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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华 父亲 转型
余华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以其特有的冷酷叙述方式，在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被认为是80年代最有前途的先锋作家之一。90年代后，余华开始寻找内心的真实，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在先锋文学向当代化转型的大潮中再次走在了文坛的最前沿。在长达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余华始终关心的对象“人”，人的家庭生活是他一再书写的对象，余华通过对家庭伦理的建构来实现他启蒙社会的人文理想。
一.父性的解构
在余华先锋创作时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死亡叙述》中，作为卡车司机的父亲在撞死了别人的儿子后便逃之天天，甚至在事故发生的若干年里都将这场“杀戮”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发生意外才让这位父亲对多年前的事故有了一丝歉疚。这也是余华在解构父性时的一次“回光返照”，自此在他的先锋创作中，父亲这一伟岸的形象便以更加陰暗的方式瓦解和消散。卡车司机在第二次事故中担起了肇事者和父亲的责任，却被愤怒的民众无情砍死，这是余华对父性回归的一次自裁，他以外界暴力的方式结束了父性的回归，从而走向了更为深刻的父性解构。
一旦确定了这种基调，余华在接下来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塑造了一位冷漠的父亲，他例行公事般将儿子养到了十八岁便像丢垃圾一样弃之不顾。《四月三日事件》中余华则以儿子的限知视角来观察一位暗中操控一切的父亲，是阴谋还是好意，读者跟故事中的儿子一样都不得而知，只能终日惶惶不安，作为儿子的叙述者已经对父亲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父亲到底是可靠的臂膀还是暗光的匕首？这个问题余华在他1988年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古典爱情》中给出了答案，并且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冷酷。余华让父亲形象从阴影里走出来，逐渐露出了他们险恶的本色。如果说这时的父亲还是阴谋家不是施暴者，那在《世事如烟》中余华通过塑造父亲的群体形象，则彻底撕开了他们的伪善面孔。算命先生靠克死自己的儿女来维持长寿，甚至嫌弃最后一个儿子活得太长减少了自己的寿命，把女儿以五千元的价格一个个卖往天涯海角，为了治好自己的病拿儿子去换算命先生可以驱鬼的公鸡;《古典爱情》中的丈夫将妻女卖为菜人。被撕开面具的父亲鲜血淋淋地朝我们走来，他们嚼着子女的血肉，牢牢抓住字辈的神经。经历了五化三改的大生产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十年文革的洗礼，国民的精神在鲁迅先生的敲打之后又开始麻木在柴米油盐中，余华适时地站到了先锋文学的浪头，重新为我们展示了那个吃人的社会，让一群只会跟着头羊走向深渊的羊群看清了头羊皮下狰狞的獠牙。
二.转型期的探索
1991年在余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我们不难发现长达十年的先锋叙事仍然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塑造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一角延续了他八十年代的写作风格，暴力是他教育儿子的唯一手段，甚至把儿子孙光林向奴隶一样卖给了别人，在小儿子孙光明救人牺牲后，他整日幻想于利用儿子的死为自己在政府里谋取官位与财富，希望落空后，他又像强盗一样洗劫了被救者的家人。我们不难发现孙广才这一形象的恶世俗化了，他的冷漠不再是出于人性的黑暗，更多的是生活的艰难与狭隘造就了这样一位恶俗的父亲。孙广才作为社会中最底层的一员，他将生活的压迫、不公以施暴的方式发泄给了弱势的子辈。前期父亲对子女的心机、暗算、毒杀都钝化为了最原始的打骂与利用，余华将父亲从圣洁的神坛上拉下，又让他们走向了罪恶的祭坛，现在余华把父亲从人性的至恶之巅释放了，孙广才便是他与父亲这一形象和解后创作的第一个角色。
1992年余华与作家班的同学陈红结婚，余华曾说妻子对他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同年他创作了《活着》一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幸福的婚姻与合拍的妻子使余华产生了塑造出温情正义男性形象的灵感。90年代对余华影响最大一件事便是儿子的出生，新生命的诞生柔软了余华的笔尖，身份的转变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父亲身上的重担，他与父亲，也与整个世界都握手言和了。在余华的第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既有子辈孙光林对父亲孙广平渐行渐远的控诉，又有孙光林对鲁鲁如父如兄般疼爱，孙光林是一位正在成长的父亲，之后余华在创作中也不断摸索塑造自己想要成为的父亲。
余华对自身创作的反思也是他得以在短时间内转变的重要因素，余华在总结自己随年龄增长、阅历丰富后的心理变化时说：“八十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感觉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轻轻一笑，年轻人很容易因此而愤怒。”前期的余华像一个愤怒的青年，挥着拳头要把所有丑恶、不公的全都予以痛击，将他们揪出来示众。余华完全从事写作后接触外界的时间就少了许多，一方面，外界的负能量几乎不能影响到他;另一方面，从前期短篇小说的创作到后期长篇的出版，也反映出大浪淘沙沉寂下来的岁月中作家的内心也逐渐平静沉稳，三十岁的余华面对世界时更多是包容与悲悯，他以宽广的心胸接纳了夜半时分在妻子坟前痛哭的孙广才，改邪归正的福贵，幡然醒悟的李光头……
三.苦难的承担者
90年代后余华逐渐摆脱了先锋时期对现实世界的愤怒与决绝，《在细雨中呼喊》是他创作转型也是与世界握手言和的标志，小说中既有代表着世俗之恶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也有余华开始在温情世界里探索出的第一位正面父亲形象——王立强。王立强作为孙光林的养父，在五年短暂的父子时光中却给了孙光林一生中最珍贵的父爱，孙光林成年后仍这样回忆他的继父：“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看着我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
在对长篇小说和主题转型的试水得到社会的一部分认可后，余华又紧接着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着》，这部作品让余华在国内外享誉盛名。《活着》中余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福贵充满苦难的一生，福贵在失去家产之后幡然醒悟，对床边年幼的凤霞满怀歉疚，心疼凤霞小小年纪便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失去了应有的生活保障，在福贵被抓壮丁回来之后看到高烧后因无钱医治变成聋哑人的女儿感到万箭穿心，埋葬儿子有庆时的画面更是催人泪下。《活着》中余华通过塑造福贵建立起来的父亲形象更多是苦难的承受者，父亲对子女怀有真切的爱意但却无法帮他们承担生活和命运的种种不幸。
九十年代后期余华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中塑造的父亲形象一个比一个高大，也一个比一个完美。许三观几乎靠卖血渡过了家庭中的一次次难关，他是那个时代普通大众里的一员，却能用自己的血喂大三个儿子，在苦难面前许三观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也竭尽所能地为三个儿子担起了人生的重担，余华将许三观的身份塑造得极为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父亲伟岸的身躯代替子女承受起了时代的苦难。
与八十年代余华对父性的解构一样，转型后的余华对父性的重建也是一步步深入，从无能为力的父亲到竭尽所能的父亲。在21世纪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中父亲光辉的形象更深刻地表现到了“高大全”式的父亲宋凡平身上。宋凡平这一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回到了神坛，“李光头每次提起他的继父宋凡平时，只有一句话，李光头竖起大拇指说：‘一条好汉。’”宋凡平对宋钢与李光头一视同仁，尽管李光头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仍竭尽所能地为两个孩子在动荡的年代里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作为地主被打倒之后，他用“古人的筷子”微妙地化解了家里被洗劫一空的窘境，胳膊被打到脱臼后他仍乐观地为两个孩子编织了善意的谎言，珰啷着受伤的胳膊还要一遍遍地教授孩子们捕捞鱼虾的技巧。宋凡平不仅仅是苦难的承担者，他也是两个孩子为人处世的榜样。在苦难中习惯了佝偻着的父亲挺直了腰板，对迎头而来的痛击不再以承受者的姿态节节败退，无畏、乐观、英勇、正直、坚强这些高贵的品质在宋凡平的身上熠熠发光，也是余华理想中的要成为的父亲。
当父性的光辉在宋凡平的身上最大化后，余华在长篇小说《第七天》中书写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父子情谊，并将父爱定格为了永恒。如果说余华之前塑造的父亲形象是责任的化身，那杨金彪则更多是象征了一种奉献精神。在杨金彪罹患重病之际，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儿子，他死后的鬼魂没有去到死无葬身之地享受永生，而是坚守在殡仪馆的大厅，只为十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后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杨金彪的父爱不仅超越了血缘也跨越了生死。余华将父亲形象一再升华，从王立强到福贵，从许三观到宋凡平，我们本以为“高大全”式的宋凡平已经是父性光辉的极致，但杨金彪的出现又将人性与父性交织而成的伟大表现得更为震撼人心
余华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以其特有的冷酷叙述方式，在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被认为是80年代最有前途的先锋作家之一。90年代后，余华开始寻找内心的真实，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在先锋文学向当代化转型的大潮中再次走在了文坛的最前沿。在长达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余华始终关心的对象“人”，人的家庭生活是他一再书写的对象，余华通过对家庭伦理的建构来实现他启蒙社会的人文理想。
一.父性的解构
在余华先锋创作时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死亡叙述》中，作为卡车司机的父亲在撞死了别人的儿子后便逃之天天，甚至在事故发生的若干年里都将这场“杀戮”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发生意外才让这位父亲对多年前的事故有了一丝歉疚。这也是余华在解构父性时的一次“回光返照”，自此在他的先锋创作中，父亲这一伟岸的形象便以更加陰暗的方式瓦解和消散。卡车司机在第二次事故中担起了肇事者和父亲的责任，却被愤怒的民众无情砍死，这是余华对父性回归的一次自裁，他以外界暴力的方式结束了父性的回归，从而走向了更为深刻的父性解构。
一旦确定了这种基调，余华在接下来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塑造了一位冷漠的父亲，他例行公事般将儿子养到了十八岁便像丢垃圾一样弃之不顾。《四月三日事件》中余华则以儿子的限知视角来观察一位暗中操控一切的父亲，是阴谋还是好意，读者跟故事中的儿子一样都不得而知，只能终日惶惶不安，作为儿子的叙述者已经对父亲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父亲到底是可靠的臂膀还是暗光的匕首？这个问题余华在他1988年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古典爱情》中给出了答案，并且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冷酷。余华让父亲形象从阴影里走出来，逐渐露出了他们险恶的本色。如果说这时的父亲还是阴谋家不是施暴者，那在《世事如烟》中余华通过塑造父亲的群体形象，则彻底撕开了他们的伪善面孔。算命先生靠克死自己的儿女来维持长寿，甚至嫌弃最后一个儿子活得太长减少了自己的寿命，把女儿以五千元的价格一个个卖往天涯海角，为了治好自己的病拿儿子去换算命先生可以驱鬼的公鸡;《古典爱情》中的丈夫将妻女卖为菜人。被撕开面具的父亲鲜血淋淋地朝我们走来，他们嚼着子女的血肉，牢牢抓住字辈的神经。经历了五化三改的大生产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十年文革的洗礼，国民的精神在鲁迅先生的敲打之后又开始麻木在柴米油盐中，余华适时地站到了先锋文学的浪头，重新为我们展示了那个吃人的社会，让一群只会跟着头羊走向深渊的羊群看清了头羊皮下狰狞的獠牙。
二.转型期的探索
1991年在余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我们不难发现长达十年的先锋叙事仍然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塑造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一角延续了他八十年代的写作风格，暴力是他教育儿子的唯一手段，甚至把儿子孙光林向奴隶一样卖给了别人，在小儿子孙光明救人牺牲后，他整日幻想于利用儿子的死为自己在政府里谋取官位与财富，希望落空后，他又像强盗一样洗劫了被救者的家人。我们不难发现孙广才这一形象的恶世俗化了，他的冷漠不再是出于人性的黑暗，更多的是生活的艰难与狭隘造就了这样一位恶俗的父亲。孙广才作为社会中最底层的一员，他将生活的压迫、不公以施暴的方式发泄给了弱势的子辈。前期父亲对子女的心机、暗算、毒杀都钝化为了最原始的打骂与利用，余华将父亲从圣洁的神坛上拉下，又让他们走向了罪恶的祭坛，现在余华把父亲从人性的至恶之巅释放了，孙广才便是他与父亲这一形象和解后创作的第一个角色。
1992年余华与作家班的同学陈红结婚，余华曾说妻子对他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同年他创作了《活着》一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幸福的婚姻与合拍的妻子使余华产生了塑造出温情正义男性形象的灵感。90年代对余华影响最大一件事便是儿子的出生，新生命的诞生柔软了余华的笔尖，身份的转变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父亲身上的重担，他与父亲，也与整个世界都握手言和了。在余华的第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既有子辈孙光林对父亲孙广平渐行渐远的控诉，又有孙光林对鲁鲁如父如兄般疼爱，孙光林是一位正在成长的父亲，之后余华在创作中也不断摸索塑造自己想要成为的父亲。
余华对自身创作的反思也是他得以在短时间内转变的重要因素，余华在总结自己随年龄增长、阅历丰富后的心理变化时说：“八十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感觉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轻轻一笑，年轻人很容易因此而愤怒。”前期的余华像一个愤怒的青年，挥着拳头要把所有丑恶、不公的全都予以痛击，将他们揪出来示众。余华完全从事写作后接触外界的时间就少了许多，一方面，外界的负能量几乎不能影响到他;另一方面，从前期短篇小说的创作到后期长篇的出版，也反映出大浪淘沙沉寂下来的岁月中作家的内心也逐渐平静沉稳，三十岁的余华面对世界时更多是包容与悲悯，他以宽广的心胸接纳了夜半时分在妻子坟前痛哭的孙广才，改邪归正的福贵，幡然醒悟的李光头……
三.苦难的承担者
90年代后余华逐渐摆脱了先锋时期对现实世界的愤怒与决绝，《在细雨中呼喊》是他创作转型也是与世界握手言和的标志，小说中既有代表着世俗之恶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也有余华开始在温情世界里探索出的第一位正面父亲形象——王立强。王立强作为孙光林的养父，在五年短暂的父子时光中却给了孙光林一生中最珍贵的父爱，孙光林成年后仍这样回忆他的继父：“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看着我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
在对长篇小说和主题转型的试水得到社会的一部分认可后，余华又紧接着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着》，这部作品让余华在国内外享誉盛名。《活着》中余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福贵充满苦难的一生，福贵在失去家产之后幡然醒悟，对床边年幼的凤霞满怀歉疚，心疼凤霞小小年纪便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失去了应有的生活保障，在福贵被抓壮丁回来之后看到高烧后因无钱医治变成聋哑人的女儿感到万箭穿心，埋葬儿子有庆时的画面更是催人泪下。《活着》中余华通过塑造福贵建立起来的父亲形象更多是苦难的承受者，父亲对子女怀有真切的爱意但却无法帮他们承担生活和命运的种种不幸。
九十年代后期余华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中塑造的父亲形象一个比一个高大，也一个比一个完美。许三观几乎靠卖血渡过了家庭中的一次次难关，他是那个时代普通大众里的一员，却能用自己的血喂大三个儿子，在苦难面前许三观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也竭尽所能地为三个儿子担起了人生的重担，余华将许三观的身份塑造得极为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父亲伟岸的身躯代替子女承受起了时代的苦难。
与八十年代余华对父性的解构一样，转型后的余华对父性的重建也是一步步深入，从无能为力的父亲到竭尽所能的父亲。在21世纪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中父亲光辉的形象更深刻地表现到了“高大全”式的父亲宋凡平身上。宋凡平这一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回到了神坛，“李光头每次提起他的继父宋凡平时，只有一句话，李光头竖起大拇指说：‘一条好汉。’”宋凡平对宋钢与李光头一视同仁，尽管李光头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仍竭尽所能地为两个孩子在动荡的年代里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作为地主被打倒之后，他用“古人的筷子”微妙地化解了家里被洗劫一空的窘境，胳膊被打到脱臼后他仍乐观地为两个孩子编织了善意的谎言，珰啷着受伤的胳膊还要一遍遍地教授孩子们捕捞鱼虾的技巧。宋凡平不仅仅是苦难的承担者，他也是两个孩子为人处世的榜样。在苦难中习惯了佝偻着的父亲挺直了腰板，对迎头而来的痛击不再以承受者的姿态节节败退，无畏、乐观、英勇、正直、坚强这些高贵的品质在宋凡平的身上熠熠发光，也是余华理想中的要成为的父亲。
当父性的光辉在宋凡平的身上最大化后，余华在长篇小说《第七天》中书写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父子情谊，并将父爱定格为了永恒。如果说余华之前塑造的父亲形象是责任的化身，那杨金彪则更多是象征了一种奉献精神。在杨金彪罹患重病之际，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儿子，他死后的鬼魂没有去到死无葬身之地享受永生，而是坚守在殡仪馆的大厅，只为十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后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杨金彪的父爱不仅超越了血缘也跨越了生死。余华将父亲形象一再升华，从王立强到福贵，从许三观到宋凡平，我们本以为“高大全”式的宋凡平已经是父性光辉的极致，但杨金彪的出现又将人性与父性交织而成的伟大表现得更为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