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近代,广府地区的“自梳”现象和上海地区的“摩登”现象具有显著的服饰特征、浓郁的服饰元素以及丰富的服饰文化内涵。由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探索女性角色、服饰的嬗变,不仅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解译服饰变革的密码,更是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
社会现象中的女性服饰印记——以近代“自梳女”与“摩登女”为例
【摘 要】
：
中国近代,广府地区的“自梳”现象和上海地区的“摩登”现象具有显著的服饰特征、浓郁的服饰元素以及丰富的服饰文化内涵。由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探索女性角色、服饰的嬗变,不仅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解译服饰变革的密码,更是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
【机 构】
：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出 处】
：
晋阳学刊
【发表日期】
：
2021年4期
【基金项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风东渐’背景下的中国近代服饰变革”(项目编号:CUSF-DH-D-2019104)阶段性成果。
其他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南海权益维护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局势,中国政府一改多年来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忍让、谨慎的立场,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加强对中国南海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维护和管理,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与此同时,以“双轨思路”,积极推动与南海各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并与域外国家开展外交博弈,压缩其寻求介入南海问题的空间。
由于其文本特殊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亚里士多德哲学以争议多而著名。在定义问题上的争议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只有一种定义方式——属加种差呢,还是有第二种——专门针对质形复合物、由对质料和形式的描述构成的定义?争议的双方都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内部寻求各自的文本证据。但实际上,讨论知识定义的柏拉图的《泰阿泰德》,在多个概念和理论方面都为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定义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准备。柏拉图在《泰阿泰德》208c-210a提到下定义时需要掌握对象与其他东西的“差异”的思想,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Η2中进行了发展,那就是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提振抗战士气、缓解财政困难,提出对英美大借款计划,其中对英借款1亿英镑,并希望不能有担保条件。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同意提供5000万英镑借款。中国希望英国采取与美国5亿美元借款类似的规定,允许中国无条件使用借款,但出于战时财力困难与战后国际收支的考虑,英国不愿在借款条件上做出让步。围绕借款担保中国内债与维持法币的用途,中英展开拉锯,谈判长达两年,亦引发中国对英国的不满。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英协商借款问题,会后,双方于1944年2月就折中方案达成一致并于当年5月签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
本文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1840年以来,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外围化。清末民初,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于此体系之中,中国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俄国革命胜利,使得这一世界体系局部崩塌;共产国际成立,构建了一个反抗性的革命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生发于其中,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毛泽东的历史意义则在于自觉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此体系中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以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构建内生性的中国革命力量,此为革命胜利之本。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给当代中国既有人文知识体系带来了挑战,也为女性文学研究这类新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本文试图从文学创作、理论译介和生命经验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及其对新时期人文知识体系重构的影响,同时指出:女作家的创作及相关批评借助争议性爱情叙事,切入并转移了有关当代伦理道德变迁的讨论,为立足于情感维度的女性“个人”正当性的确立创造了契机;来自域外的“妇女文学”概念范畴,借助在正典与现实互动中生成的译介政治,参与了本土女性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女学者努力将个人生命经验凝练为
胡宗南主持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国民党为对日持久作战、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弥补干部不足的短板而创设的干部训练机构。该训练团存续时间长达七年,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战干团一方面延续黄埔模式与国民党干部训练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胡宗南个人治军特色。受训干部大多被派遣到部队基层、西北地区或沦陷区。战干团在源源不断地为持久抗战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更成为胡宗南限制中共力量发展、垄断地方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工具。围绕“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引发的国共摩擦及国民党内部军政冲突,凸显了胡宗南在多元势力中拓展个人权力
集市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学的经典议题。本文考察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的三种主流范式。其中,经济学范式分析集市上的交易行为和制度过程,旨在厘清集市制度与市场规则之间的概念边界。地理学范式通过对集市分布模式和联结机制的考察,力图超越地方主义和文化孤岛的方法论局限。符号学范式则以集市上信息的流通、符号的挪用与意义的生成为视点,深描出集市的文化图式与精神气质。三种范式不仅深入关照了集市的不同侧面,也反映出人类学集市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根基与流变。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何在?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套涵盖发达国家和赶超经济体(例如中国),并能够说明后发展境况如何塑造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产业政策选择的理论。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基础,结合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关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多样性范式,以及林毅夫的关于赶超经济体的“三位一体”论,并联系佩里·安德森的“两种革命”学说,构建一个通过跨国比较阐明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特征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中国模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