小时前就开车和经纪人Andy Boyd从他在6英里外的Kentish Town的家出发了。Babyshambles，2003年诞生于The Libertines的灰烬，好似烧焦后光剩一边翅膀的肺痨凤凰。他们终于完成了第三张专辑《Sequel to the Prequel》（与上一张《Shotter’s Nation》相隔6年之久）。这真是一份好得没话说的答卷：精彩不断、旋律迷人、趣味十足的indie摇滚，让人联想起The Smiths、The Velvet Underground 和Shack，歌词深刻思考了医院、道德至高点和为什么“企鹅最棒”。
其他Babyshambles成员要守时得多：平静理智的贝斯手Drew McConnell，34岁，两年前骑车时被一辆时速不过50英里的车撞上，把背给摔断了（继2007年低音提琴倾覆事件之后的第二次“断背”）；吉他手Mik Whitnall，44岁，认真负责但厌世的北方人。眼看着原本充裕的拍照时间一点点溜走，Q决定先与这两位审视一番改头换面的巴黎客Pete Doherty。
“他变得更冷静，不那么爱争执。”McConnell说，“干扰也少了。”Whitnall补充道：“是啊，真是各种混账。”他这样评价伦敦那些缠着Pete Doherty不放的马屁精。如今的McConnell成了Babyshambles的正能量场，那场几乎让他送命的事故使他“对还能活着就无比感激，光是在公园坐坐就想哭”。他的电话响了，是经纪人Andy打来的（Pete Doherty没有手机）：“喂，喂，有人吗？”然后就断线了。他对这类突发状况处之泰然：“谁让我总是被疯子吸引，那样让我更有活着的感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脸色看起来糟糕得可怕的Whitnall。这个看起来简直死气沉沉的男人2008年时每天要花3000英镑满足毒瘾，所幸他现在已经摆脱了魔爪。“我感到很羞愧。”
过去的5年里他们一直在等Pete Doherty为更久以前写的歌录人声，这让Whitnall“前所未有地沮丧，身无分文，又无所事事”。无论从他自己还是Doherty的角度出发，Whitnall的知无不言都已经出乎意料到不太明智的程度。他承认Pete最近对经纪人说“才不鸟什么新专辑巡演”，而且还在巴黎找到了名为“圣杯”的高纯度药物。
“前不久他说：‘这是我嗑药史的巅峰。我现在吸纯的，住巴黎Pigalle红灯区。别的我啥也不想干了。’”又过去两个小时。据说Doherty现在正和他的经纪人“对吼”。他说他牙疼得厉害，“脸上像是钻出了个洞”。终于，他出现在了门前那条路的尽头，可5分钟过去了，他突然变卦“去了Swindon”。20分钟后，我们被要求前去他在卡姆登的临时艺术展，走到半道上时目的地又改为Kentish Town。到达以后，大为不爽的Whitnall告诉我们，Doherty又“滚去Swindon”了。
第二天上午，气馁的Drew McConnell从不见Doherty影子的排练房打来电话试图挽回影响：最终Doherty也没去Swindon，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要崩溃了”。他坚称这种情况有5年没发生过了。他觉得自己因为几夜没睡，“拍照、采访什么的让人害怕……这是自我毁灭”。这一晚他也不会出现在Stoke-on-Trent的演出，不过之后在Bedford他总算来了，头戴大军帽草草混了一场。演出后他耷拉着一边眼皮和一个喜上眉梢的歌迷合影，这张惨不忍睹的照片被歌迷放到推特上，配文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刻。”
2013年7月1日：
迟到11天的Pete Doherty
现身Kentish Town公寓
Doherty向我们招供：“你懂的，老毛病了，惊恐症发作。”
无论你多想踹Pete Doherty这个混球，他毫无掩饰的脆弱总会让你缴械投降。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07年那次，他更是一团糟：刚与当时的女友Kate Moss大闹一场，在如贫民窟般堆满杂物的伦敦公寓里用一个截过的迷你Bailey’s酒瓶吸粉，并且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就是个小破‘独立’音乐人而已，”他哑声抱怨，“把‘独立’的好名声都搞臭了。我就想穿一身黑干坐在墓地里，有什么问题吗？”如今，Pete Doherty似乎清醒了一些，但是岁月不饶人，昔日的漂亮公子哥儿衰老得很快：头发过早地开始花白，尼古丁熏得一口黑牙，脸颊上的一处伤口正在愈合，短袖T恤让遍布上臂的针眼留下的疤痕暴露无遗。东一件西一件摆放着艺术品的起居室里，Doherty抽着“好彩”牌香烟，喝着茶。谈话伊始，他化身喜剧演员Pete，兴致高昂地讲起自己前一天在布拉格巡演时的“鸦片冒险”，出场人物包括男妓、乞丐和一个大脚趾上纹着“No Future”的70岁老人。经纪人Andy戒备地坐在窗台上，惊恐地说：“别讲那个故事了！”
Doherty仍旧是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健谈的家伙。他态度温和、细声细气，语调含混，同时又飘忽不定、矛盾、敏感，总是莫名地改变话题、痛苦地流泪，或是突然就唱起歌来，包括已故英国说唱歌手Derek B 1988年的嘻哈曲“Bad Young Brother”。他发誓“这次我们很认真，以前可是连排练都不排练的”。不过在《Sequel To The Prequel》制作人Stephen Street口中，他是个“不可信任、根本没法儿录”的“傻逼”。“我连着7天没睡了。”Doherty叹道。 演出跳票的时候，他是否在乎观众会认为他压根儿不愿意出现？
“不会有人这么认为，爱音乐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他推诿着，突然有点愤愤然，“随便别人怎么说了，他们自己还翘考试呢。他们没什么理由地就丢掉工作，让家人蒙羞，侮辱朋友。我了解这些人。我猜对他们来说，Babyshambles就像是一份保单（最后什么都能赖我们）。”
我们提到Whitnall的悲惨遭遇以及他说Doherty不愿巡演，Doherty突然招架不住。“哦，不。”他求饶道，“是的，我是搞砸了，是的，真是一团糟。是的，好吧，但我需要这种刺激……好朋友是不能……但你把不守时和不在乎乐队这两件事搞混了。当我思路清楚、精力充沛的时候，毫无疑问我是会演出的。只是……我需要成熟起来，学会自律。这是我欠Mik和Drew的。我爱他们，呜……”
他就这样抽泣起来，双颊颤动，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Mik戒毒成功简直是奇迹。”他调整了一下，“他还没抛弃我，这也太疯狂了。我得像他现在这样过日子。真该死。”
经纪人Andy立刻跳起身来坐到Doherty旁边，鼓励地将一只手放到他背上。提起纯海洛因和红灯区的时候，Doherty怒不可遏起来。“我还是可悲的老一套，你是这个意思吧？”他皱起眉头，“这些只是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而已，但你要知道，我的新歌和毒品一样爽。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但他暂时还对戒毒所不感兴趣。“我的生活完全正常。”Doherty很固执，他觉得这个崇尚“醉生梦死”，却妖魔化瘾君子、将毒品定为非法、把他这样的人送进监狱的社会，简直不可理喻。“拜托，这都2013年了。”他绝望地说，“追求自由还能把自己追求进那该死的监狱去。”
Pete Doherty暂居巴黎的初衷，是参与法国艺术电影《一个世纪儿的忏悔》（Confession Of A Child Of The Century）的拍摄，他在片中饰演一个戴高顶礼帽的浪漫贵族。导演Sylvie Verheyde觉得她的男主角“有教养，学识和诚意”，因此容忍了他的海洛因成瘾，只求他出现在片场。
“别提这茬儿！”经纪人Andy厉声说道。“这片子都被影评人批死了。”Doherty说，“但15年后，他们也许会改口说里面的服装还挺不错的。他们就是这样。”
如今，巴黎成为了他永久的“庇护所”，帮助他躲避警察以及狗仔队。“这边没有八卦小报的传统。”伦敦的生活已经让他无法忍受，与Kate Moss交往、与Amy Winehouse交友的岁月所遗留的“财富”，“即使狗仔队消失也还会一直在”。
沉默突然袭来。“最后我回到乱哄哄的卡姆登，脚踝上绑着他妈的标签。”他终于开口说道，“当时我瘾也很深。我真的无路可逃了。”
那是2011年的夏天，Amy Winehouse去世之后，Pete Doherty刚刚获释。2010年旧识Robyn Whitehead在Doherty位于Hackney的公寓内死亡，Doherty接着又因藏毒入狱。此事Doherty似乎难脱干系，但是他怒而否认，并称媒体都是“变态的混蛋”。Winehouse的死让他深受震动。他们曾交往过一段时间。“我挺敬佩这姑娘的，你知道吗？”他承认，“我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她会挑衅地说：‘你就这点能耐吗？’‘你也不是很会唱歌嘛，不是吗？’我觉得我对她是一见钟情，但是，砰的一下，女王就死了。不过她的音乐里只有光芒，没有悲剧。”
多年以来，Pete Doherty已经历了太多悲剧，但他的光芒却不太够。The Libertines歌迷认为他有成为新一代Morrissey的潜质，但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毒品。他也没有写出过永恒经典的作品，不像Amy Winehouse。“啥意思，我是失败的Morrissey？”他哼唧了一声，“随他们怎么想吧。让他们去写永恒的作品好了，反正那不是我爱做的事。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希望他们偶尔也能找到点和平与快乐。拜托了。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妈的难取悦。”
经纪人Andy说：“别把生命托付给摇滚乐队……”
Doherty神神秘秘地表示，他得避开“雨人”——那是“当局”的意思，因为“这股势力想无缘无故地把我关进盒子（监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的脸扭曲起来，哭得更凶了。“那一次太可怕了，我的朋友Robyn他妈的死了。”Doherty大剌剌地流着眼泪，“葬礼都没请我去，报上却说得我好像是罪魁祸首，而且还因为压根儿不存在的毒品被关进了监狱。你的生活彻彻底底被搞乱了，这已经够要命了，出现在某场演出什么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有时我不得不防着我自己，逃到什么地方把自己给埋起来。正是这种我与生俱来的邪恶本质让我受到了打压。该死。我以为已经找了内心的平静，但现在又不得不退回我不想回去的境地，我知道我得做个采访，因为这就是我……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Doherty拽着T恤领子，露出了胸口的Babyshambles文身。“我他妈的根本不喜欢音乐。”
经纪人Andy：“这话我可不爱听，Pete……”Pete：“但是我该怎么做？我就他妈的喜欢喝Sailor Jerry牌的加香料朗姆酒……来吧，让我们去喝两杯Sailor Jerry。”
2013年7月1日，晚7点：
黑啤、朗姆就真相，
Doherty谈毒瘾。
我们一起坐在附近一间酒吧外，Doherty喝着黑啤和朗姆酒，情绪越来越稳定，正式采访的结束让他松了一口气。“今天你真的问倒我了，没想到会这样，但能发泄一下也挺好的。”乐队的朋友、波兰退伍兵Thomas也来了，经纪人Andy立刻就与他抱怨起来：“Pete现在都闭不上嘴了！”
Pete在巴黎的生活是低调的，他刻意让自己“与伦敦的疯狂乱局切断关系”。他看黑白老电影（Humphrey Bogart，经典战争片），交了个法国女友，“她是清白的，完全不沾毒品”，并且真的穿成一身黑坐在了墓园里：“巴黎的墓地太多了，躲都躲不开。”他的室友是位芭蕾舞女演员。Doherty否认了最近关于（《小鬼当家》主演）Macauley Culkin搬来与他同住的传闻，说那只是小报假想的，就因为Doherty与该演员最近见了近一小时面就安排他去见自己9岁的儿子Astile。“他很迷《小鬼当家》，我想讨好他嘛。”Doherty还和前女友、模特Lindi Hingston有个小女儿Aisling，2011年12月在南非出生。 Pete Doherty开始接受有偿的不插电演出邀约，因为“不得不保持有工作的状态”。他说他早就花光了2010年The Libertines复出巡演的所得，“差不多税后26万英镑什么的”。但无力支付其他税款意味着，“我必须宣布破产”。最近关于他兜售Kate Moss和Amy Winehouse香烟屁股的传闻只是对一句玩笑话的断章取义。“哦，他们老做这种事！”他咆哮道。
Q带来了喜剧演员Russell Brand 2011年夏天写的Amy Winehouse悼文，我们一同读了起来。“成瘾是一种严重的疾病，”Brand这样写道，“它会以监狱、精神治疗机构或死亡告终。并不是所有瘾君子都有Amy那样的才华。或是Kurt Cobain、Jimi Hendrix、Janis Joplin的。有些人收获的只有痛苦。人们所能做的，只有接受这个问题的存在，认识到那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病症，而不是将其视作犯罪或是带有浪漫色彩的装模作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社会看待成瘾患者的方式，他们不是罪犯，而是需要照顾的病人。”
“人们以前是那样想的，海洛因最初就是作为一种药物被创造出来的。”Doherty若有所思地说，“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罪恶，一旦你嗑上了，就成了最低级的生物。”
那么，他自己又是怎么看待成瘾问题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生活方式选择。”他回答，显然不是要博得任何同情，“我都不能和自己9岁的儿子在一起。”
最近他带Astile去西班牙巡演。孩子有问起毒品的事吗？
“是的，他很聪明。他对我说：‘你是不是又吃你的药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在他看来这是件很伤心很错误的事，我不再是他心目中期盼的那个有魅力的人。”
Russell Brand还说所有的瘾君子在谈话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像谁一样心不在焉？”Doherty怯怯地说，然后突然就以异常冷淡的口吻谈论起超脱的必然性。也许真的谁也留不住他的心了吧。“如果你让谁感到失望或是被疏远了，觉得你心不在焉—无论是你的爸爸、儿子还是朋友，你就彻底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冷冷地解释道，“这是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家庭就是这么被破坏的—你离开之后，去和另一群人混在一起，他们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完整的人。不过谁愿意承认那些事呢？谁愿意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他现在觉得自由吗？
“并不总是，不……但大多数时候觉得是。从前我们在小酒馆外讨论自由，还会对空中放枪。而现在，我们甚至连开车时速都不能超过36英里。这个世界到处是充满过多条条框框的毫无生气的战场。但只有一样东西可以穿越一切纷繁苦恼，那就是音乐。”
换句话说，他只要出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