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推理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与柯南·道尔及日本的松本清张并称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她的小说叙述背景独特，自创“乡间别墅派”;叙事视角多元，擅长融合多重视角构筑诡谲的故事情节;叙述语言生动，逻辑缜密，运用细节暗示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作品在推理文学史上富有开创性，具有颠覆传统的叙述魅力。《罗杰疑案》就是彰显其创作魅力的一部代表作。

关键词：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叙事魅力;开创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7-0024-03
　　推理小说，即通过推理来解开谜团的小说，从1841年爱伦·坡发表《莫格街凶杀案》到今天，推理小说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推理界开山鼻祖式的人物，阿加莎·克里斯蒂曾被冠以“侦探女王”的称号，其小说情节安排緊张刺激、悬念设置丰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罗杰疑案》是阿加莎的成名作，被誉为“波洛33次极其浪漫的侦破中最光耀史册的一次，它摇撼了迷案侦探小说中的许多创作规律。”无论是背景设置、推理模式还是叙事方式，在阿加莎作品中都十分具有代表性，但国内对阿加莎的研究多集中于《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等更著名的作品上，忽视了它作为开山之作的魅力和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将以《罗杰疑案》为例，对阿加莎推理小说的叙述模式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探究阿加莎作品对后世的影响。[1]
　　1“乡间别墅派”的背景设置
　　乡间别墅派，顾名思义，即犯罪地点多处于一个特定地点，如乡下的别墅中，凶手必定是此封闭环境中有着相互关联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此乡间别墅派多采用群像式的描写手法，借助复杂的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1]。阿加莎是该模式的开创者。在这种模式中，被害者往往是家族中拥有显赫地位的一家之主或与家主血缘紧密的亲人，嫌疑人则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中，比如死者的秘书、配偶、女仆、表亲等，作者以旁观者或经历者的身份一一罗列每个人的嫌疑，侦探需要收集证据洗清每个人的嫌疑最终抓获凶手。
　　与同样由阿加莎开创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不同，暴风雪山庄往往强调角色处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深，甚至可能是陌生人，死亡事件不止一件，常出现连环杀人案;乡间别墅派则侧重死者与身边人的羁绊，侦探在推理过程中，也会顺藤摸瓜揪出死者家族的秘密，这些秘密往往是丑陋甚至有悖伦理道德的，阿加莎正是通过描写光鲜亮丽的人背后的假丑恶，来探讨人性。
　　《罗杰疑案》是“乡间别墅派”的典型作品，故事发生在金斯艾博特村的费恩利庄园，死者罗杰是村上的名人，在某个平常的周五晚上被医生和管家发现死在自家书房中，大侦探波洛受命来调查此案，在波洛寻找证据的过程中，他先后发现了罗杰养子拉尔夫留在命案地点的脚印、女秘书拉塞尔疑似吸毒、男管家帕克的偷听和敲诈、秘书雷蒙德在罗杰死后还听到了他的声音等疑点。正如阿加莎在此书序言所说：“这里有谋杀，有侦探过程，而且嫌疑依次落在每个人头上。”每个生活在庄园中的人都看似有杀人的嫌疑，而波洛通过收集证据，了解到拉尔夫其实在私会情人，拉塞尔当晚在与私生子偷偷见面，帕克的偷听是想抓住主人把柄趁机敲诈，雷蒙德则是欠了债希望得到罗杰的遗产……每个人的可疑行为都得到了洗清，波洛也通过不断排除推断出真正的凶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间别墅派的模式其实就是运用排除法推理解密的过程，阿加莎在叙述过程中鼓励读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猜测凶手是谁，却又设置多个疑犯混淆视线，使人无法轻易锁定罪犯，为故事留足了悬念感。
　　2叙述视角的多元转变
　　叙述学理论认为，叙述视角可分为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推理小说常使用全知视角，以便从多角度客观冷静地描述案件发生经过，更好地梳理庞大复杂的案件线索，避免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约束和限制。叙述视角不同对故事的讲述影响很大，托多罗夫曾说：“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2]视点变化关乎故事面貌的转变，有时站在不同的视点，我们所看到的真相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阿加莎的小说之所以常给人始料未及之感，与她在叙述时所采用的视角有很大关系。
　　在《罗杰疑案》中，阿加莎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采取全知视角的叙述模式，大胆地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采用手记体以谢泼德医生的口吻描述整个案件。一方面，推理小说讲究沉浸式阅读，第一人称使读者自然而然将自己代入谢泼德，身临其境，仿佛陷入了破案的紧张刺激中，拥有了侦破凶手的解密参与感;另一方面，阿加莎巧妙地采用叙述性诡计，从谢泼德的视点出发，使读者放松了对他的怀疑，在心底自然而然地认定他是与读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好朋友，是匡扶正义、辅助波洛破案的好助手。所以直到波洛推断出谢泼德医生才是真凶，读者既有恍然大悟之感，但更多的是震惊和所料不及，当读者醒悟过来再度回味作品时，那种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浮了上来，毕竟有谁能将那个忠厚老实、博学多识的医生联想到凶手呢。阿加莎颠覆了第一人称手记体的真实性，她笔下的主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为读者还原真相的好人，摆脱了推理小说叙事者脸谱化的刻板印象，也正是这种转变，使她的小说往往呈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构成了极具特色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式谋杀”。
　　无独有偶，作为阿加莎代表作之一的《无人生还》也是其在叙述视角上的一次突破。《无人生还》在采用经典的全知视角基础上加入了第三人称视角模式，通过十个主角视角的不同转换，徐徐展开故事矛盾。一般来说，这种多重视角的转变通常会给人凌乱感，但阿加莎却借助十个人的接连死去将不同的视角巧妙串联，借助视角的切换描写剩余人的心理变化，构筑起恐怖的气氛，使读者产生连环凶杀案的紧迫感，仿佛自己也身入其中，若不尽快抓凶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在这种视角下，困在孤岛上的每个人都成为抓获凶手的侦探，为了活下去被迫开启推理过程，这就弥补了推理小说缺少侦探来寻找线索的空缺。应当说，阿加莎通过不同视角的转换，打破了推理小说必须设置侦探来侦破案件的惯例，开创了童谣杀人和孤岛模式的新篇章。 　　此外，阿加莎对侦探角色的安排也极具打破传统的创新意识。传统的推理小说习惯聚焦于侦探视角，侦探既是破案者，也是叙述者，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岛田庄司塑造的御手洗洁，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而阿加莎所刻画的两个著名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却常常处于配角位置，讲述故事的反而是与死者有关的人。如《罗杰疑案》中赫尔克里·波洛在第三章才出现，此后除了波洛与谢泼德的对话，谢泼德往往从别人口中得知波洛的行踪;波洛系列的其他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更侧重对与受害者有关人物人际关系、矛盾纠葛的描述;马普尔小姐系列故事通常进展到中间，马普尔小姐才出场。作为破获案件的关键人物，侦探常出现在他人口中，游离在涉案人物的生活环境之外，阿加莎的这种视角设计，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读者不能从上帝视角感知侦探推理的心理活动，只能通过叙述者的猜测来判断案件进展，这种留白方式增加了推理小说的悬念感，更能激发读者想要探求真相的好奇心，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
　　3细节暗示的运用
　　当读者读到《罗杰疑案》结尾时，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错愕感，事实上，在当年阿加莎发表此书时就饱受争议。诺克斯十诫曾对推理小说做出规定：侦探不能成为凶手;侦探的好朋友必须将其判断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虽然在《罗杰疑案》中，医生谢泼德并非侦探，但却是从始至终陪同波洛查案的朋友，并且他使用诡计向读者隐瞒了部分真相，误导读者对他放松警惕，致使推理转向错误的方向。因此《罗杰疑案》甫一发表，就有评论家痛批它是“骗人的玩意”，认为阿加莎违背了推理小说的叙述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读者第二遍仔细回顾，就会发现曾以为被掩盖的真相其实都被阿加莎藏在了细节描写和暗示中。
　　在《罗杰疑案》第二章，阿加莎对谢泼德医生分析弗拉尔斯太太的死因作了细致描绘，其中一句提到：“女人都渴望站在聚光灯下，如果下决心自尽，通常都会公布将自己推上绝路的原因^[3]。”读者第一次阅读时，可能会认为谢泼德医生是个思维敏锐、逻辑判断水平高的好助手，但当读者了解真相后再返回品味此刻谢泼德的心理，就会发现此句蕴藏深意，正因为谢泼德医生就是逼弗拉尔斯太太走上绝路的凶手，此时他才会做出如此推断。再如谢泼德医生回家路上听闻邻居议论罗杰与弗拉尔斯的绯闻，阿加莎运用“心事重重”一词形容谢泼德的心情，表面看他是在为村民嚼舌根而忧虑，实则是所议之事正中真相，他在担心所作所为有败露风险。小说第四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当谢泼德看到罗杰收到弗拉尔斯太太绝笔信时，前文中表现得镇静老实的医生在这时一反常态，不顾礼节地催促罗杰读信。在之后的案件侦破过程中，谢泼德也会偶尔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状态，也正是这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暗示了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在阿加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看似与案件无关紧要的情节，但其实这都是破案必需的关键细节，正像波洛在破案中常说的：“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4]。”阿加莎的推理极其讲究证据，她将原本井然有序的逻辑结构借助表面毫无关联的小细节散乱在叙述之中，借助时间空间的微小间隔扰乱读者的推理思路，最终有条不紊地借侦探之口拼凑出一个完美无缺的真相，常常使读者既有恍然大悟之感，又懊恼自己忽略了作者留下的暗示和细节，错失侦破凶手的好机会。
　　4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开创性
　　推理小说的有趣之处无非两种：一是猜中凶手成功解密的自豪感，二是判断错误致使结局出人意料的震撼。阿加莎的作品更倾向于后者，从悬念设置到细节把控，从逻辑推理到人物塑造，她的作品情节曲折怪诞、结构跌宕新奇，以诡谲的叙事把看似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可能。
　　可以说，阿加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的开创性。在阿加莎之前，以爱伦·坡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家擅长制造恐怖气氛，推理小说往往与悬疑怪诞和血腥暴力挂钩，阅读受众被迫局限于男性读者。基于此，阿加莎在文风上大胆创新，她的小说虽然仍与凶杀案离不开关系，但故事更倾向于对推理过程的描述，必不可少的杀人场景也褪去了恐怖残忍的阴影，甚至在故事结尾之时，读者还会感受到案件调查中人间百态的一丝温情。这也正是阿加莎作为女性作家创作小说的准则，即罪恶的被消灭，卑劣的受惩罚，善良的人终有好报，苦命鸳鸯能成眷属。在她笔下，血腥暴力不再是人追求感官刺激的乐趣之源，冷静推理背后的温柔成为治愈心灵的慰藉。王安忆曾评价她说：“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人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5]在阿加莎之后，女性读者成为推理小说的受众，推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甚。
　　阿加莎的开创性还体现在她对推理模式的创新。她一生所写的八十多部推理小说开创了多种经典犯罪模式，其中最著名的就属以《无人生还》为代表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代表的合作杀人和《罗杰疑案》为代表的叙述性诡计。这些模式被后代推理小说家借鉴沿用甚广，如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代表作《恶意》，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记体形式，凶手即作为叙述者的野野口修;暴风雪山庄模式更是被不少影视作品借鉴，如《致命ID》《八面埋伏》等。
　　5结语
　　作为一代推理文学宗师，阿加莎·克里斯蒂凭借无出其右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运用精巧的艺术构思、多变的叙述技巧，创作了许多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不仅在当时形成了现象级的阅读风潮，对后世推理文学及影视艺术的创作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之无愧地成为推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兰.试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及特殊魅力[J].理论观察，2007（3）：172-173.

[2]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疑案[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4]阿加莎·克里斯蒂.阳光下的罪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王安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05（5）：50-67.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孙怡文，女，山东泰安人，本科，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指導老师：丁建川（1972—），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学、农书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