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春节。
　　1月22日，我同爱人去武汉接孙女回京过年，原定第二天返回，不料，第二天武汉“封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千万人回乡的脚步。我们也因此有家难归，滞留武汉长达3个月。真应了苏轼所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身处来势汹汹的疫情泛滥中心，所见所闻，除了疫魔肆虐的触目惊心，同时更被许多人英勇的抗疫事迹和忘我精神所感动、所激励。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想到国难当头，自己也应该力所能及出把力。这时，得知杂志社要向重疫区赠阅《雷锋》杂志抗疫专刊，以鼓舞前线抗疫军民的斗志，感到非常及时、必要。同时也感到当下武汉最缺的就是口罩等防疫物资，如果精神和物质相结合效果会更好。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决定先到当地药店去实地调研一下。武汉的初春，阴雨绵绵，寒风瑟瑟。冒着被毒疫传染的高风险，我独自骑上共享单车，穿行在空无一人一车、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大街小巷。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毛主席的一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虽然有些文不对题，但仍让我不由得浑身打了一个寒颤。我一边心里默念着“它强任它强，清风拂山岗；它横任它横，明月照大江！”一边骑得飞快，一口气跑了10多家药店（这时的街市，所有店铺都关门，只有药店政府指令性开门），结果门口都清一色高挂着大牌子“口罩无货”。回来后立刻向社領导建议：不仅要送去精神上的慰藉，更要给予物质上的支持。领导也正有此考虑。我便主动请缨，承担起筹集善款、购买口罩和落实捐赠杂志的任务。
　　钱从哪里来？这是最关键的。我拿起手机，联系十几位《雷锋》杂志理事会的理事，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武汉疫情和急需，以及抗疫专刊的内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不愧都是雷锋精神的当代传人，二话不说，转眼间便筹集到善款十几万元。
　　经费有了着落，《雷锋》抗疫特刊很快就印刷出来，但口罩去哪里买？连我自己带的口罩也是儿子从国外寄来的。在这举国战“疫”之初，口罩犹如和隋之珍，求之难得！怎么办？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我引以为豪的满满正能量的精英群体——《雷锋》杂志理事会。果不其然，大家群策群力，很快徐淑芬理事、田泽东理事等便分别从朋友处找到了货源，并“挤”出一定数量，使口罩得以落实。

　　有了口罩和杂志，就必须尽快送到抗疫最急需的地方，可是面对一座几乎“休克”的城市，送到哪里？怎么送？谁来送？送给谁？费尽周折！终于，在《雷锋》杂志陶克总编辑、张振江副总编的鼎力帮助下，最终经过反复协调和层层对接，使所有事项百了千当。
　　在3月5日全国学雷锋日那天，看到医护人员在休息室、病人坐在病床上翻看着杂志上他们亲身谱写的壮丽诗篇，及社区群干和志愿者给群众分发口罩和杂志、驰援武汉运输部队的官兵们列队接收口罩和杂志的动人场景，心底不觉涌起一股似乎从未有过的难以名状的冲动。
　　4月中旬，春意盎然，我终于离汉返京。飞驰的列车上，凝视着窗外远方的春色，回顾着历历在目的武汉三月。想起那几万名犹如从天而降为湖北拼命而来的“逆行”勇士，想起一夜之间医院变战场、天使变战神的那些绝不是传说的故事，结合自己的体会，顿悟“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的深义。我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所谓的勇敢，并不是真的无所畏惧，而是明知风险心有畏惧，依然选择去做，下定决心去做；所谓的勇士，并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因为有了担当，才懂得如何克服恐惧，毅然挺身而出！
　　这段人生的“偶遇”，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等待回家的三个月，是我和“武汉人”同生死共患难的三个月，也是我从一个“路人”变成抗疫最前线的一名“老兵”的三个月。一次行程的改变，让我这个“老资格”的出版发行部主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雷锋》杂志又做了一次特殊的发行。
　　回想抗疫之初，当疫情的恶浪铺天盖地汹涌而至之时，那一幕幕曾经的令人毛骨悚然、不堪回首的场景，似乎并没有给我留下过多的心有余悸或惊魂未定之感，相反，内心深处反而平添了一分踏实和自信！踏实，是因为在这期间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自信，是通过这场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更增添了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人民的坚定自信。
　　当听到习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武汉市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国的抗疫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洪亮声音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场世界的“偶遇”，也必将进一步催化世界格局的百年剧变。我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满怀信心的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