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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熊希龄先生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了国内外闻名的香山慈幼院（香慈）。父親刘建章是香慈的第一批学子并参加了香慈隆重的开院仪式。后来很多香慈的校友都亲切地称他“老学长”。
一、捕捉香慈渐逝的影子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移驻香山静宜园，并住进了熊希龄先生的故居双清别墅。在这里，毛主席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了渡江战役，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不朽诗篇，还筹备了新政协，筹建了新中国。双清别墅见证了扭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一道道号令的发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毛主席曾动情地谈到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
1920年到1949年3月间，香山专属香慈这所学校。这里的学生主要是孤贫儿童，他们在香山学习生活，直至长大成人。香慈是当时国内慈善教育的一枝独秀。它不仅规模大，设备齐全，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机构。熊希龄先生被董事会推选为院长。他又聘请了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为副院长，负责为学童治病。熊院长提倡对学生施以德、智、体、群全面教育与劳动结合，培育自立精神。他定下的办院宗旨是：“本院为救济孤贫儿童，施以发达身心之完善教养，使植立德、智、技、群四育之基础，而能独立生计，适应社会需要，以养成健全爱国之国民为宗旨。”并且推行了一套将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新式教育体制。他还聘请了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十多名著名教育家组成评议会，以革新精神规划香慈的发展。
熊院长还亲自为香慈撰写《校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这首歌词表达了香慈的教育理念，不仅是香慈学子的座右铭，也体现了熊院长对香慈学子的深切希望和真挚的爱心。香慈，从校舍、教学设备这些硬件建设到师资、教育理念这些软件建设都在和当时的国际接轨，是中国一流的慈善教育。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孤贫儿童没有沦落街头，反而在香慈得到了上好的教养，不但感受到了人间慈爱，而且接受了中西结合的先进文化教育，从而成为有能力爱人、有能力回报社会的人。在熊院长及其两任夫人朱其慧女士和毛彦文女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香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香慈充满智慧和仁爱精神的先进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漫漶在历史深处。
父亲在香慈度过了八年（1920-1928）的少年时光。香慈给了他健康、快乐和文化知识，更给了他为追求理想而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自立于社会的本领，对他早年树立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父亲一生都深深地怀念着它。
二、香慈的“活跃分子”
对于乡下穷孩子父亲来说，进了香慈就等于进了天堂。他很快就适应并喜欢上了香慈的新生活。父亲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善交朋友，颇得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喜爱。他酷爱体育，无论是跑、跳，还是各种球类，他都喜欢，尤其是擅长足球。父亲是香慈足球场上的香饽饽，一有比赛，各队都把他当作制胜法宝争抢。2014年5月17日我在参加“为熊院长扫墓活动”时见到102岁的郭振河老校友，他说他见过我父亲光着脚在操场上踢足球。真正让父亲在香慈体育界大出风头的还是武术。在武术家赵国祥的传授下，父亲习练大刀着迷，很快就从同学里脱颖而出，父亲的春秋大刀表演成了学校的“面子工程”，只要有贵宾来校参观，父亲必定奉命出场耍几下。一来二去，同学们连他的名字也不叫了，直呼“春秋刀”。1948年底父亲在负责接管北平地区交通铁路工作时遇上了也来参加接管的香慈同学王子纲（原名杨炳玉，原邮电部部长）。刚一见面，王子纲惊呼道——你是香慈的“春秋刀”刘建章！父亲也认出了这位曾是他网球场上的球友“左撇子杨”！1928年他们从香慈分别后，一个北上东满，一个南下苏区，20多年后竟在故里不期而遇，成了北平城市的接管者。
父亲还是文艺特长生。刚入学那年，就因为男扮女装饰演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中的雨点仙姑，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升入中学后，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多个文化戏曲团体，自编自排小话剧、戏曲、歌曲合唱等。不仅在学校演，还去外校“交流”，甚至到社会上演。根据熊院长的安排，父亲还曾带领香慈文艺队、武术队参加过北京各界人士在北海公园举行长江水灾救济会的义演募捐活动。
在香山“森玉笏”处，有一处摩崖石刻，是当年熊院长题写的七绝：“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诗中“群儿”指的就是香慈的童子军。对这首诗，父亲到晚年仍记忆犹新。熊院长对童子军要求很严格，为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独立生活能力，专挑身体强健、守纪爱院的同学参加，以“智、仁、勇”三个字规范童子军的行动。父亲不仅成功入选，还因能力强、威信高而当选童子军中队长。他常常按照童子军教练的要求率领着他的“战士”们训练队列，搞“童子军追踪术”。1925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灵柩移送到香山碧云寺暂厝，熊院长组织全院师生参加追悼活动，还亲自点名要童子军列队参加，维护会场内外秩序。父亲带领他的中队站在最前排护灵。父亲曾回忆：自己有幸参加追悼仪式，虽然很悲痛，但是也非常荣幸，是终身难忘的事。
父亲从到香慈上学起，开始接触外界、接触社会，逐渐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军阀混战，战火连年不断的惨景和恶果，对他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是课堂上学不到的。香慈受女红十字会委托，多次组织师生救护队赴前线救死扶伤。1925年1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天津至北京一带开战，双方士兵伤亡惨重。熊院长亲率几百名香慈师生组成救护队奔赴战场，这回，刚刚进入中学一年级的父亲参加了救护队。父亲曾回忆：在我少年时代，就能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在残酷流血的战争中，经受死亡威胁伤兵的悲惨境遇，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也使我开始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国家，使我对军阀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熊院长所说的为社会“牺牲”——“战场救护很危险，也有可能负伤甚至牺牲，但牺牲自己救助别人是世间最高尚的德行，也是香慈精神的真谛”有了一点实际体验。从那时起，父亲的思想开始飞出课堂，思考中国苦难和外面世界的事了。 升入中学后，父亲很热衷于参加香慈为高年级学生安排的关于社会学、时事政治的讲座课。被请来做讲座的是北京各大院校的老师或学生，他们中的多半是那个时代的“愤青”。在这些青年激情澎湃的讲述中，父亲知道了辛亥革命，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秋瑾、徐锡麟，知道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知道了蔡锷的护国运动，知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知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也知道了共产党。早在1925年，李大钊就把他的信仰——共产主义带进了香慈，这崭新的思想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那时的父亲还不知道，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香慈已经悄悄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可靠据点之一。熊院长虽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思想开明，欢迎有学识的学者来院任教，也不拒绝思想进步的人士来当教员。对香慈的共产党活动态度宽容，“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
父亲在香慈是有影响的“活跃分子”，很快就成为香慈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在党组织的启发下，他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新潮》和《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父亲还积极参加了当时社会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活动：1925年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大游行、1926年北京万余市民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和“三一八惨案”发生期间的各项集会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坚定了父亲的革命信念。
1926年8月，16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香慈镇南房师范中二班教员预备室秘密进行的。教师党员郭乃岑以证明人的身份，学生党员夏基鸿和鲍双印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见证了父亲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不久，父亲担任了香慈党支部书记。在他任职期间（1926年冬～1928年初），活动比以前有较多增加，特别是有意识地选派党团员去担任学生自治会、班委会的要职，在学校文艺、体育团体中起骨干作用。党团员们借着搞活动，组织读书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团结了一大批同学，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有革命追求的积极分子并最终将他们吸收进党的怀抱。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屠杀。父亲最敬佩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惨遭绞杀，父亲的直接上级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吴可，还有他的入党介绍人鲍双印也被捕牺牲。其间，大批警察还突然闯进香慈，声言香慈窝藏有共产党。幸亏父亲他们机智对应，加上熊院长出面交涉，香慈党组织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亲密战友们的牺牲，父亲从没退缩过，而是更勇敢、更坚强、更加坚定革命信念。在同一时期，香慈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反呈逆势增长，由原来的30多名发展到70多名，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父亲在加入中共的香慈学生中是一位标志性人物。
根据父亲回忆：1928年3月，应吉林省教育厅聘请香慈毕业生去延边地区（东满）执教，先后有三批共计40余人。首批是28人，其中有党员11人，父亲是领队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与延边党组织联系。原香慈师范班毕业生关贵荣当时在天津《庸报》做记者，曾写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香山慈幼院同学乘风破浪驶出大沽口》，记述了父亲他们从天津乘船去东满的经过。
1928年8月，经中共满洲省临委批准，中共延边区委在龙井《民声报》社正式成立，父亲任区委组织委员、后曾接任区委书记。同年9月，延边共有党员22名，先后建立起10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均由香慈的党员担任。父亲是和龙建党第一人，后来还是珲春首任县委书记。显而易见，香慈党员同学们是中共在延边建立的火种，他们为延边地区建党开创了历史性新局面。
1930年，东满特支（区委改为特支）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暴动”，还相继成立了东北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暴动失败后，香慈来延边任教的全部小学教师都被解聘，大家被迫另找生路。父亲从延吉辗转龙井到珲春继续坚持为党工作，但他时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的身份已暴露，被敌人在延边全境内指名搜捕追殺……父亲不得不当机立断离开延边。虽然大部分香慈同学离开了延边，他们在那里撒下的革命火种，永远是延边革命斗争历史大潮中的一束灿烂的光环。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留在延边的几位同学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曹亚范、贺锡光、王玉栋同学血染沙场，英勇牺牲;王增权同学身负重伤，终生残疾，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三、传承和倡扬香慈精神
香慈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是我在追忆父亲一生的足迹中才逐渐感受到的。虽然父亲1928年就离开香慈走向了社会，但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把在香慈对他的“熏陶”发挥到极致。
父亲在延边和龙县公立六校（现名和龙市第二实验小学）任教期间，按照香慈的模式，在学校建立起童子军，他亲自担任教练，以合法名义宣传革命、宣传抗日，使童子军逐渐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骨干队伍。
父亲曾因“共党嫌疑”罪，被监禁在延吉监狱。在狱中，他以武术结友，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在押犯人传播革命思想，成为狱中“名正言顺”的“教师爷”。父亲还把典狱长的勤务兵申守义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团结影响了不少狱友成为同情、勇于舍身掩护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后来无论是在延吉北山小学，还是在河北景县县立白家寺、王谦寺高小和大刘小学，以及景县乡村师范，父亲都能把当年在香慈奠基下的一招一式的办学经验使出来：成立学生自治会和各类文艺、体育团体，在周末定期组织学生搞演讲、文艺演出和办农民夜校，策动支持学潮，主题都是围绕着宣传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在王谦寺高小编排了一套抗日救亡题材的大型团体操“国耻操”，在全县学校体操观摩大会上荣获一等奖，引起了景县教育界的轰动，被群众誉为“金章”。
即使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父亲也没有停止过发展党员为党工作。1932年，父亲终于和中共河北省委接上关系，在王谦寺高小秘密建立了中共景县第一个党支部。1933年，报经河北省委批准，首届中共景县委员会在景县民众教育馆秘密建立，父亲担任县委书记。 说到景县民众教育馆，1933年初，父亲被调到该馆任主任兼旬刊报社社长。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兼管全县的民众学校。有了中共党组织的力量，父亲的“招式”更上一筹。着手在全县增建农民夜校，把党员和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安排在各个夜校中讲课，使广大农民能够了解和接受共产党宣传的一些革命道理。充实图书馆书籍报刊并多样化，特别是那些介绍新思想的新潮书籍，给景县陈腐凝滞的教育界、知识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成了城乡各级别各类别知识分子、开明绅士最喜欢的去处。这些文化精英们在这里借阅图书报刊，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国家大事县政大事。父亲因势利导，组织人们成立了读书会、读报会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还设立了“红角书”，把进步书刊借给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人。其中，以乡村师范学生领袖王任重为首的读书会最为活跃，王任重本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实，何止王任重一人，他的读书会成员后来有一半人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还先后把图书部主任、游艺部主任等十多名教育馆职员发展为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彻底掌握了景县民众教育的领导权。国民党原本打算对民众进行“党化”教育的地方成了共产党宣传抗日、抨击时弊的根据地，为后来的景县抗日救亡起到了启发民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据香慈老校友萧岳岚回忆，1954年曾和我父亲刘建章、王子纲、李道举等校友一起游览香山，重温香慈故景。他们爬上了双清别墅半山亭，看到双清别墅的大门旁立着一块说明碑，文字的大意是“双清别墅原是北洋政府官僚熊希龄的住宅”。父亲他们都感觉到人们不了解熊希龄先生办香慈的初衷，以及对社会、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们有责任做出解释、澄清。讲熊希龄院长和香慈的故事，一直是他们的未竟心愿。
四、圆满主导熊希龄先生灵骨归葬香山
在父亲和老校友们的努力下，1988年香慈北京校友会成立了（香慈旅台校友会1948年成立）。父亲作为名誉会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校友会的名义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申请，将香慈创办人熊希龄先生的灵骨从香港迁回北京香山熊氏墓园。
熊希龄先生逝世后，半个多世纪一直暂厝于香港华人永远墓地。能将熊先生的灵骨迁移入葬香山熊氏家族墓园既是熊氏家族后人的夙愿，也是众多香慈校友们的愿望。1990年，父亲与在台湾的毛彦文女士有了书信往来，并受她的委托，定于1992年5月17日在北京香山熊氏墓园举行熊先生的灵骨安葬仪式。5月17日，在熊希龄灵骨迎接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先生的历史功绩。父亲代表香慈北京校友会讲话，道出了香慈学子们尚未公开发出过的心声。
1993年，六姐玉民由时任香慈旅台校友会会长常锡桢安排，在台湾替父亲拜访了毛彦文女士，并转交了父亲的亲笔问候信和礼物，以及《熊希龄先生归葬纪念册》和《人民日报》刊发的关于熊希龄基金会的刊样。父亲与香慈的校友们为倡扬香慈精神、促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资料显示，从香慈创办到1949年，有6000多名孤贫儿童被培养成才。他们有的参加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国家的中高级干部，有的升入大学或留学欧美深造（截至1935年由香慈资助考入大学的有107人），成为国家科教和工农业战线的栋梁之才。
感谢香慈百年庆典筹备组的老师们在疫情中给我传来了晚年的父亲和老校友们聚会的照片以及相关资料。特别让我惊喜的是除了我知道的老校友王子纲、赵志刚（原邮电部副部长）、梁一鸣（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外，还有谢家泽、张立志和盛长忠等老校友也是父亲的同班/期学友！他们是1928年由香慈资助考入南开大学的。
熊希龄先生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慈善与教育事业，这对羸弱旧中国的孤贫儿童来说可谓雪中送炭。香慈的创立和发展充满传奇色彩。它是艰难时世中的一抹亮色，它关爱弱者，推举民主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继、发扬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一个人，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仍然活在很多人心中;一座学校，至今谈起，仍令一群耄耋老人感念追记。到今天的香山，人们可能看不到这所学校的名字，但旧址犹存。每年的5月、7月，还都有一群老校友汇集于此，热切地谈起这位伟人：熊希龄，然后谈起自己在这座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
父亲和他的老校友们已经用自己的一生回报了熊院长，证明了香慈的新型教育理念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倡扬的。
2020年是香慈建院100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这两个100年和父亲的人生息息相关。父亲的革命生涯始于香山慈幼院。
（刘建章为原铁道部部长，作者为刘建章之女）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一、捕捉香慈渐逝的影子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移驻香山静宜园，并住进了熊希龄先生的故居双清别墅。在这里，毛主席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了渡江战役，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不朽诗篇，还筹备了新政协，筹建了新中国。双清别墅见证了扭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一道道号令的发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毛主席曾动情地谈到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
1920年到1949年3月间，香山专属香慈这所学校。这里的学生主要是孤贫儿童，他们在香山学习生活，直至长大成人。香慈是当时国内慈善教育的一枝独秀。它不仅规模大，设备齐全，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机构。熊希龄先生被董事会推选为院长。他又聘请了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为副院长，负责为学童治病。熊院长提倡对学生施以德、智、体、群全面教育与劳动结合，培育自立精神。他定下的办院宗旨是：“本院为救济孤贫儿童，施以发达身心之完善教养，使植立德、智、技、群四育之基础，而能独立生计，适应社会需要，以养成健全爱国之国民为宗旨。”并且推行了一套将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新式教育体制。他还聘请了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十多名著名教育家组成评议会，以革新精神规划香慈的发展。
熊院长还亲自为香慈撰写《校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这首歌词表达了香慈的教育理念，不仅是香慈学子的座右铭，也体现了熊院长对香慈学子的深切希望和真挚的爱心。香慈，从校舍、教学设备这些硬件建设到师资、教育理念这些软件建设都在和当时的国际接轨，是中国一流的慈善教育。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孤贫儿童没有沦落街头，反而在香慈得到了上好的教养，不但感受到了人间慈爱，而且接受了中西结合的先进文化教育，从而成为有能力爱人、有能力回报社会的人。在熊院长及其两任夫人朱其慧女士和毛彦文女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香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香慈充满智慧和仁爱精神的先进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漫漶在历史深处。
父亲在香慈度过了八年（1920-1928）的少年时光。香慈给了他健康、快乐和文化知识，更给了他为追求理想而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自立于社会的本领，对他早年树立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父亲一生都深深地怀念着它。
二、香慈的“活跃分子”
对于乡下穷孩子父亲来说，进了香慈就等于进了天堂。他很快就适应并喜欢上了香慈的新生活。父亲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善交朋友，颇得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喜爱。他酷爱体育，无论是跑、跳，还是各种球类，他都喜欢，尤其是擅长足球。父亲是香慈足球场上的香饽饽，一有比赛，各队都把他当作制胜法宝争抢。2014年5月17日我在参加“为熊院长扫墓活动”时见到102岁的郭振河老校友，他说他见过我父亲光着脚在操场上踢足球。真正让父亲在香慈体育界大出风头的还是武术。在武术家赵国祥的传授下，父亲习练大刀着迷，很快就从同学里脱颖而出，父亲的春秋大刀表演成了学校的“面子工程”，只要有贵宾来校参观，父亲必定奉命出场耍几下。一来二去，同学们连他的名字也不叫了，直呼“春秋刀”。1948年底父亲在负责接管北平地区交通铁路工作时遇上了也来参加接管的香慈同学王子纲（原名杨炳玉，原邮电部部长）。刚一见面，王子纲惊呼道——你是香慈的“春秋刀”刘建章！父亲也认出了这位曾是他网球场上的球友“左撇子杨”！1928年他们从香慈分别后，一个北上东满，一个南下苏区，20多年后竟在故里不期而遇，成了北平城市的接管者。
父亲还是文艺特长生。刚入学那年，就因为男扮女装饰演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中的雨点仙姑，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升入中学后，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多个文化戏曲团体，自编自排小话剧、戏曲、歌曲合唱等。不仅在学校演，还去外校“交流”，甚至到社会上演。根据熊院长的安排，父亲还曾带领香慈文艺队、武术队参加过北京各界人士在北海公园举行长江水灾救济会的义演募捐活动。
在香山“森玉笏”处，有一处摩崖石刻，是当年熊院长题写的七绝：“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诗中“群儿”指的就是香慈的童子军。对这首诗，父亲到晚年仍记忆犹新。熊院长对童子军要求很严格，为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独立生活能力，专挑身体强健、守纪爱院的同学参加，以“智、仁、勇”三个字规范童子军的行动。父亲不仅成功入选，还因能力强、威信高而当选童子军中队长。他常常按照童子军教练的要求率领着他的“战士”们训练队列，搞“童子军追踪术”。1925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灵柩移送到香山碧云寺暂厝，熊院长组织全院师生参加追悼活动，还亲自点名要童子军列队参加，维护会场内外秩序。父亲带领他的中队站在最前排护灵。父亲曾回忆：自己有幸参加追悼仪式，虽然很悲痛，但是也非常荣幸，是终身难忘的事。
父亲从到香慈上学起，开始接触外界、接触社会，逐渐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军阀混战，战火连年不断的惨景和恶果，对他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是课堂上学不到的。香慈受女红十字会委托，多次组织师生救护队赴前线救死扶伤。1925年1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天津至北京一带开战，双方士兵伤亡惨重。熊院长亲率几百名香慈师生组成救护队奔赴战场，这回，刚刚进入中学一年级的父亲参加了救护队。父亲曾回忆：在我少年时代，就能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在残酷流血的战争中，经受死亡威胁伤兵的悲惨境遇，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也使我开始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国家，使我对军阀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熊院长所说的为社会“牺牲”——“战场救护很危险，也有可能负伤甚至牺牲，但牺牲自己救助别人是世间最高尚的德行，也是香慈精神的真谛”有了一点实际体验。从那时起，父亲的思想开始飞出课堂，思考中国苦难和外面世界的事了。 升入中学后，父亲很热衷于参加香慈为高年级学生安排的关于社会学、时事政治的讲座课。被请来做讲座的是北京各大院校的老师或学生，他们中的多半是那个时代的“愤青”。在这些青年激情澎湃的讲述中，父亲知道了辛亥革命，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秋瑾、徐锡麟，知道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知道了蔡锷的护国运动，知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知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也知道了共产党。早在1925年，李大钊就把他的信仰——共产主义带进了香慈，这崭新的思想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那时的父亲还不知道，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香慈已经悄悄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可靠据点之一。熊院长虽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思想开明，欢迎有学识的学者来院任教，也不拒绝思想进步的人士来当教员。对香慈的共产党活动态度宽容，“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
父亲在香慈是有影响的“活跃分子”，很快就成为香慈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在党组织的启发下，他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新潮》和《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父亲还积极参加了当时社会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活动：1925年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大游行、1926年北京万余市民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和“三一八惨案”发生期间的各项集会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坚定了父亲的革命信念。
1926年8月，16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香慈镇南房师范中二班教员预备室秘密进行的。教师党员郭乃岑以证明人的身份，学生党员夏基鸿和鲍双印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见证了父亲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不久，父亲担任了香慈党支部书记。在他任职期间（1926年冬～1928年初），活动比以前有较多增加，特别是有意识地选派党团员去担任学生自治会、班委会的要职，在学校文艺、体育团体中起骨干作用。党团员们借着搞活动，组织读书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团结了一大批同学，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有革命追求的积极分子并最终将他们吸收进党的怀抱。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屠杀。父亲最敬佩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惨遭绞杀，父亲的直接上级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吴可，还有他的入党介绍人鲍双印也被捕牺牲。其间，大批警察还突然闯进香慈，声言香慈窝藏有共产党。幸亏父亲他们机智对应，加上熊院长出面交涉，香慈党组织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亲密战友们的牺牲，父亲从没退缩过，而是更勇敢、更坚强、更加坚定革命信念。在同一时期，香慈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反呈逆势增长，由原来的30多名发展到70多名，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父亲在加入中共的香慈学生中是一位标志性人物。
根据父亲回忆：1928年3月，应吉林省教育厅聘请香慈毕业生去延边地区（东满）执教，先后有三批共计40余人。首批是28人，其中有党员11人，父亲是领队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与延边党组织联系。原香慈师范班毕业生关贵荣当时在天津《庸报》做记者，曾写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香山慈幼院同学乘风破浪驶出大沽口》，记述了父亲他们从天津乘船去东满的经过。
1928年8月，经中共满洲省临委批准，中共延边区委在龙井《民声报》社正式成立，父亲任区委组织委员、后曾接任区委书记。同年9月，延边共有党员22名，先后建立起10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均由香慈的党员担任。父亲是和龙建党第一人，后来还是珲春首任县委书记。显而易见，香慈党员同学们是中共在延边建立的火种，他们为延边地区建党开创了历史性新局面。
1930年，东满特支（区委改为特支）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暴动”，还相继成立了东北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暴动失败后，香慈来延边任教的全部小学教师都被解聘，大家被迫另找生路。父亲从延吉辗转龙井到珲春继续坚持为党工作，但他时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的身份已暴露，被敌人在延边全境内指名搜捕追殺……父亲不得不当机立断离开延边。虽然大部分香慈同学离开了延边，他们在那里撒下的革命火种，永远是延边革命斗争历史大潮中的一束灿烂的光环。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留在延边的几位同学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曹亚范、贺锡光、王玉栋同学血染沙场，英勇牺牲;王增权同学身负重伤，终生残疾，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三、传承和倡扬香慈精神
香慈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是我在追忆父亲一生的足迹中才逐渐感受到的。虽然父亲1928年就离开香慈走向了社会，但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把在香慈对他的“熏陶”发挥到极致。
父亲在延边和龙县公立六校（现名和龙市第二实验小学）任教期间，按照香慈的模式，在学校建立起童子军，他亲自担任教练，以合法名义宣传革命、宣传抗日，使童子军逐渐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骨干队伍。
父亲曾因“共党嫌疑”罪，被监禁在延吉监狱。在狱中，他以武术结友，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在押犯人传播革命思想，成为狱中“名正言顺”的“教师爷”。父亲还把典狱长的勤务兵申守义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团结影响了不少狱友成为同情、勇于舍身掩护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后来无论是在延吉北山小学，还是在河北景县县立白家寺、王谦寺高小和大刘小学，以及景县乡村师范，父亲都能把当年在香慈奠基下的一招一式的办学经验使出来：成立学生自治会和各类文艺、体育团体，在周末定期组织学生搞演讲、文艺演出和办农民夜校，策动支持学潮，主题都是围绕着宣传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在王谦寺高小编排了一套抗日救亡题材的大型团体操“国耻操”，在全县学校体操观摩大会上荣获一等奖，引起了景县教育界的轰动，被群众誉为“金章”。
即使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父亲也没有停止过发展党员为党工作。1932年，父亲终于和中共河北省委接上关系，在王谦寺高小秘密建立了中共景县第一个党支部。1933年，报经河北省委批准，首届中共景县委员会在景县民众教育馆秘密建立，父亲担任县委书记。 说到景县民众教育馆，1933年初，父亲被调到该馆任主任兼旬刊报社社长。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兼管全县的民众学校。有了中共党组织的力量，父亲的“招式”更上一筹。着手在全县增建农民夜校，把党员和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安排在各个夜校中讲课，使广大农民能够了解和接受共产党宣传的一些革命道理。充实图书馆书籍报刊并多样化，特别是那些介绍新思想的新潮书籍，给景县陈腐凝滞的教育界、知识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成了城乡各级别各类别知识分子、开明绅士最喜欢的去处。这些文化精英们在这里借阅图书报刊，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国家大事县政大事。父亲因势利导，组织人们成立了读书会、读报会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还设立了“红角书”，把进步书刊借给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人。其中，以乡村师范学生领袖王任重为首的读书会最为活跃，王任重本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实，何止王任重一人，他的读书会成员后来有一半人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还先后把图书部主任、游艺部主任等十多名教育馆职员发展为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彻底掌握了景县民众教育的领导权。国民党原本打算对民众进行“党化”教育的地方成了共产党宣传抗日、抨击时弊的根据地，为后来的景县抗日救亡起到了启发民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据香慈老校友萧岳岚回忆，1954年曾和我父亲刘建章、王子纲、李道举等校友一起游览香山，重温香慈故景。他们爬上了双清别墅半山亭，看到双清别墅的大门旁立着一块说明碑，文字的大意是“双清别墅原是北洋政府官僚熊希龄的住宅”。父亲他们都感觉到人们不了解熊希龄先生办香慈的初衷，以及对社会、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们有责任做出解释、澄清。讲熊希龄院长和香慈的故事，一直是他们的未竟心愿。
四、圆满主导熊希龄先生灵骨归葬香山
在父亲和老校友们的努力下，1988年香慈北京校友会成立了（香慈旅台校友会1948年成立）。父亲作为名誉会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校友会的名义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申请，将香慈创办人熊希龄先生的灵骨从香港迁回北京香山熊氏墓园。
熊希龄先生逝世后，半个多世纪一直暂厝于香港华人永远墓地。能将熊先生的灵骨迁移入葬香山熊氏家族墓园既是熊氏家族后人的夙愿，也是众多香慈校友们的愿望。1990年，父亲与在台湾的毛彦文女士有了书信往来，并受她的委托，定于1992年5月17日在北京香山熊氏墓园举行熊先生的灵骨安葬仪式。5月17日，在熊希龄灵骨迎接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先生的历史功绩。父亲代表香慈北京校友会讲话，道出了香慈学子们尚未公开发出过的心声。
1993年，六姐玉民由时任香慈旅台校友会会长常锡桢安排，在台湾替父亲拜访了毛彦文女士，并转交了父亲的亲笔问候信和礼物，以及《熊希龄先生归葬纪念册》和《人民日报》刊发的关于熊希龄基金会的刊样。父亲与香慈的校友们为倡扬香慈精神、促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资料显示，从香慈创办到1949年，有6000多名孤贫儿童被培养成才。他们有的参加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国家的中高级干部，有的升入大学或留学欧美深造（截至1935年由香慈资助考入大学的有107人），成为国家科教和工农业战线的栋梁之才。
感谢香慈百年庆典筹备组的老师们在疫情中给我传来了晚年的父亲和老校友们聚会的照片以及相关资料。特别让我惊喜的是除了我知道的老校友王子纲、赵志刚（原邮电部副部长）、梁一鸣（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外，还有谢家泽、张立志和盛长忠等老校友也是父亲的同班/期学友！他们是1928年由香慈资助考入南开大学的。
熊希龄先生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慈善与教育事业，这对羸弱旧中国的孤贫儿童来说可谓雪中送炭。香慈的创立和发展充满传奇色彩。它是艰难时世中的一抹亮色，它关爱弱者，推举民主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继、发扬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一个人，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仍然活在很多人心中;一座学校，至今谈起，仍令一群耄耋老人感念追记。到今天的香山，人们可能看不到这所学校的名字，但旧址犹存。每年的5月、7月，还都有一群老校友汇集于此，热切地谈起这位伟人：熊希龄，然后谈起自己在这座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
父亲和他的老校友们已经用自己的一生回报了熊院长，证明了香慈的新型教育理念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倡扬的。
2020年是香慈建院100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这两个100年和父亲的人生息息相关。父亲的革命生涯始于香山慈幼院。
（刘建章为原铁道部部长，作者为刘建章之女）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