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面临其他国家大多不存在的市场主体缺失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一贯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具体到当前，就是要让农民也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这需要通过统一户籍推进就地城镇化、土地确权、改革初次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但是中国还存在着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不仅表现在市场不完善，还表现在缺失市场主体，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是全世界都没有面对过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往往需要重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农民未成为市场主体的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家庭农场制，就是为了构造农场主，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但是这还不够。
　　首先，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必须是新型的城镇化，这是由城市的容量决定的。据测算，如果在人口达到14亿的时候，中国想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需要有12亿人左右居住在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老城区、新城区加新社区的城镇化道路，所谓新社区，就是现在的新农村。通过修建住房形成新社区，然后提供和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样才能让城镇容纳得下，而它的前提之一是全国的户口一元化。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导致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医疗，市民有医疗保险，农民工只有合作医疗。
　　其次，要通过土地确权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去年11月底我带着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调查，那里的改革试点搞的比较早，农民已经有了宅基地的经营权证，有了房产证。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对这一政策非常拥护，认为可媲美当年的土地改革。
　　土地确权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城乡收入大幅度缩小，因为农民可以把土地以及上面的房屋租出去获得财产性收入。当地一个县级市，改革前城乡收入比是3.1∶1，确权后变成了1.9∶1。很多农民都把原来的房子拆了盖四层小楼，第一层租给外来人开店，上面的自住，但是也随时准备着出租给外地人住。二是通过确权前重新丈量，多了20%的土地。这里面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以前土地肥力差别大，所以分配的时候坏地两亩算一亩，现在土地都改良了，不分好坏全是有一亩算一亩；第二，过去的田是一小块一小块分配的，所以有田埂，而且不算面积，现在用拖拉机规模化耕地，不需要田埂了，就可以算土地了；第三，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农民都习惯于少报土地面积，现在没有了农业税，而且农民要依靠土地入股分红，少报了自己会吃亏。
　　最后，让农民成为市场主体还需要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尤其是初次分配体制。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进行的，农民没有土地产权，个体多且分散，受教育程度不足，所以在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次分配也需要调整，主要是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