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的月亮
　　
　　母亲骨折住进医院这么大的事．他们当时却统一口径瞒着我。第二天，终于打通了弟弟的手机，他用特别轻松的语气对我说：“昨天家里人都去姥姥家了，所以家里电话才没人接，大家都好，你要安心比赛。”我悬着的心这才算彻底放下来。
　　1000米的1／4决赛中，队友冯凯遭淘汰，决赛中我只得孤军作战。还剩最后半圈，眼看机会来了，我从外道加速超越，就在这时，身旁的美国选手见状突然挡住了我的路线，我俩撞在了一起。结果，这一撞使场上比赛的5个运动员一下子摔倒了4个。唯有原本被甩在后面的实力最弱的一位澳大利亚选手还“站”在跑道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以接受检阅的姿态微笑着缓缓滑过终点，夺得了澳大利亚在冬奥会上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
　　在并不是我长项的1500米决赛中，发生了同样有传奇色彩的一幕，当比赛还剩不到两圈时，美国选手阿波罗突然从后面插上，超越数名选手，紧随韩国的金东圣占据了第二的位置。就在离终点还有半圈多时，他试图超越金东圣但没能成功，结果金东圣率先到达终点，阿波罗第二，我第三。然而，场上裁判认定金东圣“横切”犯规，取消了他的比赛成绩，于是我拿到了自己运动生涯中的第二块奥运会银牌。
　　好景不长，500米复赛时，我意外摔倒，面对4年后又一次在自己的最强项上出现意外，我心里的沮丧、郁闷达到了顶点，比赛完回到奥运村，我默默地收拾着东西，不想说一句话。其他冠军我拿得不计其数，唯独奥运金牌……有的东西就像井底的月亮，近在咫尺却最难得到，与冬奥会金牌的数次擦肩而过也许已经成了一种宿命。5000米接力决赛时，我方一个小队员不慎绊在加拿大队员的冰刀上面，也跌了一跤，一枚接力铜牌为我们的冬奥之旅画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幸好女队不负众望，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大杨扬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此后，她又与队友一起获得了女子3000米接力银牌，并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再夺金牌。
　　从盐湖城回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队员都萌生了退役的念头。第一，自己的年纪摆在这儿，成绩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第二，一旦回到训练馆的冰面上，教练对我们的要求依旧非常严格，身体疲惫还要时时做好挨骂的准备。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么多年下来大家从心态上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这年夏天，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冬季项目的运动员开了一个的英语班。于是，我有了三重身份：队员、学生和助理教练。队里早上6点半出操，我们要提前起床，练一个小时然后去学校上课，上到中午12点回来吃完饭歇一会儿，还得去训练场补上午的训练，然后下午再跟全队一起上冰，晚上吃完饭后磨冰刀，还得背英语单词，有时候累得眼都睁不开……
　　这样的生活过了小半年后，冯凯、袁野、安玉龙，孙丹丹等一批队员陆陆续续退役了，虽然我还在队里，但是也悄悄在心里为今后的生活做着规划：出国充电、买房、结婚……奥运会金牌的梦注定是遗憾，只能做教练以后通过自己的队员来实现了。
　　10月，就在去加拿大的手续都已经办好的时候，队里领导突然找我谈话，由于老将们纷纷退役，无论男队还是女队，新的梯队还没有形成，中国队在世界杯北京站颗粒无收，形势十分严峻，队里希望我能留下，给小队员们做个表率，做个“定心丸”。答应下来?虽然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我的生活却会因为这句话而发生巨大的转变。出国、执教、结婚一系列的憧憬将会重新变回枯燥的训练，每天转不完的圈，受不完的伤。然而看到当时队里青黄不接的状况，最终，我一咬牙对领导点了头，算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吧。那一年，我已经27岁。
　　也是那一年，队友们纷纷结婚生子，每当参加一次婚礼回来，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因为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段感情，也亮起了红灯。她也曾是一名优秀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我的队友。我们恋爱多年，但忙不完的训练、比赛，使我们的婚期一拖再拖。到最后，由于双方个性都太强，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而争吵。终于，某一天，她背上行囊孤独地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航班，而当时的我还在美国大使馆里办着出国比赛的各种手续。我隐约感到，也许我们今后将会踏上两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唯一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
　　
　　从“虾皮儿”到“老妖”
　　
　　我又像过去的20年中一样，重新恢复了系统的训练和按部就班的生活。年近而立的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队员，甚至比一些小队员要大上一半。记得小时候刚刚练滑冰，因为个头儿小，身体单薄，队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虾皮儿”，然而一晃20年过去了，我还是我，队友却已经换了几茬，我的绰号也由讨人喜欢的“虾皮儿”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冰上老妖”。
　　练完一个冬季之后，2003年4月，SARS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肆虐，队里没法维持正常训练，于是放了假，队员们都回了家乡。我窝在长春，不知道这疫情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究竟哪天能回北京，我的心又开始痒起来。
　　我喜欢喝咖啡、喝茶：喜欢跟朋友坐在茶座或咖啡厅里低头不语或谈笑风生的感觉，所以，反正退役之后总是要找个事做，不如索性趁这机会在长春开一家这样的店。从挑选店址到设计装潢再到购买原料，事无巨细，几乎都是我一手操办。几个月的努力过后，一家名叫“第一时间”的咖啡厅开张了。推开门，里面就像一个清幽的林间世界，头上有茂密的枝叶，脚底玻璃下有淙淙的流水。
　　但之后不久，SARS得到了控制，生活秩序又恢复正常。7月份，队里通知我回京恢复训练。2004年1月份将要举行冬运会，我答应代表家乡长春出战，市里领导怕我影响训练，给予了一些补偿后，凝聚着我心血的“第一时间”咖啡厅成为了历史。
　　从这之后的几年里，“退役”成了我头脑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领导谈话也成了家常便饭。2002年，国家队让我留下，为了四年后的冬奥会：2003年，长春市让我继续训练，为了第十届全国冬季运动会：2004年，吉林省让我全力以赴，为了全运会：2005年，都灵冬奥会又迫在眉睫……不知不觉，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里的那句台词一样：“三年之后又三年”，一个循环过去了，我还在无怨无悔地背负着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矛盾中，我也深爱着我的选择。
　　在队里，无论从训练还是生活上我都担当着一个“老大哥”的角色。训练中，发现了问题，我就会去主动跟他们说。因为很多东西教练不好说，比如，挨教练骂，觉得不理解。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这样出来的，在中国这种训练体制下，教练就得充当这个角色，不然运动员就会有惰性。有的小队员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来国家队这个集体了，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谁有困难了，不光我自己，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另外全队20几个人，谁过生日了，大家都会出去买蛋糕：再者赶上周六周日， 大家一起出去唱唱歌，玩一玩，我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他们的想法多少我也有些了解。
　　然而，2005年十运会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几乎崩溃，甚至开始重新思考坚持的意义。
　　一个我曾经很关心的小队员，比赛期间突然在休息室里砸桌子、摔门，走对面时就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或许是因为我的存在无形中制约了他的发展，作为“老大哥”，我体谅他的心情，但是我的所有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为了这件事，我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为了短道，我付出了太多，弟弟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偏又病重，弟弟既要照顾妻子又要照顾母亲，每天都奔波在医院和家之间，有时，实在没办法，只能把母亲托付给街坊邻居。想到这，我决心已定：无论如何，不干了！虽然距离都灵奥运会仅剩200多天。
　　
　　三万英尺高空的邂逅
　　
　　本来应该4月初就回北京备战冬奥会，但我磨蹭到了4月底，都没有回去。一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喝到很晚才回家，早上被电话吵醒，是冬季项目管理中心的领导，他说：“明天，全队要去山西学习，你要尽可能赶回北京来。”我拍拍脑门，让自己清醒一下，然后满口答应下来。穿好衣服，随便装了几件必需品，我就直奔机场。
　　买了票，上了飞机，不久，酒劲还没消，一阵困意袭来，肚子也有些饿。这时，空姐来送餐，她递给我一个汉堡包，我接过来，三口两口就吞进去了，等她给其他乘客发完一回头，看见我手里空空如也，微笑又略带惊诧地说：“先生，您很饿吧。”说着，又递给我一个。我拿着汉堡，同时睡眼朦胧地望着眼前这个女孩，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临下飞机前，我留下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并承诺下次她到了北京一定请她吃饭。那天，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姚姗姗，但我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这个有着甜美微笑的女孩会走进我的生活。这之后，我们除了节日时偶尔发一两条祝福的短信外，再无其他。
　　
　　回到国家队，我的心情仍然很低落，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大赛当前，中心领导们看到我这个样子很着急。王揖涛主任隔三岔五就要找我谈一次话，每次都是他苦口婆心地开始，然后以我冲动地大喊或是摔门而去告终。最长的一次，从下午5点钟一直谈到半夜1点，看着他们恳切的眼神，我的心也在慢慢变软，既然还有能力再为国家拼一次，那就豁出去了吧，已经练了这么多年，不差最后这一下。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国外参加完一个比赛回来，突然收到了姚姗姗发来的短信，她很兴奋地说在电视上看见我比赛了，前一段时间换了手机，所以也没有常联系，一看到她的消息，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天她在飞机上递汉堡时的微笑。几天后，由于工作原因，她真的来北京了，我约她和她同行的朋友们吃了饭。
　　那时，我才知道，在飞机上时，对体育不太感兴趣的她并不认识我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狼吞虎咽的，一定是饿着了。
　　通过那次之后，我们慢慢熟识起来。她是国航吉林分公司的一名空姐，但大多数时间她在公司从事行政工作。在这之前，她曾经在上海和北京的部队文工团当过六年文艺兵，擅长吹萨克斯，虽然是个川妹子，但因为在东北长大，所以说话办事都非常爽气。逐渐的，爱情的种子开始在我们的心里萌芽。作为一个长年在外的运动员，我渴望安定，我看中的不是她出众的外表，而是她带给我的那种恬淡、温暖的家的感觉。
　　其实，在队里虽然大家都亲切地喊我“佳军哥”，但有时我也会感到孤独。如果不是我主动和小队员们开开玩笑，打成一片，平时没事他们基本不会到我房间来，毕竟，我比他们大了十五六岁，坐在一起聊天时，确实会有代沟存在。在备战都灵冬奥会的最后日子里，姗姗每个月都会来北京一两次，这种亲人般的探望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与安慰。
　　为了让队员们最大程度上排除干扰，2006年1月21日，我们从北京启程，奔赴意大利北部小镇奥斯塔进行都灵冬奥会的最后训练。这么多年下来，这种出发对于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小队员们兴奋地往大巴车上搬行李，并不时地跟来送行的人打着招呼，看着眼前这一切，我好像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我把自己的比赛服和头盔都放在了随身的行李中，这样，心里才会觉得踏实。
　　奥斯塔是一个背依大山的北欧小镇，宁静得好像时间都不曾从这里走过，人的心也会一下子静下来。到了这里之后，训练都很正常，上午和晚上要各安排一堂训练课，周末则会专门安排一个休息日。春节也是在这过的，大年三十儿晚上，队里租用了所在酒店的餐厅，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饺子，其实像这样的过年方式我也有过很多次了，但这次心情却有些异样，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最为队员在异乡吃年夜饺子了，席间感情有些复杂。
　　有一天吃早饭时，已经是女队教练的小杨阳过来跟我说：“听说欧洲博彩公司为都灵冬奥会各项目设定了冠军赔率。在男子1500米的赔率表上，你在阿波罗和安贤洙之后，是第三号夺冠热门呢。”我听后笑着回答：“呵呵，看来连赌博公司都知道我最近状态不错，那我自己更得努力了。”话虽这样说，但是我心里明白，能站在都灵的冰场上，就已经够“传奇”了，毕竟岁月不饶人，然而即便这样，内心深处，我依然对胜利充满渴望。在奥斯塔一个田径训练馆里，大家把跑道边的计数牌上的数字调成了“510”我也过去合了张影。
　　“510” ！
　　我要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