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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通常就是这样，白天在飞快地溜走，仿佛夜就在眼前。
弄堂里拉出一盏盏异样的电灯。
大伯母在房间里跪了四个钟头，估计一直在哭——她在掏空的鸡蛋里，塞入数量可观的钻石耳坠、翡翠戒面以及拆碎的南珠项链，然后与真蛋摆在一起。一位来抄家的女工，老公是菜场蛋摊营业员，自然本能地发现，蛋只分量不对，极时破获了这批赃物，被大大表扬了一番。得到这个消息，蓓蒂妈很不开心，没想到大伯母对运动这样抵触。她找到抄家队领导，表示她和大伯母不是一样的人。大伯母是因为苦出身，才做了这桩下作的事体。抄家队很反感这个结论，因此蓓蒂妈也被拉到房间里罚跪。她顺从地跪着，不服气地哭，说她根本不在乎首饰，解放后就知道首饰没用了。
蓓蒂后来读到《暴风骤雨》，地主婆把“金镏子”藏在“骑马带”里，后来当啷一声掉了下来的段落。就会想到大伯母。
家里已经抄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束。单位上门那天是在晚上，蓓蒂父亲穿了男佣的旧短衫裤，脱掉天文星座金表，滞留在大餐间门口等待发落。后来他在人群中交出钥匙，有人不小心把餐台的一瓶波旁酒摔破了，7月的夜晚，吊扇无力地旋转，瞬息之间大家嗅到了一种陶醉的气味。此时外面涌进更多的人，在这一刻，来人仿佛是掉进了另一种生活里，虽然他(她)们一路上已经有所准备，知道不是去看一场绍兴戏，但临到置身其中，突然实在地陷入这个空间，仍像是被绊了一下，产生感官冲击。眼前的情景涌动恍惚，是不需说一个字就可以明白的。整幢楼的电灯随后一一点亮，组织者打开花园大门，把装着锣鼓，文具，铺盖和冷饮桶的黄鱼车放进来。很多人在楼上楼下咚咚地跑一趟，脚步笨拙——他(她)们分不清房间的格局。附近里弄都聚集着嘈杂的抄家队伍。淮海路“万兴”(现“第二食品店”)几个玻璃橱窗，一夜间摆出大量可疑货物：洋酒、罐头、小瓶阿尔卑斯矿泉水和廿四支装木盒哈瓦那雪茄，这些抄家物资布满尘垢，年代久远，甚至已经“胖听”，相互黏连，标牌脱落。陕西路废品收购站顾客盈门，大量处理旧书报及胶木唱片，有些户主是被抄家人员押过来交付这些杂物，不能算钱。
盛夏时节的东湖电影院还在放映《攻克柏林》。复兴路上海电影院每到散场，还无法阻止满堂飞舞的纸扇(每个座椅背后插有此扇)，那都是和蓓蒂年龄一样的男孩子从二楼观众席扔下去的。她就读的长乐中学贴满大字报，对刚读完初一的她来说，看别人在学校隔壁毁坏教堂(现址为新锦江酒店)也许更刺激。以后的一天，她溜进教堂的穹窿之下，喧嚣已被破烂瓦砾掩埋，祭坛坍塌，无头的圣徒塑像在垃圾里躺着，它们的衣袍也湿成一堆斑斓的垃圾。野猫无声行走，麻雀在飞。仿佛，这里需要经历如此的死寂，才可期待日后的复活。现在也是晚上，厂里派来的工人们围在黄鱼车旁边吃晚饭。他(她)聚在一处，烧饭师傅负责把冬瓜汤打在多个搪瓷碗里凉着，打算早些踏黄鱼车回厂。吃完的人很熟悉地洗碗，或在门口乘凉，几个壮实的男工从楼梯夹层钻出来，脱掉满是灰土的工作服，把绳索和锤子放在地上，抽烟歇一会。他们与在厂里工作的样子基本相同，但这分明不是一般的上班，在这幢大宅里住了几天，已经有了车间的那份捻熟的神情。资本家居所的疑点，如壁炉，烟道，壁橱，浴缸，通风口，楼梯，踢脚板，顶棚，汽车间，煤气烤炉，老式冰箱(以冰制冷)，都将撬开检查，花园里的花坛和花盆要看明白，尤其是通道上铺的水磨青砖要看仔细，如果杂有仿制的水泥砖，里面十有八九夹藏金条。根据一份简报显示，某人住处曾这样起获许多十两的大条子。户主的家具，地毯，冰箱，电视，带自动落片的电子管两用座机，也是仰仗师傅们装上卡车，运回厂里办抄家展览，或是装到淮海路国营旧货店(淮国旧)立刻廉价处理。家具和钢琴冰箱都十分沉重，厂里得配备有经验的起重工，动用大量劳力将它们从窗口直接吊下去，主人银箱内现钞不多，一封一封的条子留着旧时的封鉴，似乎从没有打开过。箱笼中有不少金银器，几桌纯银台面(银餐具)及大小鸳鸯酒壶，各式银佛及纯银蜡签、香炉、香熏、手盂、花瓶、宝塔(每座大概高二心五寸)，小孩房里的银制小玩具(纯银汽车、畜车、畜栏、桥、篷船、春米玩偶、“过家家”什器等)，都表明了这是银楼业主的家私特点。它们在40支光的电灯下冷冷作亮。落地钟含混着复杂的叮当声，一记一记在背景里回荡。不久以后，户主一家被集中在佣人的小房间里住下，其它的房间都由专人锁好，每个门口都有人守在地上铺席子睡觉，这是经验性的安排。酒的气味消散尽了，整幢房子逐渐凉爽下来，夜已很深，清风穿过敞开的窗子，飘来黄浦江破碎的汽笛声，对于在此沉入睡乡的所有人来说，这一夜，都是极应记取的体验。
在革命来临前的一年(1965)某些周末的夜晚，一些时髦男女都应邀来堂兄家跳舞。如果那时蓓蒂在家，可以听见萨克斯风花哨的滑音及客厅硬木地板上急迫的舞步。蓓蒂妈对堂兄很气恼，她告诉蓓蒂，一定要远离他们。“这些人没有前途。”她这么说。舞会组织者和来宾都出自资产阶级，没考上大学，也没有按流行的做法，响应号召去新疆务农，甘当“社会青年”。堂兄常是大包头发型，夏威夷衬衫，火箭皮鞋打扮，两部“三枪”自行车，喜欢新式密纹唱片和日本展览会。他还在阳台上建起一个鸽舍。
夜晚鸽子重复的咕咕声，一直在提醒蓓蒂，如果搬家，它们肯定会饿死或被吃掉。想到这里，蓓蒂心里高兴，根本不可怜这些动物。这幢楼要经历一次革命，她就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了，住在这里的人最终都要离开，丧家之犬。她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楼上的阿飞堂兄哭泣，或哭丧着脸。
母亲拿出一张“派房单”给她看。她念上面歪歪扭扭的字：“曹阳五村——?”她自言自语：“是工人新村?!真好。”母亲有些呆呆地看着蓓蒂。“看不到堂阿哥。讨厌他。”蓓蒂说。
“不懂事。”母亲轻声，有点恨恨地，无奈地离开自己的小女儿。是因为有外人在场，才使她这样小心吐露辞句。她压制住慌张，提着个允许她带走的旧藤箱子，挪回起居室。地上到处是碎纸和杂物。蓓蒂有点无趣，决意不再目送这个几乎蓬头垢面，身著旧布旗袍的女人。她一溜烟下楼，镇定一下心跳，慢慢靠近汽车间的过道。
半小时后，梳着两条小辫，白衬衫蓝布裙的蓓蒂来到新乐路一幢房子，自从进驻抄家队伍以后，这里就有男女造反队员看守——她看见打算出门的阿宝，被门口一个男人拉着。后来男人伸出小指甲挑开劳动牌烟盒的封纸，看定了阿宝：啥体呀?学堂不上课了。阿宝赖着不动。这时他们都看到附近的蓓蒂。男人说：有啥要紧事体?把抽出的一枝香烟，顺手夹在阿宝的耳朵上，拉过阿宝，在他身上摸索。这所房子住户出门，包括阿宝，都习惯了抄身，阿宝张开手，很乖的样子，但等对方摸索到裤裆，才有点躲闪。男人便抓住阿宝的裤子不放，回头朝旁边一个女工咧开嘴，露出雪白的牙。女工有一刻不说话，突然可怕地对那男人尖叫起来：侬吃饱啦？!
暗绿色24路电车驶过，叮叮当当，听到附近“咚锵!咚锵!咚咚嘁咚锵!”的锣鼓声。
——他们注意小孩，有的人家，是这样把东西带出去的。阿宝说。
蓓蒂不说话。过了一会，两人并肩穿过陕西南路，看见了绽露在红瓦之间合欢树的树冠。
蓓蒂希望弄到这树的全枝标本，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去找，有一次阿宝打算回家，蓓蒂也要回去，在抬脚离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发现那小弄深处，正有一棵孤令令的合欢，它端端正正，远远立在他们的视线中，像是个纸做的布景，或是一个树妖。
现在两人都看到那树上停有一些浅粉色小鸟，粉色的绒球隐现在羽毛状的绿叶间。这是合欢树的花。
近景，很多人在小弄口围着。一辆救护车驶出，从车窗里伸出的手猛摇悬挂的铜钟，当当当!当当当!让开，跑开!跑开点呀!死人有啥好看!
在这混乱难忘的时光中，一枝合欢树枝，有芽，有叶，有花，有花蕾的全枝，放进了蓓蒂的标本夹。在告别时分，蓓蒂告诉阿宝，她要搬家了。
以后，蓓蒂再没有见过阿宝。学校旁边那块教堂的废墟，建起一幢临时建筑，里面有一尊近十米的领袖挥手塑像，巍峨耸立，耀眼极了。这座上海雕塑工作室以及洁白的塑像，仿佛是一夜之间，从教堂的烂泥里长出来的，如火箭装配车间的格局。一些人员工蜂一样在塑像的脚手架上忙碌，十分壮观。这是“复课闹革命”期间蓓蒂突乎其然的发现。那时的她已经变得沉静和害羞了，她的脸庞很白，前额明净而有光泽。她透过学校的北窗，最后呆呆地看着那个雕塑工作室。
时间通常就是这样，白天在飞快地溜走，仿佛夜就在眼前。
[编辑·程小莹]
弄堂里拉出一盏盏异样的电灯。
大伯母在房间里跪了四个钟头，估计一直在哭——她在掏空的鸡蛋里，塞入数量可观的钻石耳坠、翡翠戒面以及拆碎的南珠项链，然后与真蛋摆在一起。一位来抄家的女工，老公是菜场蛋摊营业员，自然本能地发现，蛋只分量不对，极时破获了这批赃物，被大大表扬了一番。得到这个消息，蓓蒂妈很不开心，没想到大伯母对运动这样抵触。她找到抄家队领导，表示她和大伯母不是一样的人。大伯母是因为苦出身，才做了这桩下作的事体。抄家队很反感这个结论，因此蓓蒂妈也被拉到房间里罚跪。她顺从地跪着，不服气地哭，说她根本不在乎首饰，解放后就知道首饰没用了。
蓓蒂后来读到《暴风骤雨》，地主婆把“金镏子”藏在“骑马带”里，后来当啷一声掉了下来的段落。就会想到大伯母。
家里已经抄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束。单位上门那天是在晚上，蓓蒂父亲穿了男佣的旧短衫裤，脱掉天文星座金表，滞留在大餐间门口等待发落。后来他在人群中交出钥匙，有人不小心把餐台的一瓶波旁酒摔破了，7月的夜晚，吊扇无力地旋转，瞬息之间大家嗅到了一种陶醉的气味。此时外面涌进更多的人，在这一刻，来人仿佛是掉进了另一种生活里，虽然他(她)们一路上已经有所准备，知道不是去看一场绍兴戏，但临到置身其中，突然实在地陷入这个空间，仍像是被绊了一下，产生感官冲击。眼前的情景涌动恍惚，是不需说一个字就可以明白的。整幢楼的电灯随后一一点亮，组织者打开花园大门，把装着锣鼓，文具，铺盖和冷饮桶的黄鱼车放进来。很多人在楼上楼下咚咚地跑一趟，脚步笨拙——他(她)们分不清房间的格局。附近里弄都聚集着嘈杂的抄家队伍。淮海路“万兴”(现“第二食品店”)几个玻璃橱窗，一夜间摆出大量可疑货物：洋酒、罐头、小瓶阿尔卑斯矿泉水和廿四支装木盒哈瓦那雪茄，这些抄家物资布满尘垢，年代久远，甚至已经“胖听”，相互黏连，标牌脱落。陕西路废品收购站顾客盈门，大量处理旧书报及胶木唱片，有些户主是被抄家人员押过来交付这些杂物，不能算钱。
盛夏时节的东湖电影院还在放映《攻克柏林》。复兴路上海电影院每到散场，还无法阻止满堂飞舞的纸扇(每个座椅背后插有此扇)，那都是和蓓蒂年龄一样的男孩子从二楼观众席扔下去的。她就读的长乐中学贴满大字报，对刚读完初一的她来说，看别人在学校隔壁毁坏教堂(现址为新锦江酒店)也许更刺激。以后的一天，她溜进教堂的穹窿之下，喧嚣已被破烂瓦砾掩埋，祭坛坍塌，无头的圣徒塑像在垃圾里躺着，它们的衣袍也湿成一堆斑斓的垃圾。野猫无声行走，麻雀在飞。仿佛，这里需要经历如此的死寂，才可期待日后的复活。现在也是晚上，厂里派来的工人们围在黄鱼车旁边吃晚饭。他(她)聚在一处，烧饭师傅负责把冬瓜汤打在多个搪瓷碗里凉着，打算早些踏黄鱼车回厂。吃完的人很熟悉地洗碗，或在门口乘凉，几个壮实的男工从楼梯夹层钻出来，脱掉满是灰土的工作服，把绳索和锤子放在地上，抽烟歇一会。他们与在厂里工作的样子基本相同，但这分明不是一般的上班，在这幢大宅里住了几天，已经有了车间的那份捻熟的神情。资本家居所的疑点，如壁炉，烟道，壁橱，浴缸，通风口，楼梯，踢脚板，顶棚，汽车间，煤气烤炉，老式冰箱(以冰制冷)，都将撬开检查，花园里的花坛和花盆要看明白，尤其是通道上铺的水磨青砖要看仔细，如果杂有仿制的水泥砖，里面十有八九夹藏金条。根据一份简报显示，某人住处曾这样起获许多十两的大条子。户主的家具，地毯，冰箱，电视，带自动落片的电子管两用座机，也是仰仗师傅们装上卡车，运回厂里办抄家展览，或是装到淮海路国营旧货店(淮国旧)立刻廉价处理。家具和钢琴冰箱都十分沉重，厂里得配备有经验的起重工，动用大量劳力将它们从窗口直接吊下去，主人银箱内现钞不多，一封一封的条子留着旧时的封鉴，似乎从没有打开过。箱笼中有不少金银器，几桌纯银台面(银餐具)及大小鸳鸯酒壶，各式银佛及纯银蜡签、香炉、香熏、手盂、花瓶、宝塔(每座大概高二心五寸)，小孩房里的银制小玩具(纯银汽车、畜车、畜栏、桥、篷船、春米玩偶、“过家家”什器等)，都表明了这是银楼业主的家私特点。它们在40支光的电灯下冷冷作亮。落地钟含混着复杂的叮当声，一记一记在背景里回荡。不久以后，户主一家被集中在佣人的小房间里住下，其它的房间都由专人锁好，每个门口都有人守在地上铺席子睡觉，这是经验性的安排。酒的气味消散尽了，整幢房子逐渐凉爽下来，夜已很深，清风穿过敞开的窗子，飘来黄浦江破碎的汽笛声，对于在此沉入睡乡的所有人来说，这一夜，都是极应记取的体验。
在革命来临前的一年(1965)某些周末的夜晚，一些时髦男女都应邀来堂兄家跳舞。如果那时蓓蒂在家，可以听见萨克斯风花哨的滑音及客厅硬木地板上急迫的舞步。蓓蒂妈对堂兄很气恼，她告诉蓓蒂，一定要远离他们。“这些人没有前途。”她这么说。舞会组织者和来宾都出自资产阶级，没考上大学，也没有按流行的做法，响应号召去新疆务农，甘当“社会青年”。堂兄常是大包头发型，夏威夷衬衫，火箭皮鞋打扮，两部“三枪”自行车，喜欢新式密纹唱片和日本展览会。他还在阳台上建起一个鸽舍。
夜晚鸽子重复的咕咕声，一直在提醒蓓蒂，如果搬家，它们肯定会饿死或被吃掉。想到这里，蓓蒂心里高兴，根本不可怜这些动物。这幢楼要经历一次革命，她就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了，住在这里的人最终都要离开，丧家之犬。她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楼上的阿飞堂兄哭泣，或哭丧着脸。
母亲拿出一张“派房单”给她看。她念上面歪歪扭扭的字：“曹阳五村——?”她自言自语：“是工人新村?!真好。”母亲有些呆呆地看着蓓蒂。“看不到堂阿哥。讨厌他。”蓓蒂说。
“不懂事。”母亲轻声，有点恨恨地，无奈地离开自己的小女儿。是因为有外人在场，才使她这样小心吐露辞句。她压制住慌张，提着个允许她带走的旧藤箱子，挪回起居室。地上到处是碎纸和杂物。蓓蒂有点无趣，决意不再目送这个几乎蓬头垢面，身著旧布旗袍的女人。她一溜烟下楼，镇定一下心跳，慢慢靠近汽车间的过道。
半小时后，梳着两条小辫，白衬衫蓝布裙的蓓蒂来到新乐路一幢房子，自从进驻抄家队伍以后，这里就有男女造反队员看守——她看见打算出门的阿宝，被门口一个男人拉着。后来男人伸出小指甲挑开劳动牌烟盒的封纸，看定了阿宝：啥体呀?学堂不上课了。阿宝赖着不动。这时他们都看到附近的蓓蒂。男人说：有啥要紧事体?把抽出的一枝香烟，顺手夹在阿宝的耳朵上，拉过阿宝，在他身上摸索。这所房子住户出门，包括阿宝，都习惯了抄身，阿宝张开手，很乖的样子，但等对方摸索到裤裆，才有点躲闪。男人便抓住阿宝的裤子不放，回头朝旁边一个女工咧开嘴，露出雪白的牙。女工有一刻不说话，突然可怕地对那男人尖叫起来：侬吃饱啦？!
暗绿色24路电车驶过，叮叮当当，听到附近“咚锵!咚锵!咚咚嘁咚锵!”的锣鼓声。
——他们注意小孩，有的人家，是这样把东西带出去的。阿宝说。
蓓蒂不说话。过了一会，两人并肩穿过陕西南路，看见了绽露在红瓦之间合欢树的树冠。
蓓蒂希望弄到这树的全枝标本，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去找，有一次阿宝打算回家，蓓蒂也要回去，在抬脚离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发现那小弄深处，正有一棵孤令令的合欢，它端端正正，远远立在他们的视线中，像是个纸做的布景，或是一个树妖。
现在两人都看到那树上停有一些浅粉色小鸟，粉色的绒球隐现在羽毛状的绿叶间。这是合欢树的花。
近景，很多人在小弄口围着。一辆救护车驶出，从车窗里伸出的手猛摇悬挂的铜钟，当当当!当当当!让开，跑开!跑开点呀!死人有啥好看!
在这混乱难忘的时光中，一枝合欢树枝，有芽，有叶，有花，有花蕾的全枝，放进了蓓蒂的标本夹。在告别时分，蓓蒂告诉阿宝，她要搬家了。
以后，蓓蒂再没有见过阿宝。学校旁边那块教堂的废墟，建起一幢临时建筑，里面有一尊近十米的领袖挥手塑像，巍峨耸立，耀眼极了。这座上海雕塑工作室以及洁白的塑像，仿佛是一夜之间，从教堂的烂泥里长出来的，如火箭装配车间的格局。一些人员工蜂一样在塑像的脚手架上忙碌，十分壮观。这是“复课闹革命”期间蓓蒂突乎其然的发现。那时的她已经变得沉静和害羞了，她的脸庞很白，前额明净而有光泽。她透过学校的北窗，最后呆呆地看着那个雕塑工作室。
时间通常就是这样，白天在飞快地溜走，仿佛夜就在眼前。
[编辑·程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