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死的那天，阳光明媚，入土那天却寒风刺骨，细雨绵绵。我已记不得那年冬天有没有下雪，有关1993年的记忆最后仅剩与祖父的死亡有关。中饭时我们坐在东厢，祖父一个人卧在西厢，中间隔着一间堂屋。每隔一分钟，我会从长凳上跳下来，蹦跳着跑到西厢那边看一眼他，然后赶过来汇报：“他还没死呢！”
　　我每大声地喊他一声，他会吃力地眨巴一下眼睛。他已经躺在那儿好些日子了，疾病吸干了他的生命，眼下他看上去像架快要散架的老风车。我大概也知道他快要死了，至少请来的郎中是这样说的。那个赤脚医生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私下表示：“早点准备后事吧。”
　　后事的物品已经置办妥当，寿衣、乐队、纸钱、道士，他們只等着西厢房里躺着的这个人咽气，然后便抬进千年屋，敲锣打鼓，诵经奏乐，盖棺定论。
　　我的祖父静静地表示他的不满。在中风不起的一周里，他敏感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以及身边人对他做出的反应。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发出抗议之声，比方说他会在深夜里提出古怪的要求，要下床来走走……那时他还能说些话。他忘了自己半身瘫软，形同残废。有一天下午，趁无人的时候，他悄悄地睁开眼，对我说：“文文，你扶我下来走走。”他一个劲儿地哀求我，可怜巴巴的眼神让我没理由拒绝一位老人最后仅有的那点尊严。他沉得像座山，压在我稚嫩的肩头上，还未站稳就摔倒了。他用那只尚能活动的右手使劲地支撑着想要爬起来。在门口，他又摔了一跤。额头磕出了血。他一动也不动地卧在地上，阴霾的苍穹下响彻着我惊慌失措的哭喊，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时间能倒流，他能站起来，求老天让他不要死去。
　　我的祖父是个乡村道士。他一辈子给多少人超度过，我想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在他的众兄弟间，他排行第七，是最小的一个。他年轻的时候放浪不羁，乃至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依旧两手空空。倒写得一手好字，专攻小楷，于是寄居在一座破落的庵堂，拜了师傅，顺理成章地成了道士。那时日本人还未打过来，红军成功在陕北胜利会师，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宣告破产……祖父很是风光地做了好些年单身汉。一有人老去，便会有人过来叫他去做道场，方圆百十里都有他的生意。热闹的人家做三天三夜，普通点的一天一夜。那地方，他是当仁不让的角儿。念、唱、吹、打，要样样来得。一场道场下来，他能赚几斗米和一只鸡、一尾鱼、一块刀头肉以及些许钱。
　　闲时他酷爱下一种五子飞的棋。即便是在路上歇脚的工夫，也要用树杈画一副棋盘，和对方杀个死去活来。寒冷的冬天，他泡一杯极浓的茶，架着老花镜，读一本演义小说。有时候，他一页书也没翻动过，脑袋一勾一勾地打盹，发出响亮的鼾声。无事的时候，他给我看掌纹。“长大会考上大学吗？”他呵呵一笑，“攒劲就能考上。”
　　那次中风来得太突然，乃至没人反应过来，他就倒下了。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会过意不去和他们说，请记得给祖父喂一点儿。我想他若是能吃下点东西，也许就不会死了。
　　祖父去世那天阳光明媚。谁也说不准他到底什么时候走的。他静静地合上了眼皮，已经不再需要时间了。他们跪在床前开始痛哭，泪流满面，五官集体沉陷于悲痛之中。我努力想挤出几滴泪来，可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我跪在他的床头，尴尬地陷入周边悲恸的环境中，像个叛徒，在该表现悲伤的时候却无动于衷。送他上山那天，天气冷冽。我趿拉着他生前那双巨大笨拙的棉布鞋，脚像伸进了一条小船，一路趔趄地跑在披麻戴孝的队伍之中。那双鞋如此之大，乃至一路我都在想，要长大到什么时候，我穿祖父的这双棉布鞋才合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