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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位语言学家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慈善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江苏常州青果巷，出了3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周有光的祖籍是江苏宜兴，是后来迁居常州的。
周有光回忆说：“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当初我没有对语文特别偏爱，国文、英语、数学学得都不错。高中以后，我才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在当时最突出的就是语文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都提倡国语。而我们受教育都是用方言，到今天我背古诗都只能用方言，要我用普通话念古诗我就费劲了。”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来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大学里，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他选修了语言学。
“1933年，我去日本学日语1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当时，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在身，周有光于是携夫人回上海。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推行已是1934年。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之后又涌现出许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倪海曙（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很大。因为语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层的，而倪海曙把它带到群众里面去，带到工人里面、农民里面，广大的劳动群众也参加语文运动。”当年，周有光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解放后，周有光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作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O’算不算中国字？在以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O’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OO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O’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不要觉得奇怪。当然，变，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能接受有的接受不了，要有一个过程。”
“四朝元老”是位“新潮老头”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有一位外国哲人也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
当时，没有举行追悼会，也没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心情。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谈话的间隙，周有光从身后的小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给记者看。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里面收入了包括周有光在内的许多知名语言学家的传略。记者在目录处看到每一个传主后都有周有光用铅笔做的标记，注明有关传主的去世时间，而只有他自己还健在。“现在，收在这本书里的好朋友和同学全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八宝山去了，只剩下我。长寿也不是一件好事，佛经里说，99岁功德圆满。2005年春节前后，我患肝溢血住进医院，医生说这种病要治好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可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我又回来了，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们都来看我，我好像成了观赏动物一样。”
已是百余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日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电脑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书桌旁边，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他指着说：“写文章全靠它了。”说着，他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3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
高龄“换笔”之后，周有光开始关注漢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而他总能够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骨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记者担心他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在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他谈兴正浓，完全不像一位111岁的老人，看他高兴的劲头，倒像是个顽童。
告别时，老人坚持要送记者到门口、下楼梯。记者回过头来，只发现眼前超高龄的老先生确实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慈善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江苏常州青果巷，出了3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周有光的祖籍是江苏宜兴，是后来迁居常州的。
周有光回忆说：“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当初我没有对语文特别偏爱，国文、英语、数学学得都不错。高中以后，我才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在当时最突出的就是语文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都提倡国语。而我们受教育都是用方言，到今天我背古诗都只能用方言，要我用普通话念古诗我就费劲了。”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来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大学里，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他选修了语言学。
“1933年，我去日本学日语1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当时，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在身，周有光于是携夫人回上海。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推行已是1934年。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之后又涌现出许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倪海曙（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很大。因为语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层的，而倪海曙把它带到群众里面去，带到工人里面、农民里面，广大的劳动群众也参加语文运动。”当年，周有光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解放后，周有光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作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O’算不算中国字？在以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O’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OO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O’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不要觉得奇怪。当然，变，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能接受有的接受不了，要有一个过程。”
“四朝元老”是位“新潮老头”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有一位外国哲人也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
当时，没有举行追悼会，也没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心情。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谈话的间隙，周有光从身后的小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给记者看。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里面收入了包括周有光在内的许多知名语言学家的传略。记者在目录处看到每一个传主后都有周有光用铅笔做的标记，注明有关传主的去世时间，而只有他自己还健在。“现在，收在这本书里的好朋友和同学全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八宝山去了，只剩下我。长寿也不是一件好事，佛经里说，99岁功德圆满。2005年春节前后，我患肝溢血住进医院，医生说这种病要治好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可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我又回来了，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们都来看我，我好像成了观赏动物一样。”
已是百余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日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电脑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书桌旁边，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他指着说：“写文章全靠它了。”说着，他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3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
高龄“换笔”之后，周有光开始关注漢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而他总能够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骨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记者担心他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在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他谈兴正浓，完全不像一位111岁的老人，看他高兴的劲头，倒像是个顽童。
告别时，老人坚持要送记者到门口、下楼梯。记者回过头来，只发现眼前超高龄的老先生确实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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