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败，诸侯纷纷建立“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国”，各自为政，大兴土木，开启了城市化运动的滥觞。第二次，宋代。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第三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2014年的54.8%，赶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纵向看，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有何不同呢？一是背景不同。第一次是在诸侯争霸、各自为政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二次是在太平盛世、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三次是在城乡二元制的溃堤效应下展开的。二是动力不同。第一波是政治推动；第二波是市场推动；第三波是城市的拉力和政府的推力共同作用。三是目标不同。第一次是“防御﹢贸易”；第二次是“贸易﹢防御”； 第三次，一是社会需求，二是“形象工程”的驱使，三是对GDP的崇拜。四是效果不同。第一波，“城”化的特点明显，巩固了诸侯政权，但同时也加剧了礼崩乐坏的悲剧；第二波“市”化的特点明显；第三波，城镇化成为追求GDP的手段，结果GDP上去了，但民生却没能上去。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一应松动行政级别的束缚；二应扭转资源错配的格局；三应突破制约市场发育的约束。一个良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绿色化”的生态系统，如同一个森林，既有高大乔木，又有低矮灌木和绿遍山野的草地，共生共长，才能生生不息；四应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五应冲破“原住民”的枷锁。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三民”：乡村的农民、城里的市民和流动的“流民”。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在“流民”。如何让“流民”不流，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