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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中外皆然。文章在回顾二者对立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重新探讨乡村和城市如何相互确认彼此的价值，并提出城乡融合经营的理念，以期实现城乡融合、持续发展。从人类的起源看，无论是早期的采集狩猎还是洞穴群居，还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种植、驯养、游牧甚至因人群聚居而形成的小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乡村。农业文明是所有已知文明的起源，乡村就是这一文明的起源地。
关键词：“二元对立”;融合经营;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基于区域化、网络化视角的农业品牌价值体系建构与管理策略研究”（71673243）研究成果。
数千年来，虽时常伴随着衰落和消亡，乡村一直在缓慢地发展。截至工业革命之前，乡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村庄一直被视为国家系统中最为基层和微小的社会组织单元，虽然常常给人以原始落后和艱苦劳作的刻板印象，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或兴衰成败的征兆却总能在村庄发现端倪” 。
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城市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城市一但出现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乡村的对立面。城市需要土地、劳动力、农产品以及各种税赋等以满足其日常运转，同时通过输出政策法令、文化艺术等威权和价值观，与乡村形成一种既相互对立又互相纠缠的关系。
“我国在较长时间里不得不采用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全国一样，改革开放前城乡分割特征明显”。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造就了城市较之乡村的优越性，并一直持续至今。这种优越性导致了乡村居民对城市的渴望与向往，最终在工业革命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导致了乡村、农业和农民的边缘化。
雷蒙·威廉斯在谈到19世纪发生在英国乡村与城市的这种“畸变”时说：“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致农业和农村只可能与过去或者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惊人畸变。”他强调：“英国经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英国的乡村和城市间发生的事情一直扩展到其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路高歌猛进。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而1949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4%①。
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是以乡村的资源输送为基础的，用复旦大学教授赵德余的说法是资源摄取。2006年1月1日，中国全面废止农业税，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各种各样的农业税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乡村不仅为城市和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初级农产品、初级原材料，还输送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甚至都市近郊的乡村还供应了大量的土地。
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成了空心村，许多村庄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原有的以宗法制度维系的乡情社会不复存在，大量的手工艺人、非物质文化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世代相传的鲜活的民俗节庆日趋瓦解。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大量的中国乡村是由一群值得尊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留守，在从事农业生产，在延续乡村的烟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节点上，城市与乡村如何共处？
二、重认乡村价值
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为它自身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比如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人与自然疏离产生的异化、公共卫生风险、贫富差距等等，这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促使在城市“禁足”的市民意识到城市的这一弊端。
从根本上讲，人类要想持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就必须要保证农业永续发展，保持乡村生态宜居，保持农民的更新迭代。
当代城市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传统的乡土人情社会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疏离感，成为一个个精神孤岛。都市人群呈现出心态浮躁、行为急躁的特征。乡村成为抚平心绪、找回初心的一剂“良药”。
消费者调查显示，城市人群对乡村存在三种情愫：
一是怀旧。这部分人童年、青少年生活在乡村，留下了美好的儿时乡愁记忆和生活经验。成年以后，他们因种种原因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内心深处常常怀念从前的生活，时不时涌起到乡村去看看、去找寻的冲动。
二是自在。这部分人在城市中被各种工作、人际关系、升迁压力、物欲攀比等所包围，处于一种非自我的存在状态，被各种非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工具异化为“工作机器”，向往自由的灵魂无法得到满足，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某种程度上，乡村成为这群人放下自我、抛开一切“俗务”，去自我拯救的理想之所。
三是浪漫。这部分人可能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未必对城市生活有多少不满和反思，但他们大多是文艺的、爱幻想的，有一颗浪漫的心。他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大多来自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现当代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如绘画、摄影。各种各样的媒体对“网红”乡村的报道，客观上对这种浪漫想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如图1的福建霞浦县杨家溪的晨曦耕牛图，曾吸引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
虽然事实的真相是游客真正置身于这个场域时，才发现这幅照片并不是真实的浪漫乡村，而是由商业模特演出、喷洒人工烟雾等后天加工而成的一副“画作”。但反过来讲，这个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人们对乡村浪漫场景的无限向往。
三、城乡融合经营
（一）乡村人遇见城市
乡村人遇见城市，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以“进城”的方式匆匆一瞥，常常伴随着对城市的仰望以及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猎奇心理。匆匆一瞥以后，乡村人会将城市见闻和经历当作一种谈资，也许会加上一些夸大的成分或合理的想象，到处传颂。千百年来，城市与乡村始终存在一种落差。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然后逐渐成为市民，在城市安家。乡村人遇见城市新增了一种方式，就是成为城里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大量农民及其子女成为新市民的过程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逃离乡村的过程。另外，乡村人也开始逐渐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某种程度上讲，工业品被广泛使用也是乡村人遇见城市的一种方式。
乡村人遇见城市，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在乡村遇见城市，也就是说，将乡村建设为“城市”，这样的乡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城市更适合人居。伴随着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多的乡村以城乡融合经营的方式走向振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讲，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在城乡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原因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的融入，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换句话说，乡村振兴是乡村与城市、城镇一起振兴。
（二）城市人遇见乡村
城里人遇见乡村，基本上是一种主动寻求别样体验的消费过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副作用或弊端，这一消费需求日渐旺盛。
2019年7月2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上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年上半年）》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同比增加10.2%，总收入0.86万亿元，同比增加11.7%②。
城里人消费乡村的四种产品或这四种产品的任意组合，分别是基于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景观、基于特色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饮食、基于村落建筑和民俗的住宿以及基于文化（艺人）和节庆的体验和文创。因此，乡村品牌化实际上是包括以上全部产品的品牌化，它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去打造乡村区域范围内的一系列产品。
（三）城鄉融合经营
1.政策保障
2019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和城市关系指明了方向。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两山论”指引下，中国乡村获得了长足发展，一幅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经营，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发展逻辑都发生了显著转变。统筹城乡发展，虽然目标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其发展策略是统筹，侧重二者的兼顾、平衡和整体发展。城乡一体化更多强调在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和无差别性。城乡融合经营则更注重二者在资源、优势上的互补、互动和双赢。
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要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2.地方实践探索
在城乡融合经营方面，得益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发展理念，浙江的探索开展较早。早在2003年浙江就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启动“千万工程”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把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观光休闲业和建设特色村庄结合起来。
2004年，杭州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开始塑造杭州城市品牌。浙江各市县掀起一轮城市化经营的风潮。当这波“城市品牌”与乡村经营的热潮相遇时，浙江多个市（县）的品牌化建设呈现出城乡融合经营的双重特征，既具有城市形象，又具有典型的乡村意境，如秀山丽水、潇洒桐庐、自在舟山、阳光温岭等。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布后，浙江在新的战略背景下，及时升级美丽乡村建设，明确提出要“突出品牌经营谋转型，以品牌放大‘两山’转化效益，着力改善产品品质、提升主体素质、挖掘乡村特质，塑造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村庄品牌、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从中央政策导向层面还是从地方实践探索层面，中国乡村与城市的融合经营新阶段已经来临。在新的战略背景和消费形态下，也只有将经营的理念植入乡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中，才能保证二者持续振兴和永续发展。
注释：
①本数据综合了国家统计局报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和国家统计局2019年统计公报。
②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8/content_5416016.htm。
参考文献：
[1]赵德余.历史变迁中国家与村庄关系的演化：从资源攫取到乡村振兴[J].河南社会科学，2019（11）：93-99.
[2]孙景淼，林健东.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3]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报告[R/OL].[2020-12-11].http：//nyncj.zjtz.gov.cn/art/2002/10/29/art_1229051581_58926214.html.
作者简介：
李闯，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品牌，乡村品牌化。
易宣羽，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品牌设计与品牌传播。
关键词：“二元对立”;融合经营;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基于区域化、网络化视角的农业品牌价值体系建构与管理策略研究”（71673243）研究成果。
数千年来，虽时常伴随着衰落和消亡，乡村一直在缓慢地发展。截至工业革命之前，乡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村庄一直被视为国家系统中最为基层和微小的社会组织单元，虽然常常给人以原始落后和艱苦劳作的刻板印象，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或兴衰成败的征兆却总能在村庄发现端倪” 。
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城市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城市一但出现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乡村的对立面。城市需要土地、劳动力、农产品以及各种税赋等以满足其日常运转，同时通过输出政策法令、文化艺术等威权和价值观，与乡村形成一种既相互对立又互相纠缠的关系。
“我国在较长时间里不得不采用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全国一样，改革开放前城乡分割特征明显”。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造就了城市较之乡村的优越性，并一直持续至今。这种优越性导致了乡村居民对城市的渴望与向往，最终在工业革命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导致了乡村、农业和农民的边缘化。
雷蒙·威廉斯在谈到19世纪发生在英国乡村与城市的这种“畸变”时说：“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致农业和农村只可能与过去或者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惊人畸变。”他强调：“英国经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英国的乡村和城市间发生的事情一直扩展到其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路高歌猛进。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而1949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4%①。
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是以乡村的资源输送为基础的，用复旦大学教授赵德余的说法是资源摄取。2006年1月1日，中国全面废止农业税，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各种各样的农业税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乡村不仅为城市和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初级农产品、初级原材料，还输送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甚至都市近郊的乡村还供应了大量的土地。
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成了空心村，许多村庄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原有的以宗法制度维系的乡情社会不复存在，大量的手工艺人、非物质文化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世代相传的鲜活的民俗节庆日趋瓦解。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大量的中国乡村是由一群值得尊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留守，在从事农业生产，在延续乡村的烟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节点上，城市与乡村如何共处？
二、重认乡村价值
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为它自身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比如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人与自然疏离产生的异化、公共卫生风险、贫富差距等等，这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促使在城市“禁足”的市民意识到城市的这一弊端。
从根本上讲，人类要想持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就必须要保证农业永续发展，保持乡村生态宜居，保持农民的更新迭代。
当代城市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传统的乡土人情社会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疏离感，成为一个个精神孤岛。都市人群呈现出心态浮躁、行为急躁的特征。乡村成为抚平心绪、找回初心的一剂“良药”。
消费者调查显示，城市人群对乡村存在三种情愫：
一是怀旧。这部分人童年、青少年生活在乡村，留下了美好的儿时乡愁记忆和生活经验。成年以后，他们因种种原因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内心深处常常怀念从前的生活，时不时涌起到乡村去看看、去找寻的冲动。
二是自在。这部分人在城市中被各种工作、人际关系、升迁压力、物欲攀比等所包围，处于一种非自我的存在状态，被各种非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工具异化为“工作机器”，向往自由的灵魂无法得到满足，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某种程度上，乡村成为这群人放下自我、抛开一切“俗务”，去自我拯救的理想之所。
三是浪漫。这部分人可能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未必对城市生活有多少不满和反思，但他们大多是文艺的、爱幻想的，有一颗浪漫的心。他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大多来自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现当代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如绘画、摄影。各种各样的媒体对“网红”乡村的报道，客观上对这种浪漫想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如图1的福建霞浦县杨家溪的晨曦耕牛图，曾吸引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
虽然事实的真相是游客真正置身于这个场域时，才发现这幅照片并不是真实的浪漫乡村，而是由商业模特演出、喷洒人工烟雾等后天加工而成的一副“画作”。但反过来讲，这个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人们对乡村浪漫场景的无限向往。
三、城乡融合经营
（一）乡村人遇见城市
乡村人遇见城市，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以“进城”的方式匆匆一瞥，常常伴随着对城市的仰望以及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猎奇心理。匆匆一瞥以后，乡村人会将城市见闻和经历当作一种谈资，也许会加上一些夸大的成分或合理的想象，到处传颂。千百年来，城市与乡村始终存在一种落差。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然后逐渐成为市民，在城市安家。乡村人遇见城市新增了一种方式，就是成为城里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大量农民及其子女成为新市民的过程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逃离乡村的过程。另外，乡村人也开始逐渐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某种程度上讲，工业品被广泛使用也是乡村人遇见城市的一种方式。
乡村人遇见城市，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在乡村遇见城市，也就是说，将乡村建设为“城市”，这样的乡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城市更适合人居。伴随着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多的乡村以城乡融合经营的方式走向振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讲，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在城乡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原因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的融入，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换句话说，乡村振兴是乡村与城市、城镇一起振兴。
（二）城市人遇见乡村
城里人遇见乡村，基本上是一种主动寻求别样体验的消费过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副作用或弊端，这一消费需求日渐旺盛。
2019年7月2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上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年上半年）》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同比增加10.2%，总收入0.86万亿元，同比增加11.7%②。
城里人消费乡村的四种产品或这四种产品的任意组合，分别是基于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景观、基于特色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饮食、基于村落建筑和民俗的住宿以及基于文化（艺人）和节庆的体验和文创。因此，乡村品牌化实际上是包括以上全部产品的品牌化，它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去打造乡村区域范围内的一系列产品。
（三）城鄉融合经营
1.政策保障
2019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和城市关系指明了方向。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两山论”指引下，中国乡村获得了长足发展，一幅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经营，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发展逻辑都发生了显著转变。统筹城乡发展，虽然目标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其发展策略是统筹，侧重二者的兼顾、平衡和整体发展。城乡一体化更多强调在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和无差别性。城乡融合经营则更注重二者在资源、优势上的互补、互动和双赢。
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要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2.地方实践探索
在城乡融合经营方面，得益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发展理念，浙江的探索开展较早。早在2003年浙江就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启动“千万工程”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把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观光休闲业和建设特色村庄结合起来。
2004年，杭州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开始塑造杭州城市品牌。浙江各市县掀起一轮城市化经营的风潮。当这波“城市品牌”与乡村经营的热潮相遇时，浙江多个市（县）的品牌化建设呈现出城乡融合经营的双重特征，既具有城市形象，又具有典型的乡村意境，如秀山丽水、潇洒桐庐、自在舟山、阳光温岭等。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布后，浙江在新的战略背景下，及时升级美丽乡村建设，明确提出要“突出品牌经营谋转型，以品牌放大‘两山’转化效益，着力改善产品品质、提升主体素质、挖掘乡村特质，塑造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村庄品牌、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从中央政策导向层面还是从地方实践探索层面，中国乡村与城市的融合经营新阶段已经来临。在新的战略背景和消费形态下，也只有将经营的理念植入乡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中，才能保证二者持续振兴和永续发展。
注释：
①本数据综合了国家统计局报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和国家统计局2019年统计公报。
②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8/content_5416016.htm。
参考文献：
[1]赵德余.历史变迁中国家与村庄关系的演化：从资源攫取到乡村振兴[J].河南社会科学，2019（11）：93-99.
[2]孙景淼，林健东.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3]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报告[R/OL].[2020-12-11].http：//nyncj.zjtz.gov.cn/art/2002/10/29/art_1229051581_58926214.html.
作者简介：
李闯，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品牌，乡村品牌化。
易宣羽，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品牌设计与品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