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的前世与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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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工书画,精音律,擅诗文,尤其在填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著》中夸赞他为“词中之帝”。但是李煜以赤子之心,却要背负南唐国主的重任,苦苦煎熬了15年后,终于被宋所灭;“一旦归为臣虏”,又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备受屈辱,最终年仅42岁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杀。围绕着这位富有才华而又身世沉浮的一代词宗,历来不乏神奇的传说。
  一
  李煜天生异禀,据陆游《南唐书》卷三记载,说他“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曾慥《类说》卷五十二引《翰府名谈》也称:“江南李主一目重瞳。”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四亦云:“后主一目重瞳子。”历史当中生有“重瞳”异相的,包括上古传说中的虞舜和秦末西楚霸王项羽,由此李煜被认为是虞舜、项羽的后身。
  李煜的历史功绩自然无法跟虞舜相较,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都娶了姐妹二人为妻。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嫁虞舜。南唐保大十二年(954),18岁的李煜纳大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妻,即为此后的昭惠皇后,史称“大周后”,连名字都和唐尧之女一模一样。昭惠皇后病逝后,他于北宋开宝元年(968)又娶了其胞妹为妻,即为“小周后”。因此他们在婚姻方式上非常相似。
  李煜与另一位“重瞳子”项羽,则都属于悲剧性历史人物。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叱咤风云,雄霸天下,最终却被刘邦所灭,于公元前202年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这与李煜于开宝八年(975)亡国遭俘的命运何其相似。
  项羽在垓下被围之际,唱出了沉雄悲凉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慷慨悲歌中,“可奈何”“奈若何”反复咏叹,声调极其苍凉。歌中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着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愧疚;不仅表现出西楚霸王儿女情长的一面,也烘托了英雄末路的凄凉。
  跟项羽筚路蓝缕、身经百战的坎坷经历相比,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完全缺乏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在亡国之际,也填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将往昔南唐君王的荣华富贵与如今亡国的屈辱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现出内心的极度痛苦。“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他辞别太庙之时,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美貌的宫娥,忍不住热泪纵横,与她们依依惜别。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即云:“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虽然他们都流露出对美人的不舍之意,但是两者的精神格调卻截然不同。恰如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卷一所引萧参《希通录》云:“然项王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直是养成儿女子态耳。”
  李煜在中国历史上,更多予人的是一个亡国之君的形象,人们纷纷将其类比前代的亡国之君。例如刘禅:“陈家叔宝刘家禅,狐兔荆榛。”(焦袁熹《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明人郑瑗在《蜩笑偶言》中在曾经将李煜跟刘禅进行比较,揭示他们共同的悲哀:“刘禅既为安乐公,而侍宴喜笑,无蜀技之感,司马昭哂其无情。李煜既为违命侯,而词章凄惋,有故国之思,马令讥其大愚。噫!国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与不思无往而不招诮,古人所以贵死社稷也。”
  另如南朝梁代简文帝萧纲:“谁料简文宫体后,李王风致更翩翩。”(沈初《论词绝句》)还有隋炀帝杨广:“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他们都指出了李煜卓越的文学才华,以及亡国之前类似南朝宫体诗那样的华靡凄艳的文风。
  当然,类比得最多的还是南朝末代君王陈叔宝,清末民初人谭莹专咏李煜的《论词绝句》即称:“叔宝后身身世似。”詹安泰在《李璟李煜词·前言》中通过分析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等词,指出:“通过这些情景的描写,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一般亡国的风流小皇帝如萧宝卷、陈叔宝之类的下场以及一般的宫廷歌姬的实际生活。”端木埰《〈词选〉批注》也剖析李煜《浪淘沙令》“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认为:“正陈叔宝之全无心肝,亡国之君千古一辙也。”华长卿《论词绝句》将李煜亡国之后所填格调凄婉之作,视为如同陈叔宝《玉树后庭花》那样的亡国之音:“哀音亡国总堪嗟,惆怅江南小李家。金粉六朝流水去,可怜《玉树后庭花》。”
  不过,与陈叔宝一味地沉湎声色不同,李煜即位以来,不断遭受到来自强宋的威逼、妻儿逝去的悲哀、兄弟远隔的无奈,内心确实积郁着忧愁;亡国之后,更是深悲剧痛难以抑制。他只有通过填词,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体悟人生的慨叹,因此相较于陈叔宝,并非“全无心肝”,而是充满着极度的痛苦和惆怅,即如龙榆生在《南唐二主词叙论》中所云:“(李煜)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高旭《虞美人·题李后主词》也咏道:“争信南朝天子总无愁……算较陈家叔宝有心肝。”
  二
  现代学人马一浮指出:“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梦窗如义山。”李煜与曹植均非君父嫡长子,皆富文艺才华,而且都饱尝痛失所爱之人的悲怆。曹植与甄宓情真意切,却遭曹丕横刀夺爱,遂作《洛神赋》,将甄宓想象成洛水女神,描摹其曼妙优美的姿态。他向洛神求爱,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最后则表达出美梦成空的无限感伤。
  李后主的昭惠皇后容貌端庄秀丽,颇有顾恺之画笔下洛神的风姿。陆游《南唐书》卷十六载:“(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李煜在《长相思》词上片细致描摹深情想像中娥皇秀美面容的情态:“云一,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她秀髻如云,梭簪如玉,薄罗淡衫衬托出轻盈、窈窕的身姿,双眉微皱传递出一段难以明言的幽怨。此番情景恰如曹植笔下《洛神赋》中洛神的形貌:“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纤秾得衷,修短合度。”   昭惠皇后“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马令《南唐书》卷六),可惜年仅29岁即不幸病逝。李煜痛不欲生,在五绝《书琵琶背》中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琵琶圆体修颈,形如美女,“肩如削”既是描摹琵琶的形状,更是描写女子的袅娜身姿,即如曹植《洛神赋》所云:“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李煜此诗首句一语双关,俨然就是善弹琵琶的大周后的化身。后主睹物思人,情何以堪!
  三
  历来有人将李煜跟此前的李白和此后的李清照相提并论,合称为“词家三李”,都是抓住了他们作品当中感情真挚、不假雕琢的共同艺术特征。
  就三人合论者,清人孙原湘创作有《菩萨蛮·拜李图题词》分别题咏李白、李煜、李清照,词序写道:“词中三李,太白,词之祖也;南唐后主,继别者也;漱玉,继祢者也。词家多奉姜、张而不知溯其先。予与诸子学词而设醴以祀三李,作《拜李图》,各就三家调倚声歌之,以当侑乐。”表明要通过对三李词风的崇仰,扭转一味尊奉南宋姜、张的习气。康有为《江山万里楼词钞序》也指出:“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傥宕遒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亦各穷极极妍矣。然韵味之隽,含蓄之深,神情之远,词句之逸,未有若三李者。”通过与宋代诸多词人的比较,更加凸显出三李词超尘脱俗的高妙境界。
  就李白、李煜合论者,较多注目于两者诗词意境的高妙浑成。樊志厚《人间词序》即云:“夫古今人词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谭献《复堂词话》也指出:“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孙维城《论李煜词近于太白七绝风调》(《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指出,李煜词近于李白七绝的,首先在于内容表达的真率自然,其次在于艺术表现的“赋情”特点,此外还表现在象喻的使用与语言的省净透明上。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采取倒装句式,把“月明中”三个字拖在后面,由此造成了独特的抒情效果,其创作手法犹如李白《蜀道难》中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就像是三记重锤一样,撞击着词人痛苦的心灵。下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语本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但是感情更加丰富,节奏更加跳荡,格调更加沉郁。恰如李白高奇无匹的诗歌不可学那样,李煜词妙造自然的境界同樣不是亦步亦趋就能够达到的,因此也成为北宋初期李煜词遭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就李煜、李清照合论者,则较多揭示两者身世之坎坷凄惨、词作情意之真切,即如袁学渊《适园论词》所云:“词中三李并重。青莲笔挟飞仙,飘飘有凌云之气,自是词中上乘。李后主哀思缠绵,尽是亡国之音,终致牵机药赐。清照忧思凄怨,语多萧瑟,晚景凄凉。两人遭际,并多坎坷,未始非词语惨楚有以感召之也。”冯煦《论词绝句》也评述漱玉词:“玉箫声断人何处,合与南唐作替人。”
  李清照《词论》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她对以花间词为代表的唐五代词普遍采取批驳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斯文道熄”的时代风气笼罩下产生的郑卫之声;惟有南唐李氏君臣之词独尚文雅,能够以“奇甚”之语,扭转俗艳之弊。“亡国之音哀以思”,语出自《诗大序》,是对《诗经》中作品真切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总结。唐人孔颖达《毛诗注疏》曾为举例云:“《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哀之甚也。《大东》云:‘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思之笃也。”李清照以此来譬喻南唐君臣之词,实则褒扬其真实地展现士大夫文人丰富复杂的人生感慨和家国情怀。
  同时,人们也认为李煜与李清照均具洒脱不羁的个性气质、自然天成的语言特色,彰显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貌,即如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所云:“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这里的“妖”,即指其不拘格套的创作方法,显示出迥异常伦的“别是一家”的风味。沈谦在《填词杂说》中就指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认为李煜、李清照的创作为宋词树立了一个“当行本色”的样板。
  四
  关于李煜的后身,有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宋徽宗赵佶。宋人赵溍《养疴漫笔》即指出:“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即宋神宗赵顼)幸秘书省,阅江南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清人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也引《艮斋杂说》云:“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神宗一日幸秘书省,见江南国主像,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适后宫有娠者,梦李主来谒,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见艺祖故事,亦异矣。李主再为人君而再亡国,深为不幸,亦以雪其‘小楼昨夜’之冤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李煜和赵佶都是富有艺术才华的亡国之君。即如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七所云:“求之古帝王中,唯南唐后主庶几分镳平辔,其处境亦大略相同也。唯是后主所作皆小令,徽宗则多慢词。盖后主天姿轶伦,而徽宗又深之以学力矣。”林丁《蕉窗词话》也说:“历朝帝王能词者,当推李后主与宋徽宗。二人的身世又恰恰相同,都尝过亡国的滋味。”因此,谭莹《论词绝句》歌咏宋徽宗道:“说道故宫无梦去,三生端是李重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用词作抒写出深重凄楚的亡国之悲。徐釚《词苑丛谈》卷六即云:“徽宗北辕后,赋《燕山亭·杏花》一阕,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听。”贺裳《皱水轩词筌》继承前代“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看法,比较李后主与宋徽宗词:“南唐主《浪淘沙》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宣和帝《燕山亭》则曰:‘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其情更惨矣。呜呼,此犹《麦秀》之后有《黍离》也。”他慨叹李煜和宋徽宗赵佶的词作皆抒发出凄惋悲怨之意,属于典型的亡国之音。   唐圭璋也将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与宋徽宗亡国之后所作《燕山亭》词进行比较,指出:“一片血泪模糊之词,惨淡已极。深更三夜的鹃啼,巫峡两岸的猿啸,怕没有这样悲哀罢!宋徽宗被虏北行也作了一首《燕山亭》词,着末道:‘万水千山……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这两位遭遇同等的‘风流天子’,前后如出一辙。《长恨歌》结尾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我们读他的词,也有这样的感想。”张伯驹《丛碧词话》亦云:“徽宗《燕山亭》词,《朝野遗记》谓‘天遥地远……和梦也有时不做’真似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声调也。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故而郑方坤《论词绝句》咏道:“一种哀音兆亡国,燕山又寄恨重重。”当然,深爱李后主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坚持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五
  李煜的词进一步影响到后代,与宋代晏几道、清朝纳兰性德之词皆有精神气质上的共通性。
  历来词家多将晏氏父子比照南唐二主,毛晋《跋小山词》即云:“晏氏父子其足追配李氏父子。”夏敬观《吷庵词评》也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犹有过人之情。”相比而言,晏几道更得李后主的神髓。首先,他是北宋“太平宰相”晏殊幼子,从小过着钟鸣鼎食、富贵浪漫的生活,然而经历了华屋山丘的家庭变故后,从此落魄寡欢,只能通过无尽的回忆和梦境,追忆逝水年华,感受到物是人非、往事如烟的惆怅,即如其《小山词自序》所云:“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这样的身世经历与李煜颇具相似之处。
  其次,晏几道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蝶恋花》)、“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思远人》)等词句,创造了凄迷感伤的艺术境界,更能传递出“古之伤心人”的悲楚情愫。因此,郑骞《成府谈词》指出:“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这恰与李煜在感伤文学的卓越成就遥相呼应,所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再次,晏几道纯净自然的语言格调颇具李煜风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先著《词洁辑评》卷二也评析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都指出了其词如后主一般超尘脱俗、不事雕琢的艺术魅力。
  清人纳兰性德则被后人认定为另一位李煜后身。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长子。自幼习骑射,稍长,工文翰。性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尤喜为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顾贞观《通志堂词序》评曰:“容若天资超逸,倏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陈维崧谓其“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清朝以来很多学者都将纳兰性德与李后主并提,如梁启超《渌水亭杂识跋》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周稚圭说:“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当时流行的纳兰容若乃李后主后身的说法,更加注目于他们精神情感的相契、艺术格调的神似,即如吴梅《词学通论》所云:“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
  纳兰性德非常崇仰李煜词,曾经指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四)他认为《花间集》作品与宋词皆有缺点,唯有李后主词能够兼具“贵重”与“适用”之美,而且更富烟水迷离的韵致。
  事实上,借用江淹《恨赋》中的“仆本恨人,心惊不已”这句话,他们就是一对天生的“恨人”——对人生的悲剧和不幸深怀着愁怨和憾恨。纳兰性德天性真率,富于才情,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淡泊功名,擅长骑射,喜好读书;又爱好结交文人才士,与顾贞观、陈维崧等人友谊深厚。他厌倦身为皇帝扈从侍卫的官职,鄙视官场的乌烟瘴气,加上他的爱妻早逝,令其更多感伤厌世的情绪。自身多愁善感的秉性和气质、词作悲凉顽艳的风格,使得纳兰性德更加接近于李煜,也更能够激起创作情感的共鸣。因此,夏敬观指出:“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后身也。”(《蕙风词话诠评》)吳梅也说:“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词学通论》)徐兴业《凝寒室词话》亦云:“纳兰词小令凄惋处,于南唐二主非惟貌近,抑亦神似。”
  纳兰性德更加自觉地追慕李煜妙造天籁的艺术格调,努力形成自然超逸、一片神行的风貌特质。即如周之琦《饮水词识》所云:“曩在京师,与友人论词,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余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然填词家自南宋以来,专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与慢词音节无异,盖《花间》遗响久成《广陵散》矣。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闻野鹤《怬簃词话》亦云:“尝谓李后主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以其气爽而不粗,语俊而不纤,皆无意为词而词自胜也。后人效之者众,然皆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以逼肖称者,仅一成容若。”
  佛教讲究生命轮回,故有前世、今世和来世之说;又通过因果报应来解释和引导世间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关于李煜“前世”“后身”的各种说法,均是依据生理、身世、情感、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某种共性,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前后类比,甚至编造出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通过对这些说法抽丝剥茧的梳理、比较和剖析,可以展现出李煜的多元特性;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他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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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有深意,张衡诗“欲往从之湘水深”,江总诗“湘水深,陇头咽”,刘长卿诗“日暮潇湘深”,屈大均诗“潇水深,湘水深,双双流出逐臣心”。“潇湘”有清意,陈子昂诗“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元结诗“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韩愈诗“湘水清且急”,刘禹锡“南游湘水清”,梁章钜诗“三湘贯南楚,潇湘最所称。空江有何好,泠然惟一清”。“潇湘”有远意,所谓“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碣石潇湘无限路”,“还将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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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作为地球的一颗行星,在宇宙中也许并不算特别,但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她的阴晴圆缺都在人的心灵深处投射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几乎没有不写过月亮的,那些美妙的作品或望月起兴,或对月述怀,千载之下仍能毫无阻隔地触摸到因月而起的微妙情绪。虽然月亮与地球相距三十八万千米,但这颗在日光黯淡下去之后毫不吝惜地将澄澈辉光呈现给世人的星球,早已成为敏感脆弱的人类在夜幕之下不知不觉流露出幽微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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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此乃杜甫诗中的名篇,在无数咏诵王昭君事迹的诗词中属佼佼者,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但是,对于其中“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一联,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画图省识春风面”中的“省”,今人多注为息井切的“省”,理解为省察。例如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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