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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發表新年度施政報告後的一段時間，按照慣例，政府五司首長須親赴立會，在各自管轄範疇與一衆議員展開施政方針辯論，被視爲是“施政大考”。4月中，橫跨兩個月、共十二日的施政辯論終於結束。作為新一屆政府成立後的首次施政辯論，本澳社會各界都關注新任司長登場，會與一衆議員發生何等“聚變反應”，爆出怎樣的唇槍舌劍？除此之外，新任司長的集體處子秀，將向外界展示其個人風采，帶來的新風氣能否體現“崔氏新政”的時代脈動，也是備受矚目的焦點。
從制度設計上講，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作爲執行層的五司，到立法會進一步解畫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各自領域的工作重點，答疑解惑、爭取認同，是行政機構向立法會、向澳門社會宣講公共政策、施政計劃的最有力手段。今年的施政辯論，在十二天的時間裡，五司首長輪番上場，就政府施政、經濟、社會及民生等問題和議員一一辯論。總體上看，新一屆施政團隊“有態度，有風格，有進步”，尤其是坦率直白的風格，爲本澳官場近年來所少有，讓人印象深刻。
行政法務司司長在面對行政改革議題時坦白直言，“精兵簡政是長期、複雜的工程，我沒有點石成金的本事”；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立法會施政辯論會議上指出，“只要有法律滯後，便有執法的無奈”；財爺梁維特在談及現金分享計劃時，直言不諱“雖然我都不想見到，但必須實事求是，真的會比一三、一四年低”；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在回應議員有關官員問責時公開承諾，如果他“做得不好，會自動請辭”。
運輸工務司長羅司更是將這種坦率直白的風格推向高潮。羅司快人快語、有一說一，大嘆“工作太多，星期一返到星期七都做不完”，至於社會對“龜速批則”的批評，羅司更是爆料，（並非主觀拖慢）政府行政程序很多，諸多工作都拖遲。針對運輸工務領域的種種難題和困窘，在承認客觀因素外，這位司長坦陳屬下部門有“不肯擔責”的官場文化，令施政效能處處掣肘。
應該說，通過今次的施政辯論，新一屆的特府施政團隊給本澳社會帶來了一股“小清新”，雖不至於洗心革面，但至少官話、套話少了許多，既無回避矛盾，也無掩飾問題，更沒有以“閃爍其辭、答非所問、避重就輕”的官腔官調來搪塞悠悠之口，表現出的坦誠和直率，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過去，因運輸工務領域與普通市民息息相關，因而亦是民怨最重、火藥味最濃的領域，每每府會交鋒，劍拔弩張是常態；而本次，立法會主席賀一誠都點贊“司長回應好坦率，相信在座的議員都會好感慨，司長是實事求是處理本澳現時面對的問題”，不少議員更是爲羅司出謀獻策，一時間，府會一家，齊心爲澳。期待中的社會共識，在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的前提下，居然在立會得以實現，雖算不上奇跡，但至少也是罕見。
比之於過去有官員“硬著頭皮過堂般”的艱難，本次立會施政辯論的戲劇性一幕，顯然在提醒我們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澳門需要什麼樣的官員？
一、澳門需要“會說話”的官員
表面上看，司長們本次的漂亮亮相，最直接的變化是話風文風的全新轉型。話風文風是人們判斷一個政府的行政文化、施政能力及回應能力的“晴雨表”。坦率地說，在澳門，醜陋的官話套話已經形成穩定的話語系統，與其政治文化的僵化有關。曾幾何時，本澳官場的虛話、套話、雷人之語蔚然成風，這本身就是官場生態惡化的一種外在表現。官字兩張口，本澳某些官員在面對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時，要麽假大空，要麽閃爍其詞、不知所以，究其原因，無非是避重就輕，明哲保身，這充分暴露了本澳官場生態中漠視民生的一面，也說明了官場生態與社會生態的格格不入。
從某種意義上看，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種話語關係的社會，人們之間的理解和溝通都需要通過語言來實現。語言方式的差異，以及背後折射出的文化因素，都會對群體之間的理解和溝通産生重要的影響。
有學者指出，“價值的社會契約、重疊共識則本質上都是一種依賴於語言的契約。視域融合、合理交往更是從解釋學的角度把語言看成我們交際世界的基本方式，語言和理解之間有著根本的聯繫”。
毋庸諱言，澳門的官場語言帶有較強的官僚主義色彩，一些政府官員，習慣於傳統行政話語的語言方式，自說自話、空乏無味，不顧及聽衆的感受，必然在“公共輿論的話語體系中與民間話語産生隔閡，最後給政府和大衆之間的溝通、交流和相互理解製造障礙”。這種語言方式，使政府回應缺乏親近感，甚至讓人反感。
在本次施政辯論中，有局長在回應“看病難”時語出驚人。這位局長感歎，澳門人其實好健康，好長壽，但近年急診病人呈幾何級數急增，“去年全澳使用政府免費醫療服務共有568萬人次，包括使用公立醫療體系服務，私立醫院和非牟利機構的購買服務，以至醫療券等”，連原定應付五年需求的新急症大樓亦不敷應用，“不明哪來這麼多病人”、“點解（居民）要看那麼多次醫生”，繼而，他得出結論，澳門居民太容易就醫，並非“睇病難”（看病難）。
局長的一番言論，瞬時在社會激起漣漪，有聲音質疑其言論不負責任，更有聲音指出“568萬人次”的水分，“看病總數按全年攤算，得出日均1.5萬次。那麽，問題來了。若每天1.5萬人次前往看病，現有提供免費服務的醫療機構應付得來嗎？人龍又要排多長？”（春華）。對於如此顯而易見的水分數據，局長還拿來在立會上解畫，足以說明本澳官場語言系統的僵化和官僚。
然而，該局長的“雷語”還遠非最糟糕，至少還有數據、有觀點，在過往的立會施政辯論中，總有個別官員“乏善可陳的解釋，空洞蒼白的辯解”，既“辯”不明方向，也“論”不明政策，尤其在面對議員的質疑時，答非所問、巧言令色、文過飾非，即使被戳及痛處，也臉不紅、心不跳，要麽假大空，無實質內涵；要麽閃爍其詞、不知所以，王顧左右而言他；要麽技術性“拉布”，搬出專業術語，喋喋不休地解說具體操作細節，反正一年也就2天時間，沒等介紹完主要內容恐怕時間已經到鐘了，“未完待續，明年再會”，如是而已，完全把施政方針辯論當做走過場，以敷衍應付了事。如此官場語言和為政態度，暴露出施政者缺乏基本的民本理念，本質上是官僚主義對民主理念的挑釁。 我們認為，官場語言是一種公共話語體系，是一種政府回應。“在現代民主的視野中，政府回應不僅是公共行政的一種機制性安排，還是現代民主價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過政府回應，有利於推動民主品質的提升”。
現代民主突出表現爲一種公共權力的責任性，理論上看，民主社會中，一切權力歸民衆，政府只是在履行“委託—代理人”的契約關係。“公共管理的責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應，回應意味著政府對民衆對於政策變革的接納和對民衆要求做出的反應，並採取積極措施解決問題”。責任是對賦權的回饋，而責任最表像的方式就是回應。事實上看，只有通過有效的回應，公共權力的責任性才更加突顯，民主政治的真實性才更爲彰顯。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闕中，就不難發現，只有公共權力不斷回應公民需求和社會關切，並形成有效的互動，民主的價值才能得以真正實現。因此，回應不僅是公共管理學層面的技術操作，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此說來，官場語言、政府回應與現代民主的發展緊密相關。改變官場語言的文風語風，本質上就是提升政府回應水平，以期符合民主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由這個意義伸發開來，官場語言作爲政府回應的最外顯化具象，竟然折射的是現代公共生活價值層面的深刻意涵。
二、澳門需要“有擔當”的官員
澳門特區政府已經成立15年了，坦率地講，進步不小，問題也不少。今年的施政辯論中，帶給本澳社會很多驚喜的工務運輸司羅司就坦言“下轄部門有不肯擔責的官場文化，令施政效能處處掣肘。”羅司真是一語中的，“不肯擔責”正成為本澳行政系統中揮之不去的心理陰霾，“有擔當”成為一種稀缺！
回歸後的澳門，政治地位由“殖民管治”向“高度自治”轉變，因此，較之澳葡時期，作爲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更需要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承擔責任意識以及與之配套的體制保障。但是回歸後，特區政府遇到的最大困擾是主要官員有權無責，不用爲政策失誤乃至平庸表現承擔政治責任，導致政府一度出現某些政令不暢，效率低下，內耗增多的現象，令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施政方針和目標難以落實，不僅令市民不滿，也嚴重影響了特府的形象。
在葡治時期，特殊政治環境造就的官僚體系，在實現有限度管治的同時，也沉澱了“官本位”文化，直到特區時期依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並依舊深刻地影響著當前本澳官場。這說起來有點諷刺，年輕的特區政府沒有從澳葡政府那裡繼承什麼正能量政治遺產，倒無師自通地踐行夕陽政府的官僚作風。這種“新政府、老作風”的現象不但影響了政府的績效，也影響了政府的整體形象。
不客氣地講，現在的“官本位”被演化爲以政府自身爲中心的權力體制和運行機制，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被稱作行政權的政府權力更多地表現爲一種集權，權力在官僚制體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來，造成了“權力拜物教”，上層發號施令，下級依令而行。政府本位主義造成了對政府的盲目崇拜，爲政府的畸形發展製造了機會，造成了庸官當道、冗員充斥、慵懶閑散等官僚主義問題；普遍的個體利益實現的追求導致了無法根治的“衙門作風”。
正是這種“衙門作風”，滋生出的“不肯擔責”亞文化排斥積極向上的官場文化，不斷腐蝕著我們的行政系統，成爲澳門社會進步必須擺脫的一種羈絆。輕軌工程的無限期拖延就是這種文化最真實的寫真和對照。輕軌工程，作為澳門開埠以來最重要的集體運輸系統工程，註定存在巨大的利益博弈，政府本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秉承“有擔當”的精神，認真細緻地做好前期準備工作，但偏偏政府習慣性採用鴕鳥政策，一衆葫蘆僧偏要作聰明相，對於敏感路段，諮詢避重就輕、躲躲閃閃，妄圖蒙混過關；事到臨頭，東窗事發，反彈更大，不僅於事無補，更引起民衆警覺，引發民衆不信任，令後面的事更難辦，更因巨大輿論壓力，當局恐生出諸多事端來，於是就令輕軌陷入到如今這般無限期扯皮的境地中。細細推究起來，不就是“不肯擔責”的惡果嗎？
辯證地看，“不肯擔責”實質上是“績效制”和“問責制”的雙重缺位。沒有績效則無法衡量，沒有問責則可以任性。正是在這種可怕的缺位中，官員可以穩做太平官，風聲不對後“以私人原因請辭”，倒炒政府魷魚，風風光光地上臺，體體面面地下臺，成為澳門特色的辭職。
必須要承認，澳門特區政府在對官員約束制度建設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特區政府已頒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則》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守則》，規範了主要官員的基本原則及義務，明確指出主要官員政治上向行政長官負責，須依法施政、公正無私、盡忠職守、維護政府的公信力，堅守個人品德和操守的最高標準，並就下屬部門或實體施行上級訂定的政策失誤，向行政長官承擔責任。並且，過去幾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行政法務範疇重點之一，就是建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首先實行領導官員的績效評審制度。然而，因種種原因，直到目前爲止，上述制度建設距離市民的要求還有不小的差距。這顯然說明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而且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未來行政改革的著力點，那就是以“績效制”和“問責制”爲代表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具備操作性的細節和可量化內容，將首先提到日程上來，事實上，也只有夯實了制度基礎，要求官員“有擔當”才成爲可能！
尤爲緊要的，在周邊地區社運、公運、學運風潮中，本澳未來的社會生態會發生什麽變化，現在一切都是未知數。但有一點能肯定，那就是一定會有變化。在變化面前，尤其是在日趨複雜的變化面前，官員們“有擔當”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高調，更是一種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實際上將上升爲官員必備的品質！
從制度設計上講，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作爲執行層的五司，到立法會進一步解畫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各自領域的工作重點，答疑解惑、爭取認同，是行政機構向立法會、向澳門社會宣講公共政策、施政計劃的最有力手段。今年的施政辯論，在十二天的時間裡，五司首長輪番上場，就政府施政、經濟、社會及民生等問題和議員一一辯論。總體上看，新一屆施政團隊“有態度，有風格，有進步”，尤其是坦率直白的風格，爲本澳官場近年來所少有，讓人印象深刻。
行政法務司司長在面對行政改革議題時坦白直言，“精兵簡政是長期、複雜的工程，我沒有點石成金的本事”；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立法會施政辯論會議上指出，“只要有法律滯後，便有執法的無奈”；財爺梁維特在談及現金分享計劃時，直言不諱“雖然我都不想見到，但必須實事求是，真的會比一三、一四年低”；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在回應議員有關官員問責時公開承諾，如果他“做得不好，會自動請辭”。
運輸工務司長羅司更是將這種坦率直白的風格推向高潮。羅司快人快語、有一說一，大嘆“工作太多，星期一返到星期七都做不完”，至於社會對“龜速批則”的批評，羅司更是爆料，（並非主觀拖慢）政府行政程序很多，諸多工作都拖遲。針對運輸工務領域的種種難題和困窘，在承認客觀因素外，這位司長坦陳屬下部門有“不肯擔責”的官場文化，令施政效能處處掣肘。
應該說，通過今次的施政辯論，新一屆的特府施政團隊給本澳社會帶來了一股“小清新”，雖不至於洗心革面，但至少官話、套話少了許多，既無回避矛盾，也無掩飾問題，更沒有以“閃爍其辭、答非所問、避重就輕”的官腔官調來搪塞悠悠之口，表現出的坦誠和直率，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過去，因運輸工務領域與普通市民息息相關，因而亦是民怨最重、火藥味最濃的領域，每每府會交鋒，劍拔弩張是常態；而本次，立法會主席賀一誠都點贊“司長回應好坦率，相信在座的議員都會好感慨，司長是實事求是處理本澳現時面對的問題”，不少議員更是爲羅司出謀獻策，一時間，府會一家，齊心爲澳。期待中的社會共識，在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的前提下，居然在立會得以實現，雖算不上奇跡，但至少也是罕見。
比之於過去有官員“硬著頭皮過堂般”的艱難，本次立會施政辯論的戲劇性一幕，顯然在提醒我們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澳門需要什麼樣的官員？
一、澳門需要“會說話”的官員
表面上看，司長們本次的漂亮亮相，最直接的變化是話風文風的全新轉型。話風文風是人們判斷一個政府的行政文化、施政能力及回應能力的“晴雨表”。坦率地說，在澳門，醜陋的官話套話已經形成穩定的話語系統，與其政治文化的僵化有關。曾幾何時，本澳官場的虛話、套話、雷人之語蔚然成風，這本身就是官場生態惡化的一種外在表現。官字兩張口，本澳某些官員在面對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時，要麽假大空，要麽閃爍其詞、不知所以，究其原因，無非是避重就輕，明哲保身，這充分暴露了本澳官場生態中漠視民生的一面，也說明了官場生態與社會生態的格格不入。
從某種意義上看，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種話語關係的社會，人們之間的理解和溝通都需要通過語言來實現。語言方式的差異，以及背後折射出的文化因素，都會對群體之間的理解和溝通産生重要的影響。
有學者指出，“價值的社會契約、重疊共識則本質上都是一種依賴於語言的契約。視域融合、合理交往更是從解釋學的角度把語言看成我們交際世界的基本方式，語言和理解之間有著根本的聯繫”。
毋庸諱言，澳門的官場語言帶有較強的官僚主義色彩，一些政府官員，習慣於傳統行政話語的語言方式，自說自話、空乏無味，不顧及聽衆的感受，必然在“公共輿論的話語體系中與民間話語産生隔閡，最後給政府和大衆之間的溝通、交流和相互理解製造障礙”。這種語言方式，使政府回應缺乏親近感，甚至讓人反感。
在本次施政辯論中，有局長在回應“看病難”時語出驚人。這位局長感歎，澳門人其實好健康，好長壽，但近年急診病人呈幾何級數急增，“去年全澳使用政府免費醫療服務共有568萬人次，包括使用公立醫療體系服務，私立醫院和非牟利機構的購買服務，以至醫療券等”，連原定應付五年需求的新急症大樓亦不敷應用，“不明哪來這麼多病人”、“點解（居民）要看那麼多次醫生”，繼而，他得出結論，澳門居民太容易就醫，並非“睇病難”（看病難）。
局長的一番言論，瞬時在社會激起漣漪，有聲音質疑其言論不負責任，更有聲音指出“568萬人次”的水分，“看病總數按全年攤算，得出日均1.5萬次。那麽，問題來了。若每天1.5萬人次前往看病，現有提供免費服務的醫療機構應付得來嗎？人龍又要排多長？”（春華）。對於如此顯而易見的水分數據，局長還拿來在立會上解畫，足以說明本澳官場語言系統的僵化和官僚。
然而，該局長的“雷語”還遠非最糟糕，至少還有數據、有觀點，在過往的立會施政辯論中，總有個別官員“乏善可陳的解釋，空洞蒼白的辯解”，既“辯”不明方向，也“論”不明政策，尤其在面對議員的質疑時，答非所問、巧言令色、文過飾非，即使被戳及痛處，也臉不紅、心不跳，要麽假大空，無實質內涵；要麽閃爍其詞、不知所以，王顧左右而言他；要麽技術性“拉布”，搬出專業術語，喋喋不休地解說具體操作細節，反正一年也就2天時間，沒等介紹完主要內容恐怕時間已經到鐘了，“未完待續，明年再會”，如是而已，完全把施政方針辯論當做走過場，以敷衍應付了事。如此官場語言和為政態度，暴露出施政者缺乏基本的民本理念，本質上是官僚主義對民主理念的挑釁。 我們認為，官場語言是一種公共話語體系，是一種政府回應。“在現代民主的視野中，政府回應不僅是公共行政的一種機制性安排，還是現代民主價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過政府回應，有利於推動民主品質的提升”。
現代民主突出表現爲一種公共權力的責任性，理論上看，民主社會中，一切權力歸民衆，政府只是在履行“委託—代理人”的契約關係。“公共管理的責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應，回應意味著政府對民衆對於政策變革的接納和對民衆要求做出的反應，並採取積極措施解決問題”。責任是對賦權的回饋，而責任最表像的方式就是回應。事實上看，只有通過有效的回應，公共權力的責任性才更加突顯，民主政治的真實性才更爲彰顯。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闕中，就不難發現，只有公共權力不斷回應公民需求和社會關切，並形成有效的互動，民主的價值才能得以真正實現。因此，回應不僅是公共管理學層面的技術操作，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此說來，官場語言、政府回應與現代民主的發展緊密相關。改變官場語言的文風語風，本質上就是提升政府回應水平，以期符合民主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由這個意義伸發開來，官場語言作爲政府回應的最外顯化具象，竟然折射的是現代公共生活價值層面的深刻意涵。
二、澳門需要“有擔當”的官員
澳門特區政府已經成立15年了，坦率地講，進步不小，問題也不少。今年的施政辯論中，帶給本澳社會很多驚喜的工務運輸司羅司就坦言“下轄部門有不肯擔責的官場文化，令施政效能處處掣肘。”羅司真是一語中的，“不肯擔責”正成為本澳行政系統中揮之不去的心理陰霾，“有擔當”成為一種稀缺！
回歸後的澳門，政治地位由“殖民管治”向“高度自治”轉變，因此，較之澳葡時期，作爲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更需要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承擔責任意識以及與之配套的體制保障。但是回歸後，特區政府遇到的最大困擾是主要官員有權無責，不用爲政策失誤乃至平庸表現承擔政治責任，導致政府一度出現某些政令不暢，效率低下，內耗增多的現象，令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施政方針和目標難以落實，不僅令市民不滿，也嚴重影響了特府的形象。
在葡治時期，特殊政治環境造就的官僚體系，在實現有限度管治的同時，也沉澱了“官本位”文化，直到特區時期依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並依舊深刻地影響著當前本澳官場。這說起來有點諷刺，年輕的特區政府沒有從澳葡政府那裡繼承什麼正能量政治遺產，倒無師自通地踐行夕陽政府的官僚作風。這種“新政府、老作風”的現象不但影響了政府的績效，也影響了政府的整體形象。
不客氣地講，現在的“官本位”被演化爲以政府自身爲中心的權力體制和運行機制，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被稱作行政權的政府權力更多地表現爲一種集權，權力在官僚制體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來，造成了“權力拜物教”，上層發號施令，下級依令而行。政府本位主義造成了對政府的盲目崇拜，爲政府的畸形發展製造了機會，造成了庸官當道、冗員充斥、慵懶閑散等官僚主義問題；普遍的個體利益實現的追求導致了無法根治的“衙門作風”。
正是這種“衙門作風”，滋生出的“不肯擔責”亞文化排斥積極向上的官場文化，不斷腐蝕著我們的行政系統，成爲澳門社會進步必須擺脫的一種羈絆。輕軌工程的無限期拖延就是這種文化最真實的寫真和對照。輕軌工程，作為澳門開埠以來最重要的集體運輸系統工程，註定存在巨大的利益博弈，政府本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秉承“有擔當”的精神，認真細緻地做好前期準備工作，但偏偏政府習慣性採用鴕鳥政策，一衆葫蘆僧偏要作聰明相，對於敏感路段，諮詢避重就輕、躲躲閃閃，妄圖蒙混過關；事到臨頭，東窗事發，反彈更大，不僅於事無補，更引起民衆警覺，引發民衆不信任，令後面的事更難辦，更因巨大輿論壓力，當局恐生出諸多事端來，於是就令輕軌陷入到如今這般無限期扯皮的境地中。細細推究起來，不就是“不肯擔責”的惡果嗎？
辯證地看，“不肯擔責”實質上是“績效制”和“問責制”的雙重缺位。沒有績效則無法衡量，沒有問責則可以任性。正是在這種可怕的缺位中，官員可以穩做太平官，風聲不對後“以私人原因請辭”，倒炒政府魷魚，風風光光地上臺，體體面面地下臺，成為澳門特色的辭職。
必須要承認，澳門特區政府在對官員約束制度建設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特區政府已頒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則》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守則》，規範了主要官員的基本原則及義務，明確指出主要官員政治上向行政長官負責，須依法施政、公正無私、盡忠職守、維護政府的公信力，堅守個人品德和操守的最高標準，並就下屬部門或實體施行上級訂定的政策失誤，向行政長官承擔責任。並且，過去幾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行政法務範疇重點之一，就是建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首先實行領導官員的績效評審制度。然而，因種種原因，直到目前爲止，上述制度建設距離市民的要求還有不小的差距。這顯然說明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而且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未來行政改革的著力點，那就是以“績效制”和“問責制”爲代表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具備操作性的細節和可量化內容，將首先提到日程上來，事實上，也只有夯實了制度基礎，要求官員“有擔當”才成爲可能！
尤爲緊要的，在周邊地區社運、公運、學運風潮中，本澳未來的社會生態會發生什麽變化，現在一切都是未知數。但有一點能肯定，那就是一定會有變化。在變化面前，尤其是在日趨複雜的變化面前，官員們“有擔當”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高調，更是一種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實際上將上升爲官員必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