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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以后，我国CPI多月连续上行引致了国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中央将“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严重的通货膨胀”列为2008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CPI的高低不仅成为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中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而且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和谐程度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状况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
我国的CPI结构是80年代确定的，当时不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吃穿开支占城乡居民收入的比重都居于高位，恩格尔系数达到80％以上。因此，在CPI中将食品类所占权重界定在34％左右是合适的。但20多年过去了，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改善，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落，2007年末，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致为32％，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致为41％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在CPI中食品类权重还不下调就很难反映经济运行和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了。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也很难接口。例如，我国CPI在2007年11月份为6.9％(其中，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18.8％)、1—12月份为4.8％，如果选用美国等发达国家CPI中的食品类所占权重(大约在10—15％之间)计算，则我国11月份的CPI大约在4％左右，1—12月份CPI则在3％以下。
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有着一系列负面效应：
第一，不利于推进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消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机制，工业发展从农业部门获得了大量资金。经济体制改革近30年来，我国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状况不仅没有缩小趋势，而且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价格必然上扬的规律是相悖的。在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直接反映为CPI高涨；为了抑制CPI高涨、保障城镇居民的生活稳定，我们选择的政策措施又往往是抑制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由此不断反复，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拉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2003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推进CPI上涨的过程。中央政府通过多项财政补贴措施以支持农民种粮养猪，取得了一些积极效应。但这些措施常常处于事后补贴，很难有效持续地充分抵补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增加的成本，更不可能推进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农产品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使广大农民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获得看得见的收入增加，是一项最起码的要求，其效应也远高于每每出台的财政补贴措施。有鉴于此，下调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降低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致的CPI上涨幅度，并由此减轻运用政策手段抑制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程度，是必要的。
第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实施。在由猪肉及其制品、食用油、家禽和蛋等价格上升引致CPI高位运行的条件下，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10次上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不论是频繁程度还是调整幅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就CPI涨幅而言，这些措施似乎并无多少效应。内在机理是，货币政策并不直接具有调控因市场供不应求所引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功能。
针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致的CPI上涨，国内的官方表述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但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海外，对此的用语大多还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这种物价上涨是由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因此，对应的政策选择理所当然就是紧缩银根。但由农产品短缺所引致的CPI上涨并非通货膨胀，它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并无内在关联，由此，不论货币政策如何收紧，农产品价格上行的走势依然不改。结果是，货币政策的紧缩措施不断出台，而CPI在2007年5月以后持续创出新高。
CPI走高引致了存款负利率现象的发生，这本来属正常现象，在实践中也很难说的上有多少负效应。但因以“通货膨胀”冠之，就成了央行的职能发挥问题，由此，2007年下半年以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盯住点从“根据CPI走势而定”转变为“保证存款利率为正”。在直接关系上，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从维护币值稳定转向了维护存款人的利益，货币政策成为一种利益分配工具，从而偏离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定位。实际上，对城乡居民来说，重要的不是存款利率是否为正，而是名义收入水平是否高于物价上涨水平从而实际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
如果我国CPI中的食品类权重与发达国家的情形相似，即我国2007年1—11月的CPI在3％以下，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措施出台可能就不如此频繁了。
第三，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GDP高速增长的条件下，物价走势及其水平成为衡量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而言，如果GDP高速增长伴随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大致就可判断“经济过热”。2007年3月以后，虽然由猪肉及其制品、食用油、家禽和蛋等价格上升引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是由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通货膨胀，但因CPI连续7月居高不下，一些人又将这种结构性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所以，有关宏观经济过热的说法不绝于耳。但事实上，我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低物价”的良好健康状态之中，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经济发展格局。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与食品类价格高涨相反，相当多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从1996年之后就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其市场格局一直是供过于求，因此，我国缺乏上游价格下传的必要条件。这决定了全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发生。
不难看出，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容易给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以误导性信息，因此，调低这一比重以切实反映经济运行中物价走势已是势在必行。
调低食品类所占权重的具体政策建议是：
1、逐步降低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食品类占CPI的比重降低到15％以下；
2、建立CPI构成中各类别价格权重的定期调整制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这种调整大致每两年左右进行一次，以反映变化了的居民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
3、在调整过程中，建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两个CPI体系，以保障历史的延续性和便利对比分析。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
我国的CPI结构是80年代确定的，当时不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吃穿开支占城乡居民收入的比重都居于高位，恩格尔系数达到80％以上。因此，在CPI中将食品类所占权重界定在34％左右是合适的。但20多年过去了，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改善，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落，2007年末，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致为32％，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致为41％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在CPI中食品类权重还不下调就很难反映经济运行和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了。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也很难接口。例如，我国CPI在2007年11月份为6.9％(其中，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18.8％)、1—12月份为4.8％，如果选用美国等发达国家CPI中的食品类所占权重(大约在10—15％之间)计算，则我国11月份的CPI大约在4％左右，1—12月份CPI则在3％以下。
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有着一系列负面效应：
第一，不利于推进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消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机制，工业发展从农业部门获得了大量资金。经济体制改革近30年来，我国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状况不仅没有缩小趋势，而且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价格必然上扬的规律是相悖的。在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直接反映为CPI高涨；为了抑制CPI高涨、保障城镇居民的生活稳定，我们选择的政策措施又往往是抑制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由此不断反复，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拉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2003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推进CPI上涨的过程。中央政府通过多项财政补贴措施以支持农民种粮养猪，取得了一些积极效应。但这些措施常常处于事后补贴，很难有效持续地充分抵补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增加的成本，更不可能推进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农产品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使广大农民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获得看得见的收入增加，是一项最起码的要求，其效应也远高于每每出台的财政补贴措施。有鉴于此，下调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降低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致的CPI上涨幅度，并由此减轻运用政策手段抑制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程度，是必要的。
第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实施。在由猪肉及其制品、食用油、家禽和蛋等价格上升引致CPI高位运行的条件下，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10次上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不论是频繁程度还是调整幅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就CPI涨幅而言，这些措施似乎并无多少效应。内在机理是，货币政策并不直接具有调控因市场供不应求所引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功能。
针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致的CPI上涨，国内的官方表述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但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海外，对此的用语大多还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这种物价上涨是由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因此，对应的政策选择理所当然就是紧缩银根。但由农产品短缺所引致的CPI上涨并非通货膨胀，它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并无内在关联，由此，不论货币政策如何收紧，农产品价格上行的走势依然不改。结果是，货币政策的紧缩措施不断出台，而CPI在2007年5月以后持续创出新高。
CPI走高引致了存款负利率现象的发生，这本来属正常现象，在实践中也很难说的上有多少负效应。但因以“通货膨胀”冠之，就成了央行的职能发挥问题，由此，2007年下半年以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盯住点从“根据CPI走势而定”转变为“保证存款利率为正”。在直接关系上，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从维护币值稳定转向了维护存款人的利益，货币政策成为一种利益分配工具，从而偏离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定位。实际上，对城乡居民来说，重要的不是存款利率是否为正，而是名义收入水平是否高于物价上涨水平从而实际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
如果我国CPI中的食品类权重与发达国家的情形相似，即我国2007年1—11月的CPI在3％以下，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措施出台可能就不如此频繁了。
第三，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GDP高速增长的条件下，物价走势及其水平成为衡量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而言，如果GDP高速增长伴随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大致就可判断“经济过热”。2007年3月以后，虽然由猪肉及其制品、食用油、家禽和蛋等价格上升引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是由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通货膨胀，但因CPI连续7月居高不下，一些人又将这种结构性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所以，有关宏观经济过热的说法不绝于耳。但事实上，我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低物价”的良好健康状态之中，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经济发展格局。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与食品类价格高涨相反，相当多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从1996年之后就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其市场格局一直是供过于求，因此，我国缺乏上游价格下传的必要条件。这决定了全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发生。
不难看出，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容易给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以误导性信息，因此，调低这一比重以切实反映经济运行中物价走势已是势在必行。
调低食品类所占权重的具体政策建议是：
1、逐步降低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食品类占CPI的比重降低到15％以下；
2、建立CPI构成中各类别价格权重的定期调整制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这种调整大致每两年左右进行一次，以反映变化了的居民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
3、在调整过程中，建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两个CPI体系，以保障历史的延续性和便利对比分析。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