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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已经成为经典，尤其是每当瘟疫横行之际，这本書的热度便会飙升，人们在文学中寻找着解药与抚慰。2003年非典时期，我终于第一次读完了此前总是读不完的《鼠疫》。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沉迷于现代主义的炫目技艺里，更偏爱马尔克斯的那类传奇性故事，或是博尔赫斯的智性讲述，而《鼠疫》的踏实叙事与大密度议论，一点也不炫目;它与现实主义作品具备的流畅故事也不一样，它终究是沉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非典”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到了夏季的时候就销声匿迹了，随之销声匿迹的还有我对“非典”和《鼠疫》的记忆。
彻底忘记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2004年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确实极少再去回忆“非典”和《鼠疫》，那完全变成了一段“非典型”的记忆。十七年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其态势比“非典”时期更加严酷。身体被隔离在家，信息通过网络蜂拥而至，内心如躁动不宁的苍蝇。手头的计划被强行打断了，再一次，《鼠疫》被摆上了桌面。此时，心中已经相当明晰：《鼠疫》依然是经典，正如“非典”绝非“非典型”的，而是人类将要不断面对陌生病毒的典型状况。
读之前，暗暗下定决心，要求自己这次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能像上次那样浮光掠影。不过，我很快发现，这样的要求是多余的，这一次我竟然和这本小说取得了如此强烈的共情感受，仿佛加缪是专门为了我们置身的此刻而写作此书的。
2
这本小说首次出版于1947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之后，加缪在扉页上放了英国作家笛福的一句话：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理同等合理。”
用另一样事物来表现这一样事物，这便是隐喻和象征。因此，明显可以看到这句话意味着《鼠疫》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有所指的，是试图涉及人类生活很多方面的，而不仅仅写鼠疫。在小说的开头，叙述人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淡化地方的独特性，在强调笔下这一切事件与情感的普遍性。
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这本书的初衷并非真的事关鼠疫或瘟疫本身，而是想让读者从中思考更多，比如历史的困境，比如权力的暴政，比如存在的困境，等等，但读者的关切点却因为对瘟疫的恐怖，总是牢牢地锁定在瘟疫这个主题上边。因此，尽管小说的象征很重要，但小说的身体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小说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我们想给世人呈现出树冠的灿烂辉煌，但是，树干的粗壮也很重要，地下看不见的树根就更加重要了。在《鼠疫》里边，树冠是小说的象征维度，树干就是《鼠疫》的现实故事，树根则是历史上人类不断遭受瘟疫侵袭的悲惨记忆。这个树根扎根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深处，它接通了一个犹如深渊般不可测度的暗经验，为小说精神的壮大提供了丰沛的营养。正是它的极度之暗，才让小说的可能性获得了极度之亮，从而使得如此朴素、踏实乃至沉闷的叙事能够抵达存在的勇气与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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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春天，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这种反讽耐人寻味。然后，书中提到，要了解一个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探索那里的人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这个说法至今适用，这便是文学理解世界的视角。
在那个年代，同胞们的工作也是十分辛苦的，也永远都是为了发财，因而人们感到厌倦，但同时又让自己习惯。我们距离那个年代，时隔将尽百年，我们早已习惯了带着厌倦去工作。我们甚至已经感受不到这种厌倦，这种厌倦成了我们的存在结构，让我们罹患抑郁症。
故事发生之地，这个虚构的城市名叫阿赫兰。他一再强调阿赫兰是一个纯粹的现代城市。他定义了现代城市：那就是一个乏味的城市。当死亡突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的感觉？此外，这里和后边的“他”，不完全是加缪，也不完全是叙事者，“他”是这两者的混合。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会理解，当你写作时，你是另一个人。其实，那另一个人就是你本人和叙事人的混合。这是写作的奥秘。
这部小说很有特点，叙事角度站在一个观察者的立场上，审视群体的变化。它既置身事内，又不断观察，这种视角兼容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
阿赫兰是一个海滨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太奇怪了，是背对着大海建造的，谁都不可能看见大海。这里面大有意思，大海代表着希望和开阔，但是，人们建造城市的时候却背对着大海，背对着大自然，背对着那种辽阔的秩序。这就正如人类背对着那些莫可名状的疾病与灾难，没法看见，更没法防御。人类对此是盲目的，也是主动去逃避的。
所以，这个铺垫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个时候，小说才提到了主人公，是一个医生，叫贝尔纳·里厄。在这一天，他看到了很多死老鼠。但是他在跟门房的对话中，门房却自豪地说，那些畜生不敢来，因为他在监视着它们。但是，监视毫无用处，死老鼠开始越来越多。小说中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
门房死了。
然后，是简洁的几个字：他的妻子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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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塔鲁出场了。他是个外地的游客，应该在此地住了有段日子。他平素喜欢观察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然后记下来。比如他记录了一个举止怪异的老头。老头喜欢从窗户探出脑袋，向楼下的猫咪吐口水。
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科塔尔。这是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古怪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逃犯。
接着，登场的是格朗，书中直接说，这是一个正面角色，是值得肯定的角色。但格朗其实没有什么特点，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职业是个政府小雇员，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家研习写作，想出版一本小说。格朗的身体比较孱弱。里厄医生觉得格朗肯定可以撑得过去。他提出了一种神秘论：诡异的是，鼠疫往往会放过身体孱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
格朗家里有两三本词典，还有粉笔和黑板，想到好句子他就在上边写写改改。在那个年代，研习写作是一件高雅和高尚的事情。里厄医生觉得，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鼠疫一定是没有前途的。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在当时写作是很受尊重的，是一种非常体面的爱好。如今，也不能说写作作为癖好就不體面，但着实谈不上那么体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头谁能把写作当成真正的无功利的爱好，依然是值得受到尊重的。
科塔尔和格朗住在同一栋楼上。科塔尔自杀，被格朗救下。
塔鲁、科塔尔、格朗，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类人。塔鲁代表了外来者，来审视这座爆发了瘟疫的城市;科塔尔靠近“恶”，格朗靠近“善”。这三个人的共同点也很明了，他们都是典型的小人物。而里厄医生虽然说自己不是英雄，但他依然带有英雄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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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里边提到了中国，触目惊心。里厄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1894年，广州曾经爆发过鼠疫。广州，这是我居住的城市。也许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疾病史。想想近二十年来，就流行过“非典”，流行过“登革热”，这真是一个骇人的现实。
因此，里厄对鼠疫并不陌生。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觉得鼠疫在西方应该已经绝迹了。这时，他纠正了自己，哪里在西方绝迹了？二十年前在巴黎就爆发过鼠疫。人们就是如此健忘！
这时才亮出关键点：这好像是鼠疫。
小说写到这个地方，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名词。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在里厄医生心中酝酿已久的猜测，终于变成了具体的话语。
因此，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刻。
他在这里批评了所谓的传统“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他们觉得天灾不是现实，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因为那些人文主义者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应当理性。
报纸对老鼠事件进行报道，喋喋不休，可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这表达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人在本质上的孤独，以及世界在这种孤独中所显露出的荒诞。
小说进一步阐述这种观念：人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死亡才是可见的。但人类的大部分死亡都是隐秘的，是无声无息的，是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传说。他偏激地说，把那些电影院里的观众拉出来集合在街上一起死去，才能让人看清死亡。这真是一种极端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死亡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们总是忽略或扭曲抽象的事物，而难以回避庞大具体的事物。
瘟疫当头，任何抽象都失去了意义，世界突然变得无比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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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家用一个小句子就能惊到你：“天黑后，人们的谈话仿佛不自觉提高了音调。”这真是一种敏锐的观察力，或者是一种虚构的智慧。
人们在天黑时未必真的会如此，但这个细节让我们仿佛置身在了那个爆发鼠疫的黄昏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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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到这个地方，来到了对局面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层。叙事人说，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发布的官方公报仍然很乐观。
当省长接到他们的汇报时，要他们正式确认那是鼠疫。但是里厄的回答特别好，他依然没有直接抛出“鼠疫”这个名词，而是说，要紧的不是推销字眼，而是争取时间，拯救生命。这个说法的意思是“还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按鼠疫来办吧。”
好在，这个省长并不是特别官僚，敢于承担责任，大胆采纳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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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写作，喜欢一部是一部，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但有的作家写作，喜欢一部与一部之间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加缪的作品之间有些隐秘的联系，如果不留意，很容易滑过去。
在《鼠疫》这部小说里面，会看到加缪另一部小说《局外人》里的场景。贩卖烟草的女商人谈到了前不久轰动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是一个年轻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阿拉伯人。商贩说，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大家都会松口气。
《局外人》便是对这个故事的更详细展开。主角便是那个杀了人的年轻职员。
9
人们被感染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在第一部分的结尾，终于封城了。正如2020年初的武汉被封城一样。
小说写道：鼠疫带给同胞的第一感觉是流放地。
记者朗贝尔是个滞留此地的外地人。朗贝尔与塔鲁不一样，前者是公干出差被意外滞留此地，而塔鲁则是主动来此地，并久居。因此，朗贝尔非常急着出城，另一座城市里有他的女友，虽然相识不久，但他们显然处于热恋阶段。
朗贝尔找到里厄医生，请他帮忙。这样的情况太多，难度非常大。他们有了一场对话，朗贝尔说了爱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也抱怨里厄医生不体会他的心情，因为医生已经沉浸在一种抽象的观念当中了。
医生知道自己不能一时让朗贝尔理解这种抽象，在灾难中，现实与抽象是并存的。抽象也是会流行，会杀人的。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了纳粹的那些观念。而且，有时候，抽象可以抵御现实的残酷。
小说这样写道：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不得不冷漠，因为怜悯对于鼠疫不起任何作用，只会令人陷入厌倦。这里表达了没有行动的怜悯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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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多好的格言警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QQ签名都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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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纳卢神甫的激烈布道让人印象深刻。
他直接说：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跪下吧！
好家伙，这气势令人颤抖。
他提到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把鼠疫看作上帝赐予的死亡，这种死亡可以带来永生。没有染上鼠疫的教徒，为了务必让自己死亡，用鼠疫患者的床单裹在自己身上。他说：“当然，这种自由的狂热并不可取，它显示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
急于求成。
在这里，我甚至读到了一种冷幽默。 在帕纳卢神父布道期间，外面下着雨，他讲完的时候，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但这次布道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深感触动，但变得非常惶惑，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非得感染鼠疫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若说是惩罚，未免太大了。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感染鼠疫痛苦死去与永生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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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对于政治组织的扫描极为深入，他让我们思考：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政府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
他们发放登记表，调查表来了解人们的身份、家庭情况、经济来源，等等。万一人们患上鼠疫丧命之后，就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并了解到这个人的医疗费用是政府出，还是死者的亲属（幸存者）偿还。政治组织的运作有一种类似机械的功能，可以暂时超越生理性的层面。
他还提到，政府在公布数字的时候以为他们赢了分。因为他们觉得99比100要显得小，责任也轻了，所以数字尽可能要小。以这种心态度过了这么多年，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如此。
当然，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这一种观念已经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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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到处抢购薄荷药片，药铺里完全买不到了，因为人们以为薄荷药可以预防鼠疫，这跟我们有个风吹草动便抢购板蓝根或别的什么“神药”是一样的心态。
每个人陷入了孤独的境地，人人自危。尤其是随着食品供应问题，居民的注意力转为操心这些日常的物质问题。经济生活也被打乱了，造成大批失业者。从那一刻开始，贫穷显得比得病的恐惧更严重。
守夜人说的话很有意思：要是地震反倒好了。不管是死是活，地震是一次过的，而鼠疫这个病太缺德了，没染上病的人心里老是记挂着，惶惶不可终日。
这个说法倒是反映了很多人置身其中的绝望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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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的笔记有句话，他说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会与现实相适应，会沉默下来。
这句话的潜台词值得注意，在通常的平淡岁月中，人们或许忘记了现实的残酷，活得过于盲目自大或是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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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跟塔鲁的一段对话让人特别难忘。他说有些人就是不想死，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永远都不想死，他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那種情境。他当时年轻，他心中有了一种憎恶之情，针对的是天地万物的秩序本身。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死，不如不去在意它，全力以赴地去同死亡作斗争便好了。
不要抬眼望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我觉得这里面代表了加缪的某种宗教观念。
塔鲁提到波斯一座城市爆发了鼠疫，结束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个人幸存，而那个人竟然就是一直在不停清洗死尸的人。
真是可怕而惊人的奇迹！
这仿佛隐喻着真正的生命恰恰是深入到死亡内部的。
在这次的交谈之后，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防疫志愿组织。加缪写道，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罪恶的间接有力的保障。因为那样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冷漠才是人类的常态。这种想法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都是由于无知造成，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
我不禁想到，就像在新冠病毒面前，有些患者因为无知，向没戴口罩的医生近距离求助，反而造成了医生的感染，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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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呈现了鼠疫之城与外界的那种联系：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友好的声音，很多人都在笨拙地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
外界的关怀越大，灾难中心的落寞就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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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
前边已经写过，这座城市背对着大海。现在表明，活人看不见大海，只有死人能够看见大海——若是死人可以看的话。那样的“看”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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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医生说，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他继续说，帮别人并不是一种理念。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属于作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诚实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诚实的一般印象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知道那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仅仅盯着这半句话，会觉得朴实得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加缪在这里做了深刻的思辨：抛弃英雄主义，拥抱诚实。
文学中出现“陈词滥调”，一定不会是突兀的，是有语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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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太多了，变得没法处理。人们将电车的座位去掉，把轨道转向焚化炉，开始装运尸体。电车经过的时候，人们把鲜花扔到车厢里面。
满载尸体与鲜花的电车，美与死的交织，对人的心灵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因为，美永远属于生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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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人说，巨大的祸患，时间一长，就变得十分乏味。这个理由也是一种自我辩护：加缪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运用来改变这次沉重的叙事。
所以，《鼠疫》作为小说是不好读的，甚至是有些枯燥的。但相比于瘟疫期间的隔离，这种枯燥不仅可以忍受，而且还是一剂精神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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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敏锐的观察力令人赞叹，他写道：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每个人都闲得无聊，整个城市就像是一座候车大厅。鼠疫消灭了人们价值判断的能力，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
人们越来越麻木了，里厄医生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用最平常的口吻谈论自己的妻子。他太累了，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直接和鼠疫进行斗争的人，也就是医护人员，使他们成为最易感染的人群。每次传染病大流行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可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科塔尔却活得越来越春风得意了。原来，科塔尔是一个犯事的人，如果没有鼠疫，他早都被捕了。所以，有的人在瘟疫期间是可以更加舒服的，他们利用灾难的慌乱，逃避着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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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在笔记里写：有个奇妙的现象，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
我相信肯定能够找到反例。我想，他的意思是，一般来说，苦难不会反复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既符合一种概率学的推论，也是一种善意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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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贝尔一直想逃到城外去。他问里厄的想法。里厄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我没法去判断的。
朗贝尔终于获得了一个出城的机会。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他没走，他对里厄说，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不然我会感到羞愧，这会让我出去之后，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里厄直接说，那你就太愚蠢了，你选择爱情是毫无羞愧可言的。
朗贝尔说，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这场鼠疫与我无关，因此无事可干。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
实际上，早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里厄就告诉他，你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那种根本性的存在论，灾难让人们彼此终于变得“有关”。
里厄看着朗贝尔，心中其实是感动的。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在城外生病的妻子。他说了一句很痛心的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舍弃自己的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这句喃喃的“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人在面对历史时那种无法化解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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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死亡。
这是令人愤慨的耻辱。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凝视着一个孩子，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样子。这个孩子在死去的瞬间，土灰色的嘴巴发出了一声拖长的呼喊，响彻整个房间，听起来像是一种抗议。
这声呼喊是如此缺少个性，听起来就像同时出自所有人之口。
里厄对神父帕纳卢说，你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但那个孩子总归是无辜的吧？
帕纳卢有些慌，他说，这的确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愛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
里厄说，我死也不会去爱让这孩子备受折磨的上帝制造物。
这好似无神论的控诉。帕纳卢听后，满脸痛苦。
但里厄随即说，我所憎恨的是疾病和死亡，我们理应一起努力，战胜它们。
帕纳卢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随后便加入了防疫组织。
这个情节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信仰是不可言说的，是高于理解的，但信仰依然是基于言说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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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帕纳卢的第二次布道。
这是一个大风天，这次前来听讲的人比第一次要少。人们的信仰在动摇。迷信开始传播，人们宁愿相信一些毫无根据的巫术。
孩子的死亡，显然对这位年轻的神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说：“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
所谓灵魂进入天堂，就会补偿这个孩子所受到的痛苦吗？无法确定。神父甚至说，如果谁这么认为，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
连在场的里厄都觉得神父的观念有些激进了。
神父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我们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这种基于信仰的执拗追问，是中国文化所需要的。正是执拗的追问在塑造信仰，而非毁灭信仰。
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某修道院有81个修道士，77人病死，3人逃走，只剩下1个人坚守着。
神父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让大家向这位留下的修道士学习。
他认为，要么全信，要么不信，没有中间地带。
听完布道后，里厄把这个结论告诉塔鲁，塔鲁表示同意，说他认识一位牧师，在战争年代看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被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塔鲁说，这个时候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只能如此。
我不免想到，人类之恶是如此深不可测。而真正的信仰虽然不是经由理性计算得出的结论，但真正的信仰亲近善，而拒斥恶。善恶的判断有时与理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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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神父帕纳卢曾在第二次布道结束后这样说。
很不幸，他也染上鼠疫了，至少症状与鼠疫极为接近，但不典型。
他躺在床上，寄托于上帝，注视着手中的十字架。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直至死去。
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加缪的小说时常充满了思辨，因而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个情节，尽管可以有很多阐述套上去，但我认为是不可阐释的。正是有了这种不可阐释性，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在整体上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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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跟里厄的一次特别重要的交谈。
塔鲁谈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是法官，他一直觉得父亲是个老实人。他17岁的时候，父亲邀请他去旁听了一次法庭审理。他就想看看父亲在家庭之外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没想到，他看到罪犯像一个被强光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而父亲在宣读公诉状的时候，那些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窜出来。父亲显然多次参与这样的谋杀，而且每当这样的日子，父亲都起得很早。
“谋杀。”“起得很早。”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细节，令人心惊。 某一天，父亲晚上睡前找闹钟，他知道明天父亲又要去“谋杀”了。他忍受不了，离家出走了。
他曾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只要同社会作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人们说，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再杀一些人是必要的。他终于说，不了，不能再杀一个人。
他反思自己，明白了这么多年来，他自己便是一个鼠疫患者。他肯定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出于善良的愿望，但也感到极端羞愧。因此，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
——这些反对死刑的言论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法国要到1981年才真正废除死刑。经历过残酷的二战，在加缪的思想中，他对生命的尊重是极为耀眼的。
塔鲁说，他感兴趣的是圣人之道。这个圣人，应该有点接近儒家的圣人，是要尽力服务社会大众的。
里厄说，他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里厄的朴实反而让我们思考何为“人”。
如此深层的心灵交流，让塔鲁和里厄感到了友谊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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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格朗染上鼠疫。作为小职员的格朗，只能本能的善，才华平平，却是加缪肯定的善人。他躺在床上，感觉快不行了，吃力地鼓起胸脯说，把他的手稿烧了。
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形象。
格朗的命令语气如此吓人，里厄医生只得遵循了他的意见，把手稿扔进炉火里去，房间顿时明亮了起来。
但是，第二天，格朗的烧居然退了，起死回生了。
——我不禁想到，肺结核如果能这样放过卡夫卡就好了。
但幸运的是，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没有听卡夫卡的话，没有把卡夫卡的作品扔进炉火里去，而是流传了下来。卡夫卡的生命转换成了另一种更持久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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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重新跑到人们视野中了。鼠疫的势头在减弱。死亡的统计数字下降。
在新形势面前，刚刚死于鼠疫的人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人们开始谈论鼠疫结束后如何安排生活的问题。
在这个时刻，死于鼠疫的人是更不幸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充满希望的时刻死去的，从而被人们遗忘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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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就属于这类更不幸的人。他患了鼠疫，笔记也被迫终结，最后一句话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人总有一个时刻是怯懦的，他怕的是这个时刻。
里厄的母亲也是加缪着重塑造的一个形象。这里面的母亲让我们想到自己的母亲。里厄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她偏爱窗户。窗户面朝宁静的街道。她专注地望着窗外的暮色。
他母亲说，在我这样的年纪，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母亲对里厄说，让她来照顾塔鲁。
塔鲁同时呈现出了两种不同鼠疫的症状，他艰难地挺过一个晚上，里厄一直陪着他，两个人的目光每次相遇的时候，病人都要费上很大的劲，冲医生微微一笑。
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判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有判别人死刑的心，连受害者有时都会成为刽子手。他的痛苦不可化解，因此他才追求神圣，试图在为别人的服务中获得安宁。
塔鲁没有格朗的运气，他死了。脸变成了面具。里厄医生与他才刚刚建立起刻骨铭心的友谊，转瞬只剩下回忆。经历过太多人死亡的里厄医生，在这次死亡面前，感受到了格外的痛苦。
塔鲁死了，里厄和母亲站在一起。总有一天，他或她会离开人世，但是，很有可能，生前他们之间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情。
这里的不能充分倾诉，说的不是隔绝与孤独，而是这份情感本身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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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在那天清晨，用平静的心态接受了妻子去世的噩耗。
心态为何能如此平静？只因遭受了太多死亡与苦难。
而在这个时候，城门打开了，狂欢时刻到来了。人们疯狂了，产生了一种想要补偿的愿望。不同阶层的陌生人汇集在一起庆贺。死亡都未能促成真正的平等，在解放的时刻实现了——至少有几个小时是这样子。人们对别人大谈当时的惊险，却不提心中的恐惧。恐惧是一种最令人不快的情绪。
朗贝尔跟他的爱人也团聚了，他哭了，却不知道眼下的哭是幸福，还是压抑太久的痛苦。但他活着，还可以慢慢去分辨。
而科塔尔，那个恶人，那个在鼠疫横行下暂时逃避了审判的人，在这个欢庆的时刻却发疯了，胡乱向人群开枪。
压抑终结的时刻，也是另一种非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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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还有个人物寥寥几笔，但不可不提。
一个摆弄鹰嘴豆的老人，把豆子从这口锅倒到另一口锅里计算时间。这实际上是个完全置身事外的象征。这个老人有点像道家的圣人，能够顺应天地万物包括生命本身。也有点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与用豆子测时间都是荒誕本身。
鼠疫过后，里厄医生跟这位老人聊天。老人说，鼠疫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老人问医生，他们要为死于鼠疫的人立碑，是真的吗？据说还有人会演讲。他们演讲完后，就去大吃大喝。这是一种极端的讽刺。老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人冷眼观人类社会，以灾难的立场看事后的表演，一定会呈现出这种荒诞的感受。但是人类不甘于灾难就这样过去，还希冀留下些有意义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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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医生发现新来的看门人贴着窗玻璃向他微笑，他又想起了当初死去的门房。
这部纪实性编年史即将结束，说明里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叙事人。加缪以这样的方式突破了里厄的限知视角——那些里厄没亲历的事情，是出于里厄的想象，而不是加缪的揣测。多了一层叙事可信度的保障。
这部小说的结尾是流传极为广泛的：“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他却对残酷的现实有着格外深刻的理解：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他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这样的小说结尾已经不是隐喻，不是道德箴言，而是一种血淋淋的真实。地球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忍受着新冠病毒造成的祸患，历史的教训不如说是现实的困境。我们不可能规避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灾难，但我们所谓的教训，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经受这些灾难的时候，可以带着记忆、经验、情感与信念，在持续的斗争中再次幸存下来。
责任编辑：姚陌尘
法国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已经成为经典，尤其是每当瘟疫横行之际，这本書的热度便会飙升，人们在文学中寻找着解药与抚慰。2003年非典时期，我终于第一次读完了此前总是读不完的《鼠疫》。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沉迷于现代主义的炫目技艺里，更偏爱马尔克斯的那类传奇性故事，或是博尔赫斯的智性讲述，而《鼠疫》的踏实叙事与大密度议论，一点也不炫目;它与现实主义作品具备的流畅故事也不一样，它终究是沉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非典”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到了夏季的时候就销声匿迹了，随之销声匿迹的还有我对“非典”和《鼠疫》的记忆。
彻底忘记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2004年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确实极少再去回忆“非典”和《鼠疫》，那完全变成了一段“非典型”的记忆。十七年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其态势比“非典”时期更加严酷。身体被隔离在家，信息通过网络蜂拥而至，内心如躁动不宁的苍蝇。手头的计划被强行打断了，再一次，《鼠疫》被摆上了桌面。此时，心中已经相当明晰：《鼠疫》依然是经典，正如“非典”绝非“非典型”的，而是人类将要不断面对陌生病毒的典型状况。
读之前，暗暗下定决心，要求自己这次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能像上次那样浮光掠影。不过，我很快发现，这样的要求是多余的，这一次我竟然和这本小说取得了如此强烈的共情感受，仿佛加缪是专门为了我们置身的此刻而写作此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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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首次出版于1947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之后，加缪在扉页上放了英国作家笛福的一句话：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理同等合理。”
用另一样事物来表现这一样事物，这便是隐喻和象征。因此，明显可以看到这句话意味着《鼠疫》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有所指的，是试图涉及人类生活很多方面的，而不仅仅写鼠疫。在小说的开头，叙述人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淡化地方的独特性，在强调笔下这一切事件与情感的普遍性。
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这本书的初衷并非真的事关鼠疫或瘟疫本身，而是想让读者从中思考更多，比如历史的困境，比如权力的暴政，比如存在的困境，等等，但读者的关切点却因为对瘟疫的恐怖，总是牢牢地锁定在瘟疫这个主题上边。因此，尽管小说的象征很重要，但小说的身体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小说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我们想给世人呈现出树冠的灿烂辉煌，但是，树干的粗壮也很重要，地下看不见的树根就更加重要了。在《鼠疫》里边，树冠是小说的象征维度，树干就是《鼠疫》的现实故事，树根则是历史上人类不断遭受瘟疫侵袭的悲惨记忆。这个树根扎根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深处，它接通了一个犹如深渊般不可测度的暗经验，为小说精神的壮大提供了丰沛的营养。正是它的极度之暗，才让小说的可能性获得了极度之亮，从而使得如此朴素、踏实乃至沉闷的叙事能够抵达存在的勇气与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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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春天，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这种反讽耐人寻味。然后，书中提到，要了解一个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探索那里的人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这个说法至今适用，这便是文学理解世界的视角。
在那个年代，同胞们的工作也是十分辛苦的，也永远都是为了发财，因而人们感到厌倦，但同时又让自己习惯。我们距离那个年代，时隔将尽百年，我们早已习惯了带着厌倦去工作。我们甚至已经感受不到这种厌倦，这种厌倦成了我们的存在结构，让我们罹患抑郁症。
故事发生之地，这个虚构的城市名叫阿赫兰。他一再强调阿赫兰是一个纯粹的现代城市。他定义了现代城市：那就是一个乏味的城市。当死亡突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的感觉？此外，这里和后边的“他”，不完全是加缪，也不完全是叙事者，“他”是这两者的混合。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会理解，当你写作时，你是另一个人。其实，那另一个人就是你本人和叙事人的混合。这是写作的奥秘。
这部小说很有特点，叙事角度站在一个观察者的立场上，审视群体的变化。它既置身事内，又不断观察，这种视角兼容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
阿赫兰是一个海滨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太奇怪了，是背对着大海建造的，谁都不可能看见大海。这里面大有意思，大海代表着希望和开阔，但是，人们建造城市的时候却背对着大海，背对着大自然，背对着那种辽阔的秩序。这就正如人类背对着那些莫可名状的疾病与灾难，没法看见，更没法防御。人类对此是盲目的，也是主动去逃避的。
所以，这个铺垫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个时候，小说才提到了主人公，是一个医生，叫贝尔纳·里厄。在这一天，他看到了很多死老鼠。但是他在跟门房的对话中，门房却自豪地说，那些畜生不敢来，因为他在监视着它们。但是，监视毫无用处，死老鼠开始越来越多。小说中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
门房死了。
然后，是简洁的几个字：他的妻子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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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塔鲁出场了。他是个外地的游客，应该在此地住了有段日子。他平素喜欢观察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然后记下来。比如他记录了一个举止怪异的老头。老头喜欢从窗户探出脑袋，向楼下的猫咪吐口水。
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科塔尔。这是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古怪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逃犯。
接着，登场的是格朗，书中直接说，这是一个正面角色，是值得肯定的角色。但格朗其实没有什么特点，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职业是个政府小雇员，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家研习写作，想出版一本小说。格朗的身体比较孱弱。里厄医生觉得格朗肯定可以撑得过去。他提出了一种神秘论：诡异的是，鼠疫往往会放过身体孱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
格朗家里有两三本词典，还有粉笔和黑板，想到好句子他就在上边写写改改。在那个年代，研习写作是一件高雅和高尚的事情。里厄医生觉得，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鼠疫一定是没有前途的。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在当时写作是很受尊重的，是一种非常体面的爱好。如今，也不能说写作作为癖好就不體面，但着实谈不上那么体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头谁能把写作当成真正的无功利的爱好，依然是值得受到尊重的。
科塔尔和格朗住在同一栋楼上。科塔尔自杀，被格朗救下。
塔鲁、科塔尔、格朗，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类人。塔鲁代表了外来者，来审视这座爆发了瘟疫的城市;科塔尔靠近“恶”，格朗靠近“善”。这三个人的共同点也很明了，他们都是典型的小人物。而里厄医生虽然说自己不是英雄，但他依然带有英雄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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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里边提到了中国，触目惊心。里厄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1894年，广州曾经爆发过鼠疫。广州，这是我居住的城市。也许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疾病史。想想近二十年来，就流行过“非典”，流行过“登革热”，这真是一个骇人的现实。
因此，里厄对鼠疫并不陌生。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觉得鼠疫在西方应该已经绝迹了。这时，他纠正了自己，哪里在西方绝迹了？二十年前在巴黎就爆发过鼠疫。人们就是如此健忘！
这时才亮出关键点：这好像是鼠疫。
小说写到这个地方，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名词。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在里厄医生心中酝酿已久的猜测，终于变成了具体的话语。
因此，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刻。
他在这里批评了所谓的传统“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他们觉得天灾不是现实，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因为那些人文主义者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应当理性。
报纸对老鼠事件进行报道，喋喋不休，可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这表达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人在本质上的孤独，以及世界在这种孤独中所显露出的荒诞。
小说进一步阐述这种观念：人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死亡才是可见的。但人类的大部分死亡都是隐秘的，是无声无息的，是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传说。他偏激地说，把那些电影院里的观众拉出来集合在街上一起死去，才能让人看清死亡。这真是一种极端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死亡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们总是忽略或扭曲抽象的事物，而难以回避庞大具体的事物。
瘟疫当头，任何抽象都失去了意义，世界突然变得无比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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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家用一个小句子就能惊到你：“天黑后，人们的谈话仿佛不自觉提高了音调。”这真是一种敏锐的观察力，或者是一种虚构的智慧。
人们在天黑时未必真的会如此，但这个细节让我们仿佛置身在了那个爆发鼠疫的黄昏小城。
7
小说写到这个地方，来到了对局面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层。叙事人说，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发布的官方公报仍然很乐观。
当省长接到他们的汇报时，要他们正式确认那是鼠疫。但是里厄的回答特别好，他依然没有直接抛出“鼠疫”这个名词，而是说，要紧的不是推销字眼，而是争取时间，拯救生命。这个说法的意思是“还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按鼠疫来办吧。”
好在，这个省长并不是特别官僚，敢于承担责任，大胆采纳了他的建议。
8
有些作家写作，喜欢一部是一部，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但有的作家写作，喜欢一部与一部之间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加缪的作品之间有些隐秘的联系，如果不留意，很容易滑过去。
在《鼠疫》这部小说里面，会看到加缪另一部小说《局外人》里的场景。贩卖烟草的女商人谈到了前不久轰动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是一个年轻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阿拉伯人。商贩说，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大家都会松口气。
《局外人》便是对这个故事的更详细展开。主角便是那个杀了人的年轻职员。
9
人们被感染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在第一部分的结尾，终于封城了。正如2020年初的武汉被封城一样。
小说写道：鼠疫带给同胞的第一感觉是流放地。
记者朗贝尔是个滞留此地的外地人。朗贝尔与塔鲁不一样，前者是公干出差被意外滞留此地，而塔鲁则是主动来此地，并久居。因此，朗贝尔非常急着出城，另一座城市里有他的女友，虽然相识不久，但他们显然处于热恋阶段。
朗贝尔找到里厄医生，请他帮忙。这样的情况太多，难度非常大。他们有了一场对话，朗贝尔说了爱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也抱怨里厄医生不体会他的心情，因为医生已经沉浸在一种抽象的观念当中了。
医生知道自己不能一时让朗贝尔理解这种抽象，在灾难中，现实与抽象是并存的。抽象也是会流行，会杀人的。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了纳粹的那些观念。而且，有时候，抽象可以抵御现实的残酷。
小说这样写道：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不得不冷漠，因为怜悯对于鼠疫不起任何作用，只会令人陷入厌倦。这里表达了没有行动的怜悯是廉价的。
10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多好的格言警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QQ签名都是这句话。
11
帕纳卢神甫的激烈布道让人印象深刻。
他直接说：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跪下吧！
好家伙，这气势令人颤抖。
他提到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把鼠疫看作上帝赐予的死亡，这种死亡可以带来永生。没有染上鼠疫的教徒，为了务必让自己死亡，用鼠疫患者的床单裹在自己身上。他说：“当然，这种自由的狂热并不可取，它显示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
急于求成。
在这里，我甚至读到了一种冷幽默。 在帕纳卢神父布道期间，外面下着雨，他讲完的时候，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但这次布道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深感触动，但变得非常惶惑，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非得感染鼠疫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若说是惩罚，未免太大了。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感染鼠疫痛苦死去与永生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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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对于政治组织的扫描极为深入，他让我们思考：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政府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
他们发放登记表，调查表来了解人们的身份、家庭情况、经济来源，等等。万一人们患上鼠疫丧命之后，就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并了解到这个人的医疗费用是政府出，还是死者的亲属（幸存者）偿还。政治组织的运作有一种类似机械的功能，可以暂时超越生理性的层面。
他还提到，政府在公布数字的时候以为他们赢了分。因为他们觉得99比100要显得小，责任也轻了，所以数字尽可能要小。以这种心态度过了这么多年，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如此。
当然，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这一种观念已经普及。
13
人们到处抢购薄荷药片，药铺里完全买不到了，因为人们以为薄荷药可以预防鼠疫，这跟我们有个风吹草动便抢购板蓝根或别的什么“神药”是一样的心态。
每个人陷入了孤独的境地，人人自危。尤其是随着食品供应问题，居民的注意力转为操心这些日常的物质问题。经济生活也被打乱了，造成大批失业者。从那一刻开始，贫穷显得比得病的恐惧更严重。
守夜人说的话很有意思：要是地震反倒好了。不管是死是活，地震是一次过的，而鼠疫这个病太缺德了，没染上病的人心里老是记挂着，惶惶不可终日。
这个说法倒是反映了很多人置身其中的绝望心态。
14
塔鲁的笔记有句话，他说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会与现实相适应，会沉默下来。
这句话的潜台词值得注意，在通常的平淡岁月中，人们或许忘记了现实的残酷，活得过于盲目自大或是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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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跟塔鲁的一段对话让人特别难忘。他说有些人就是不想死，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永远都不想死，他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那種情境。他当时年轻，他心中有了一种憎恶之情，针对的是天地万物的秩序本身。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死，不如不去在意它，全力以赴地去同死亡作斗争便好了。
不要抬眼望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我觉得这里面代表了加缪的某种宗教观念。
塔鲁提到波斯一座城市爆发了鼠疫，结束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个人幸存，而那个人竟然就是一直在不停清洗死尸的人。
真是可怕而惊人的奇迹！
这仿佛隐喻着真正的生命恰恰是深入到死亡内部的。
在这次的交谈之后，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防疫志愿组织。加缪写道，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罪恶的间接有力的保障。因为那样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冷漠才是人类的常态。这种想法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都是由于无知造成，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
我不禁想到，就像在新冠病毒面前，有些患者因为无知，向没戴口罩的医生近距离求助，反而造成了医生的感染，乃至死亡。
16
书中还呈现了鼠疫之城与外界的那种联系：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友好的声音，很多人都在笨拙地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
外界的关怀越大，灾难中心的落寞就越深。
17
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
前边已经写过，这座城市背对着大海。现在表明，活人看不见大海，只有死人能够看见大海——若是死人可以看的话。那样的“看”又意味着什么？
18
里厄医生说，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他继续说，帮别人并不是一种理念。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属于作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诚实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诚实的一般印象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知道那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仅仅盯着这半句话，会觉得朴实得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加缪在这里做了深刻的思辨：抛弃英雄主义，拥抱诚实。
文学中出现“陈词滥调”，一定不会是突兀的，是有语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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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太多了，变得没法处理。人们将电车的座位去掉，把轨道转向焚化炉，开始装运尸体。电车经过的时候，人们把鲜花扔到车厢里面。
满载尸体与鲜花的电车，美与死的交织，对人的心灵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因为，美永远属于生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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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人说，巨大的祸患，时间一长，就变得十分乏味。这个理由也是一种自我辩护：加缪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运用来改变这次沉重的叙事。
所以，《鼠疫》作为小说是不好读的，甚至是有些枯燥的。但相比于瘟疫期间的隔离，这种枯燥不仅可以忍受，而且还是一剂精神良药。
21
加缪敏锐的观察力令人赞叹，他写道：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每个人都闲得无聊，整个城市就像是一座候车大厅。鼠疫消灭了人们价值判断的能力，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
人们越来越麻木了，里厄医生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用最平常的口吻谈论自己的妻子。他太累了，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直接和鼠疫进行斗争的人，也就是医护人员，使他们成为最易感染的人群。每次传染病大流行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可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科塔尔却活得越来越春风得意了。原来，科塔尔是一个犯事的人，如果没有鼠疫，他早都被捕了。所以，有的人在瘟疫期间是可以更加舒服的，他们利用灾难的慌乱，逃避着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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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在笔记里写：有个奇妙的现象，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
我相信肯定能够找到反例。我想，他的意思是，一般来说，苦难不会反复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既符合一种概率学的推论，也是一种善意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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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贝尔一直想逃到城外去。他问里厄的想法。里厄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我没法去判断的。
朗贝尔终于获得了一个出城的机会。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他没走，他对里厄说，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不然我会感到羞愧，这会让我出去之后，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里厄直接说，那你就太愚蠢了，你选择爱情是毫无羞愧可言的。
朗贝尔说，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这场鼠疫与我无关，因此无事可干。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
实际上，早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里厄就告诉他，你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那种根本性的存在论，灾难让人们彼此终于变得“有关”。
里厄看着朗贝尔，心中其实是感动的。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在城外生病的妻子。他说了一句很痛心的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舍弃自己的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这句喃喃的“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人在面对历史时那种无法化解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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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死亡。
这是令人愤慨的耻辱。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凝视着一个孩子，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样子。这个孩子在死去的瞬间，土灰色的嘴巴发出了一声拖长的呼喊，响彻整个房间，听起来像是一种抗议。
这声呼喊是如此缺少个性，听起来就像同时出自所有人之口。
里厄对神父帕纳卢说，你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但那个孩子总归是无辜的吧？
帕纳卢有些慌，他说，这的确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愛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
里厄说，我死也不会去爱让这孩子备受折磨的上帝制造物。
这好似无神论的控诉。帕纳卢听后，满脸痛苦。
但里厄随即说，我所憎恨的是疾病和死亡，我们理应一起努力，战胜它们。
帕纳卢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随后便加入了防疫组织。
这个情节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信仰是不可言说的，是高于理解的，但信仰依然是基于言说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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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帕纳卢的第二次布道。
这是一个大风天，这次前来听讲的人比第一次要少。人们的信仰在动摇。迷信开始传播，人们宁愿相信一些毫无根据的巫术。
孩子的死亡，显然对这位年轻的神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说：“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
所谓灵魂进入天堂，就会补偿这个孩子所受到的痛苦吗？无法确定。神父甚至说，如果谁这么认为，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
连在场的里厄都觉得神父的观念有些激进了。
神父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我们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这种基于信仰的执拗追问，是中国文化所需要的。正是执拗的追问在塑造信仰，而非毁灭信仰。
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某修道院有81个修道士，77人病死，3人逃走，只剩下1个人坚守着。
神父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让大家向这位留下的修道士学习。
他认为，要么全信，要么不信，没有中间地带。
听完布道后，里厄把这个结论告诉塔鲁，塔鲁表示同意，说他认识一位牧师，在战争年代看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被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塔鲁说，这个时候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只能如此。
我不免想到，人类之恶是如此深不可测。而真正的信仰虽然不是经由理性计算得出的结论，但真正的信仰亲近善，而拒斥恶。善恶的判断有时与理性有关。
26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神父帕纳卢曾在第二次布道结束后这样说。
很不幸，他也染上鼠疫了，至少症状与鼠疫极为接近，但不典型。
他躺在床上，寄托于上帝，注视着手中的十字架。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直至死去。
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加缪的小说时常充满了思辨，因而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个情节，尽管可以有很多阐述套上去，但我认为是不可阐释的。正是有了这种不可阐释性，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在整体上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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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跟里厄的一次特别重要的交谈。
塔鲁谈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是法官，他一直觉得父亲是个老实人。他17岁的时候，父亲邀请他去旁听了一次法庭审理。他就想看看父亲在家庭之外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没想到，他看到罪犯像一个被强光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而父亲在宣读公诉状的时候，那些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窜出来。父亲显然多次参与这样的谋杀，而且每当这样的日子，父亲都起得很早。
“谋杀。”“起得很早。”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细节，令人心惊。 某一天，父亲晚上睡前找闹钟，他知道明天父亲又要去“谋杀”了。他忍受不了，离家出走了。
他曾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只要同社会作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人们说，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再杀一些人是必要的。他终于说，不了，不能再杀一个人。
他反思自己，明白了这么多年来，他自己便是一个鼠疫患者。他肯定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出于善良的愿望，但也感到极端羞愧。因此，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
——这些反对死刑的言论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法国要到1981年才真正废除死刑。经历过残酷的二战，在加缪的思想中，他对生命的尊重是极为耀眼的。
塔鲁说，他感兴趣的是圣人之道。这个圣人，应该有点接近儒家的圣人，是要尽力服务社会大众的。
里厄说，他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里厄的朴实反而让我们思考何为“人”。
如此深层的心灵交流，让塔鲁和里厄感到了友谊的温暖。
28
老实人格朗染上鼠疫。作为小职员的格朗，只能本能的善，才华平平，却是加缪肯定的善人。他躺在床上，感觉快不行了，吃力地鼓起胸脯说，把他的手稿烧了。
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形象。
格朗的命令语气如此吓人，里厄医生只得遵循了他的意见，把手稿扔进炉火里去，房间顿时明亮了起来。
但是，第二天，格朗的烧居然退了，起死回生了。
——我不禁想到，肺结核如果能这样放过卡夫卡就好了。
但幸运的是，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没有听卡夫卡的话，没有把卡夫卡的作品扔进炉火里去，而是流传了下来。卡夫卡的生命转换成了另一种更持久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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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重新跑到人们视野中了。鼠疫的势头在减弱。死亡的统计数字下降。
在新形势面前，刚刚死于鼠疫的人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人们开始谈论鼠疫结束后如何安排生活的问题。
在这个时刻，死于鼠疫的人是更不幸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充满希望的时刻死去的，从而被人们遗忘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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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就属于这类更不幸的人。他患了鼠疫，笔记也被迫终结，最后一句话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人总有一个时刻是怯懦的，他怕的是这个时刻。
里厄的母亲也是加缪着重塑造的一个形象。这里面的母亲让我们想到自己的母亲。里厄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她偏爱窗户。窗户面朝宁静的街道。她专注地望着窗外的暮色。
他母亲说，在我这样的年纪，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母亲对里厄说，让她来照顾塔鲁。
塔鲁同时呈现出了两种不同鼠疫的症状，他艰难地挺过一个晚上，里厄一直陪着他，两个人的目光每次相遇的时候，病人都要费上很大的劲，冲医生微微一笑。
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判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有判别人死刑的心，连受害者有时都会成为刽子手。他的痛苦不可化解，因此他才追求神圣，试图在为别人的服务中获得安宁。
塔鲁没有格朗的运气，他死了。脸变成了面具。里厄医生与他才刚刚建立起刻骨铭心的友谊，转瞬只剩下回忆。经历过太多人死亡的里厄医生，在这次死亡面前，感受到了格外的痛苦。
塔鲁死了，里厄和母亲站在一起。总有一天，他或她会离开人世，但是，很有可能，生前他们之间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情。
这里的不能充分倾诉，说的不是隔绝与孤独，而是这份情感本身的无限性。
31
里厄在那天清晨，用平静的心态接受了妻子去世的噩耗。
心态为何能如此平静？只因遭受了太多死亡与苦难。
而在这个时候，城门打开了，狂欢时刻到来了。人们疯狂了，产生了一种想要补偿的愿望。不同阶层的陌生人汇集在一起庆贺。死亡都未能促成真正的平等，在解放的时刻实现了——至少有几个小时是这样子。人们对别人大谈当时的惊险，却不提心中的恐惧。恐惧是一种最令人不快的情绪。
朗贝尔跟他的爱人也团聚了，他哭了，却不知道眼下的哭是幸福，还是压抑太久的痛苦。但他活着，还可以慢慢去分辨。
而科塔尔，那个恶人，那个在鼠疫横行下暂时逃避了审判的人，在这个欢庆的时刻却发疯了，胡乱向人群开枪。
压抑终结的时刻，也是另一种非正常状态。
32
小说里还有个人物寥寥几笔，但不可不提。
一个摆弄鹰嘴豆的老人，把豆子从这口锅倒到另一口锅里计算时间。这实际上是个完全置身事外的象征。这个老人有点像道家的圣人，能够顺应天地万物包括生命本身。也有点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与用豆子测时间都是荒誕本身。
鼠疫过后，里厄医生跟这位老人聊天。老人说，鼠疫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老人问医生，他们要为死于鼠疫的人立碑，是真的吗？据说还有人会演讲。他们演讲完后，就去大吃大喝。这是一种极端的讽刺。老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人冷眼观人类社会，以灾难的立场看事后的表演，一定会呈现出这种荒诞的感受。但是人类不甘于灾难就这样过去，还希冀留下些有意义的印痕。
33
里厄医生发现新来的看门人贴着窗玻璃向他微笑，他又想起了当初死去的门房。
这部纪实性编年史即将结束，说明里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叙事人。加缪以这样的方式突破了里厄的限知视角——那些里厄没亲历的事情，是出于里厄的想象，而不是加缪的揣测。多了一层叙事可信度的保障。
这部小说的结尾是流传极为广泛的：“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他却对残酷的现实有着格外深刻的理解：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他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这样的小说结尾已经不是隐喻，不是道德箴言，而是一种血淋淋的真实。地球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忍受着新冠病毒造成的祸患，历史的教训不如说是现实的困境。我们不可能规避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灾难，但我们所谓的教训，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经受这些灾难的时候，可以带着记忆、经验、情感与信念，在持续的斗争中再次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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