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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而出的流利英语、信手拈来的经济学术语、滔滔不绝快言快语中不失自嘲、时而低头沉思时而爽朗大笑，在《经济》记者走访的众多经济学家中，像他这一“范儿”的还不多见。受教于多位知名大师，曾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连续10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起草，他总只是轻描淡写，提醒记者“不值一提”。走进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的办公室，偌大的房间里简单而又朴素，几乎没有装饰，除了书柜就是满地堆积的资料和书刊。见到记者，他很快自来熟，“我对你们的采访提纲挺感兴趣，咱们开始吧”。
受教名师，攻成经济学
毕吉耀说，学经济学并不是初衷。因为物理学得特别好，毕吉耀高中的梦想是考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理论物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高考物理只考了70多分”，自信满满却梦想破灭。毕吉耀至今都疑惑不解，跟记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沉浸在当年的记忆中，“我当时还是提前交卷呢”。1981年带着遗憾的毕吉耀以数学高分进入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因为数学系也学物理”。
进入武大，毕吉耀凭着优异的数学和英文基础并传承了当时“武大数学系喜欢学经济”的传统开始接触经济学。“当时的刘道玉校长鼓励我们多选课、多方面发展”，毕吉耀大学2年级的时候开始去经济系旁听。他告诉记者，“当时在图书馆选书最先接触的是Mathematical Economics（数理经济学），里面包含的很多数学公式也吸引了我”，外教讲课的时候涉及很多国外的数理经济学内容，“很多经济系的都听不懂，倒是数学系的学生听得兴致勃勃”。在外教的鼓励下，毕吉耀又接触了宏观经济学等更多、更系统的经济学课程。
因为得知报考国内经济学硕士必须涉及传统经济学的课程，毕吉耀跟着武大83级经济系新生开始了一年的政治经济学学习。同时，他也串着学习国外带有比较多数理公式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尽管有很多诸如谭崇台、张培刚等留美归来的大师在武大讲解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毕吉耀还是觉得不解渴，“他们对凯恩斯、熊彼特的学说都是介绍性的讲解，但是数理公式方面却讲得很少。”在兴趣的驱使下，毕吉耀下定决心以后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数学系本来课就多，毕吉耀还选了很多经济系的课，回忆起来他还不禁感叹“那时候学习很苦，有一个学期考了19门课”。
1985年，全国只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4个大学招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当年的复旦大学要求考资本论，武大刚好停一年招收这个专业的硕士生，社科院只有一个名额，毕吉耀毫不犹豫报考了北大，并间接圆了曾经的北大梦。但是，当年北大西方经济学没有硕士学位，只有硕士班，所以毕吉耀决定考厉以宁教授的比较经济学。后来还因为高分被厉教授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现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成为委托代培生，而且颁发学位。虽然曲折考上硕士班却迎来了多位经济学名师，北大经济学院前院长胡代光是毕吉耀的导师，知名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是他的班主任，与知名经济学家陈振汉结成忘年交，留美经济学理论大家杜度先生指导他做硕士论文。“我很幸运，能遇到并结识这么多大师，包括之前在武大的学习也离不开大师们的指导”，毕吉耀至今对恩师们都心怀敬意。
1988年硕士毕业，毕吉耀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教宏观经济学。因为板书都是英文的，而且考试很严格，这位老师给学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想读书，也不想当官不想挣钱”，毕吉耀执教一年半后又考回北大经济学院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念杜度先生的博士生，主攻现代经济分析理论方向。
毕吉耀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结构分析、政策模拟和经济预测》，毕业后就成书出版了。这本书在圈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正从MPS向SNA过渡，毕吉耀是当时国内第一个用SNA做模型的。“当时计算机还没普及，我是去管理学院借的机器做统计资料，过程非常辛苦”，想起当年钻研做模型的过程，毕吉耀还记忆犹新。
多样工作经历
每次说起学习的艰苦过程，毕吉耀都保持着乐观的微笑，他说自己乐在其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发现现实情况跟理想差距很大。”一心只想学习做研究的毕吉耀博士毕业后获得了常人少有的工作经历。
1992年，毕业后一心想做研究的毕吉耀没有留在北大，而是去到了国家计委（现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在国际组做外事工作也做国际研究，后来逐渐专注做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1995年，计委研究中心改成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还成立了对外经济研究所。毕吉耀没有去外经所任所长助理，继续留在外事处担任处长。由于英语功底好、研究方向对口，一年后，毕吉耀被派驻欧共体使团工作，任一等秘书。“那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在使馆做了很多经济调研”，毕吉耀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欧元启动前夕，欧共体内部变化比较大，所以在使馆做了许多关于欧洲经济形势、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政策等研究，主要为外交部、发改委提供参考。而那几年也正是毕吉耀集中发表大量文章和学术论文的重要时期，“因为经历了比较多，那3年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比较艰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各界对国际经济形势愈加关注。1999年，毕吉耀回国后曾经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毕吉耀也不忘给自己正名，“我也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在国内为政府研究国际经济，出国后则是给老外、投行等讲国内经济。”其实他在学术上从未忽视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关注。毕吉耀所在的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的内容还包括节能减排、港口的建设、开发区的发展等，还有各种地方的发展规划。
尽管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例如石油价格等各种热点话题的研究，还连续10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但毕吉耀强调，“我不是个公众经济学家，只是参与一些文件的研究”。
用长远眼光考虑问题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主要为国家发改委工作和国家决策服务，在发改委工作近20年的毕吉耀对政策的研究和出台都非常熟悉。他认为作为政府的智库，研究既要有一定独立性，又不能完全独立，主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因为政策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执行的时候很艰难，所以要有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
如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欧元区经济今年萎缩0.6%，日本和美国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分别为1.4%和2%，普遍下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这样的国际形势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毕吉耀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总体是对的，要用平常心对待。毕吉耀向记者分析，中国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需短期内很难恢复，仅靠出口拉动很困难，国内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也在强化。在此环境下，毕吉耀强调要加强结构调整力度，第三产业比重要不断上升，要依靠内需、服务业的拉动。
毕吉耀指出，外需收缩形成“倒逼”效应，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以前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转变为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发展，这样不仅有效解决了就业的问题，更能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但是，毕吉耀指出，全球经济都面临大的调整，新的产业、技术还在应用当中，还未形成像IT产业一样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国际经济发展缺少新的亮点，未来两三年内经济要有大的起色也比较困难”。
毕吉耀始终认为，从上大学学经济学到工作自己很热爱并一直为之付出着，“在学校的时候主要读书、思考人生，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到现在，是通过政策研究体会人生”。毕吉耀说自己现在的工作虽然比较忙，但是很有意思、很有用，可以生活很充实。他喜欢去基层实地考察，看发展、看问题，思考解决的措施。毕吉耀对研究所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要求，“到我这来的多是北大、南开等名校的博士，但我要求他们从基层做起，背个包出去转转，知道的会多很多”。
（本刊实习记者刘稚亚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教名师，攻成经济学
毕吉耀说，学经济学并不是初衷。因为物理学得特别好，毕吉耀高中的梦想是考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理论物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高考物理只考了70多分”，自信满满却梦想破灭。毕吉耀至今都疑惑不解，跟记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沉浸在当年的记忆中，“我当时还是提前交卷呢”。1981年带着遗憾的毕吉耀以数学高分进入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因为数学系也学物理”。
进入武大，毕吉耀凭着优异的数学和英文基础并传承了当时“武大数学系喜欢学经济”的传统开始接触经济学。“当时的刘道玉校长鼓励我们多选课、多方面发展”，毕吉耀大学2年级的时候开始去经济系旁听。他告诉记者，“当时在图书馆选书最先接触的是Mathematical Economics（数理经济学），里面包含的很多数学公式也吸引了我”，外教讲课的时候涉及很多国外的数理经济学内容，“很多经济系的都听不懂，倒是数学系的学生听得兴致勃勃”。在外教的鼓励下，毕吉耀又接触了宏观经济学等更多、更系统的经济学课程。
因为得知报考国内经济学硕士必须涉及传统经济学的课程，毕吉耀跟着武大83级经济系新生开始了一年的政治经济学学习。同时，他也串着学习国外带有比较多数理公式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尽管有很多诸如谭崇台、张培刚等留美归来的大师在武大讲解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毕吉耀还是觉得不解渴，“他们对凯恩斯、熊彼特的学说都是介绍性的讲解，但是数理公式方面却讲得很少。”在兴趣的驱使下，毕吉耀下定决心以后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数学系本来课就多，毕吉耀还选了很多经济系的课，回忆起来他还不禁感叹“那时候学习很苦，有一个学期考了19门课”。
1985年，全国只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4个大学招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当年的复旦大学要求考资本论，武大刚好停一年招收这个专业的硕士生，社科院只有一个名额，毕吉耀毫不犹豫报考了北大，并间接圆了曾经的北大梦。但是，当年北大西方经济学没有硕士学位，只有硕士班，所以毕吉耀决定考厉以宁教授的比较经济学。后来还因为高分被厉教授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现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成为委托代培生，而且颁发学位。虽然曲折考上硕士班却迎来了多位经济学名师，北大经济学院前院长胡代光是毕吉耀的导师，知名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是他的班主任，与知名经济学家陈振汉结成忘年交，留美经济学理论大家杜度先生指导他做硕士论文。“我很幸运，能遇到并结识这么多大师，包括之前在武大的学习也离不开大师们的指导”，毕吉耀至今对恩师们都心怀敬意。
1988年硕士毕业，毕吉耀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教宏观经济学。因为板书都是英文的，而且考试很严格，这位老师给学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想读书，也不想当官不想挣钱”，毕吉耀执教一年半后又考回北大经济学院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念杜度先生的博士生，主攻现代经济分析理论方向。
毕吉耀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结构分析、政策模拟和经济预测》，毕业后就成书出版了。这本书在圈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正从MPS向SNA过渡，毕吉耀是当时国内第一个用SNA做模型的。“当时计算机还没普及，我是去管理学院借的机器做统计资料，过程非常辛苦”，想起当年钻研做模型的过程，毕吉耀还记忆犹新。
多样工作经历
每次说起学习的艰苦过程，毕吉耀都保持着乐观的微笑，他说自己乐在其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发现现实情况跟理想差距很大。”一心只想学习做研究的毕吉耀博士毕业后获得了常人少有的工作经历。
1992年，毕业后一心想做研究的毕吉耀没有留在北大，而是去到了国家计委（现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在国际组做外事工作也做国际研究，后来逐渐专注做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1995年，计委研究中心改成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还成立了对外经济研究所。毕吉耀没有去外经所任所长助理，继续留在外事处担任处长。由于英语功底好、研究方向对口，一年后，毕吉耀被派驻欧共体使团工作，任一等秘书。“那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在使馆做了很多经济调研”，毕吉耀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欧元启动前夕，欧共体内部变化比较大，所以在使馆做了许多关于欧洲经济形势、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政策等研究，主要为外交部、发改委提供参考。而那几年也正是毕吉耀集中发表大量文章和学术论文的重要时期，“因为经历了比较多，那3年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比较艰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各界对国际经济形势愈加关注。1999年，毕吉耀回国后曾经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毕吉耀也不忘给自己正名，“我也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在国内为政府研究国际经济，出国后则是给老外、投行等讲国内经济。”其实他在学术上从未忽视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关注。毕吉耀所在的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的内容还包括节能减排、港口的建设、开发区的发展等，还有各种地方的发展规划。
尽管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例如石油价格等各种热点话题的研究，还连续10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但毕吉耀强调，“我不是个公众经济学家，只是参与一些文件的研究”。
用长远眼光考虑问题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主要为国家发改委工作和国家决策服务，在发改委工作近20年的毕吉耀对政策的研究和出台都非常熟悉。他认为作为政府的智库，研究既要有一定独立性，又不能完全独立，主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因为政策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执行的时候很艰难，所以要有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
如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欧元区经济今年萎缩0.6%，日本和美国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分别为1.4%和2%，普遍下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这样的国际形势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毕吉耀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总体是对的，要用平常心对待。毕吉耀向记者分析，中国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需短期内很难恢复，仅靠出口拉动很困难，国内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也在强化。在此环境下，毕吉耀强调要加强结构调整力度，第三产业比重要不断上升，要依靠内需、服务业的拉动。
毕吉耀指出，外需收缩形成“倒逼”效应，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以前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转变为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发展，这样不仅有效解决了就业的问题，更能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但是，毕吉耀指出，全球经济都面临大的调整，新的产业、技术还在应用当中，还未形成像IT产业一样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国际经济发展缺少新的亮点，未来两三年内经济要有大的起色也比较困难”。
毕吉耀始终认为，从上大学学经济学到工作自己很热爱并一直为之付出着，“在学校的时候主要读书、思考人生，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到现在，是通过政策研究体会人生”。毕吉耀说自己现在的工作虽然比较忙，但是很有意思、很有用，可以生活很充实。他喜欢去基层实地考察，看发展、看问题，思考解决的措施。毕吉耀对研究所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要求，“到我这来的多是北大、南开等名校的博士，但我要求他们从基层做起，背个包出去转转，知道的会多很多”。
（本刊实习记者刘稚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