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自然中来，依赖它，受益于它，又受制于它。保护环境是我们在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伸出的橄榄枝。在我国，高山、水域、森林、荒漠、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被1.18万个保护区守护着，其面积占据陆地国土面积的18%。但其中有许多资源划分交叉重叠，以至于在管理中碎片化、孤岛化严重。于是，2015年，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国家公园体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把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划入国家公园试点区范围。从三江源头到热带雨林，从东北林海到西南高山，分布在全国12个省的十个国家公园试点保护着22.29万平方公里的珍贵生态空间。
　　五年过去了，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找回自然的原本模样。在“湿地王国”三江源，草原植被盖度提高了约两个百分点，退化草地面积减少了约2，3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新建了175公里巡护步道及生态栈道，实施两万余亩封山育林和植被恢复;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有1，631只野生大熊猫，而在近半年内，野生大熊猫被独立探测到873次;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的村庄陆续搬出雨林，霸王岭长臂猿的第一声晨鸣愈加频繁，30只长臂猿也离检测队员们越来越近…… 在今年十月底前，十个国家公园试点将完成评估验收，并在年底提出正式设立建议名单。预计到2025年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不是把我们与自然进行简单分割，而是帮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去学会成为自然的保护者，还原自己生活土地的本真。而在国家公园里，我们也在重新认识着自然，保护这世界本来的样子。
　　普达措国家公园
　　普达措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理念的实践区。15年来，环境保护、社区共建与生态体验齐头并进。当我结束二十多公里的徒步，见到山谷中的尼汝村时，忽然觉得再没有什么比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更加动人。
　　第一个“国家公园”
　　从普达措悠幽庄园醒来，我才发现周身如仙境一般。晨雾飘在山间，黄的、蓝的野花像颜料被泼在草甸上，藏族村庄在不远处。这里是位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腹地的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
　　从南到北仅跨越2.4°纬度的迪庆高原，几乎包含了相当于从中国南部亚热带地区到北半球地区约70°纬度的水平带气候类型和生态类型。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汇集了高山湖泊、雪山草甸、原始森林、溪流瀑布。连成片的寒温带针叶林和寒温带常绿阔叶林见证了古地中海的消亡和喜马拉雅的隆起。碧塔海中特有的重唇鱼曾与猛犸象生活在一个时代，是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的活化石。
　　这些美好的景象千百年来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早年，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伐木业为经济支柱，国家提出天然林保护后，地方经济面临转型。这一次，当地选择了用保护的方式来利用自然。2006年，普达措在全国率先尝试与国际上的国家公园理念接轨，开展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的地方实体建设试点。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富远见的探索。
　　普达措国家公园分为三个片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哈巴片区之属都湖、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以及尼汝片区。下午，我跟随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所的山林巡护车深入秘境。自从国家公园建立以来，盗猎活动已被杜绝，原来少见的一类保护动物黑颈鹤已经有了三四十只，护林员告诉我。每年冬季，黑颈鹤会飞来越冬，在弥里塘的草甸中觅食。
　　此时是秋季的开端，从碧塔海的高处俯瞰，在僻静无澜的湖水中，有一座小岛耸立其间，周边是绿草如茵的草甸，高山上是密密麻麻的松树和栎树森林，云雾翻涌。再过一个月，这里便会层林尽染上红色、黄色。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建立以原1984年成立的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依托，以国家公园的理念开展保护管理工作。这里曾建有生态走廊栈道，为了让核心区内的碧塔海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已对外界关闭。“国家公园是最高形式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保护。”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宝福浩介绍道。
　　宝福浩经历了普达措从探索国家公园模式到正式成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全过程。国家公园的根本是解决人与自然、当代与后代之间的矛盾。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概念诞生于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目的是让“220万英亩的荒野为了人民的利益被批准成为公众的公园及娱乐场所”，同时也是“使它所有的树木、矿石的沉积物、自然奇观和风景，以及其他景物都保持现有的自然状态而免于被破坏”。此后一百多年間，全球已诞生一万多个国家公园，各国以各自的模式保护人类的家园。
　　2005年之前，普达措面临的是自主的、粗放式旅游经营 —— 牧民每天牵几百匹马带游客上山、在森林中生火做饭，对湿地和森林的保护造成了极大压力。国家公园挂牌后，老百姓的经营活动退出了国家公园，取而代之的是有政府监管、社会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而国家公园的原住民通过旅游反哺社区的方式获益，并以新的身份回归。
　　我入住的悠幽庄园就是国家公园内的洛茸村社区与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共建共享的酒店。昨晚来接机的大叔就是洛茸村的村民，平时在酒店担任大厨。事实上，旅业分公司中32%的员工都来自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酒店食材也优先采购自当地社区。除了提供就业岗位，15年来，“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访客每年达100万人次。到现在总收入超过二十亿元，其中有1.5亿元反哺给社区居民。”宝福浩介绍道。反哺社区的方式包括直接补偿、子女就学补助、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发展基础设施等。宝福浩看到的最大的变化是“村民从过去的被动保护转变为主动保护，现在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没有一个贫困户”。
　　国家公园要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在普达措，严格保护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51%，这一区域除了科研团队，一般人不能进入。但公园内的洛茸村、尼汝村已经妥善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它们被化为一般控制区，村民依然能够住在千百年来的家园里。在国家公园试点验收后，洛茸村和尼汝村这些田园牧歌般的村落会被保留下来 —— 这在我国其他国家公园试点中并不多见。“国家公园对于该保护的，会比之前的自然保护区更加严格;该利用的要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宝福浩说。 　　当世界只有一种声音时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目前国家公园试点中面积第二小的（总面积为602.1平方公里），我选择了用原始、艰难但深入的方式 —— 徒步来丈量它。
　　天刚亮，徒步向导汪丽军在普达措悠幽庄园和我汇合。他是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工程部部长，公园内的道路、栈道、休憩点和保护站都是他用双脚探出来的。在企业参与建设国家公园的过程中，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已修建了12.5公里的生态体验木栈道，方便大众亲近自然。
　　我们的计划是从普达措国家公园南部进入，搭皮卡上山，然后开始15公里的徒步，穿越还未被访客熟知的尼汝片区，这里是真正的普达措秘境，最终我们会抵达有“香格里拉后花园”之称的尼汝村。“现在是雨季，如果车爬不上去，我们就要多徒步五公里。这段徒步会让你终生难忘。”出发前一晚他对我说，但这已经是汪丽军今年第四次踏上这条路。
　　在雨季的香格里拉，天空是拧不干的毛巾。坐上皮卡，洛茸村的袅袅炊烟已经升起，牧场上飘来牦牛“叮叮咚咚”的铃铛声，像巴厘岛的加美兰音乐。路边偶见少数车辆，“是国家公园社区里的原住民进山捡菌子的，外来车辆是无法进入国家公园的。”汪丽军说。然后柏油路结束了，我们就像簸箕里的豆子，蹦蹦跳跳在原始森林和牧场围绕的山路上。不出所料，车陷入泥坑里，任凭发动机咆哮，车身毫不动弹。“走吧。”汪丽军话不多，从车里拿出背包。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徒步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尼汝村。一旦进山，没有手机信号，也几乎没有人，不可掉头。
　　翻过一段灌木丛生的山坡，一整片辽阔的牧场从眼前绵延至远方，因为高原缺氧、后脑勺突突的脉动消失了。德吉牧场是普达措国家公园内面积最大的牧场，约有18家农户放牧。牦牛在杜鹃花丛中吃草，黄色的酥油花散落在草场上。向阳的山坡上是成片的大果红杉，“到了秋天，就是火红一片”，汪丽军说。牧场另一边的背阴山坡上是冷杉和落叶松。前几年，牧场部分区域出现过度放牧的情况，国家公园管理局对沙化的土壤圈起栅栏，帮助草场生态恢复。
　　这是整段徒步中最田园牧歌的一段，未来这里是国家公园的深度生态体验区。在一片以原始力量为主导的世界里，保留了自然小径，用木头就地取材标示出一米寬的徒步道，带有原生的美感。我们沿着泥土、石块、落叶层构成的路下山，脚下松软得像踩着弹簧。身边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绿胡须般的松萝从冷杉树上垂落，茸茸的青苔将树干包裹得像一个精灵的世界，各种大小、颜色的蘑菇从树林下钻出来。
　　现在正是产松茸的季节，品相好的新鲜野生松茸能卖到800元一斤。任性的松茸随时冒出，发现和采摘不光需要体力，还需要好运气。我们遇上进山采菌子的老乡，他们天还没亮，就钻进原始森林里攀爬，寻找松茸和其他高经济价值的食用菌。今天这位老乡已经采了半筐松茸，小心地用防雨布盖好。汪丽军和老乡聊了好一阵，几年前就是他带着汪丽军翻山越岭，背着GPS探出了这条徒步路线。
　　空谷之间云蒸雾绕，一丛丛的田七挂满露水，每滴露珠自成世界。我们还未到山下，已经听到巨大的流水声。大山的肚子里汇聚出的水流欢快地翻过一颗颗长满青苔的石头，向下奔涌而去。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六七个小时里，我的全部感官都被每一处细微的声响、气味、色彩充盈着。这股水流最终在徒步七八公里后，汇聚成当地人眼中的“神瀑”七彩瀑布。我从尼汝河岸接近它，泉水从百米高的台地上层层叠落下来，漫过五彩的岩石、浓密的青苔，延展百米宽。有时如跌落的银河，有时如丝绸，有时如雨滴。
　　过去，要目睹七彩瀑布需要从高处的草甸徒步半天时间。五年前，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应尼汝村委会邀请，对这一片区进行了勘察，为了让更多人感受七彩瀑布，提出了沿尼汝河修建生态步道的设想。汪丽军负责勘察和设计，有一天他和同伴沿着悬崖和溪流边的密林探路，没有路的时候，老乡爬到山上抛下绳索，汪丽军把它绑在身上攀岩而过。谁都没想到原以为半天的路程，那天走了九小时，大家都没带干粮，最后分着吃一块牛干巴。今年六月，这条五公里长的栈道刚刚建成，从尼汝村前往七彩瀑布单程只用一小时。路上，我们已经遇见不少当地人从栈道过来观赏瀑布，汪丽军在自己披荆斩棘开拓的栈道上和瀑布对望。这条栈道离瀑布奔流最近的崖壁只相隔几米。站在那里，震耳欲聋的声响淹没了当下世界的一切。你会发现耳朵里只有一种声音有多么难得。内心也好像随着听觉的简单化而变得简单，没有信号、没有杂音，我们回到本真，这或许就是贴近自然的力量。
　　沿着新建成的栈道，我比想象中更顺利地结束了二十多公里的徒步。见到尼汝村时，暮色中的山谷村庄、层层梯田、潺潺溪流像一片海市蜃楼。我忽然意识到，自然纵然很美，但再没有什么比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更加动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当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的海南长臂猿不再是人类最孤独的近亲时，它们应该感谢霸王岭那些常年在树冠下的守望者。
　　凌晨4：50，白沙县青松乡苗村夜色深沉，除了偶尔的鸡鸣声，四处一片寂静。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周江和他的三个学生与海南长臂猿监测队的队员们在这里会合，准备出发上山。
　　前一天登陆的今年第7号台风“海高斯”刚过去，此时天空晴朗，繁星满天。微弱的手电光照亮还有些泥泞的小路。走在最前面的队长李文永时而挥动手中的开山刀，砍断拦在路上的芭蕉叶或藤蔓，最年轻的队员张志城殿后。穿迷彩服的一行人列队前行，看起来像是要执行某项神秘任务的特种兵小分队。二十分钟后，路越发狭窄陡峭，有些坡接近60°，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大家这么不辞辛苦，都是为海南长臂猿而来的。
　　雨林歌者
　　“Wu——e， wu——e， wu——e……”大家抵达山上的观测点不久，当东方被朝阳染红时，雄性海南长臂猿的第一声晨鸣打破了静谧。
　　尽管占海南省陆域面积的1/7、横跨九个市县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有四百多种鸟类和七十多种哺乳动物，但鸣叫声音最特别的还是栖息在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 　　为宣示领地和召唤家人，雄性首领都会像这样在黎明率先发声领唱，棲息在不同树上的家庭成员紧跟着响应合唱。这样充满仪式感的行为会持续几分钟到半小时。全球共有四属约二十种长臂猿，在灵长目动物中，只有它们能发出带回转尾音的叫声，而其中海南长臂猿的声音尤为动听。
　　长臂猿都是群居性动物，海南长臂猿的家庭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它的两只雌性配偶及子女组成。繁殖期的成年雌性每隔两年会产仔一只，后者跟随家庭一起生活4～7年直至性成熟，雄性在4～5岁性成熟;雌性则稍晚，为6～7岁。之后，它们会被“逐出家门”独立生活。在此期间，独猿保持沉默，不再鸣唱，直至找到配偶，组成新的家庭并建立领地，晨鸣才重新开始。
　　七十多年前，海南中西部群山中曾遍布长臂猿。不幸的是，在大多数地方，人们不再能听到它们的晨鸣 —— 盗猎、砍伐和气候变化让长臂猿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两千多只锐减至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于霸王岭的七只。尽管随着霸王岭保护区的建立和植被的恢复，如今的五个家庭群，外加两只成年雌性个体，共32只，但也只剩下位于保护区边缘苗村的村民可以时常在家听着长臂猿的晨鸣醒来。
　　“选择海南热带雨林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海南长臂猿功不可没。它们是全世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仅存于霸王岭。”周江研究海南长臂猿至今已有18年，对于霸王岭的长臂猿，他最有发言权。六个长臂猿家庭以 A至 E编号，此时鸣唱的是以苗村一带山间为领地活动的 C群，这一家庭目前共有八只。在即将挂牌成立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4，400平方公里版图上，苗村位于其核心区域。
　　“Wue， wue， wue……”刚才的领唱之后，声音更为嘹亮的家庭大合唱随之开始，悠扬婉转的声音回荡在山间。
　　跟踪老朋友
　　对于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晨鸣意味着新的一天的开始，对于监测队队员同样如此。“首先要通过声音找位置，只有找到并看见了才能跟踪，就像在寻找老朋友。”头发花白的林清是队员中最年长的，从监测队成立就加入，至今有11年。他已经和海南长臂猿猿建立了深厚感情。“如果没有看到它们，我一天的心情都会不好。”他说。原本两人一组的监测队今天因为周江和学生们的加入而变为三人一组。他们兵分两路，两人循着声音寻找，另一人原地待命，一有发现，就带领大家朝着长臂猿出没的方向移动。
　　晨鸣只进行了一轮就安静下来，这给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平常，大合唱要持续三次以上。鸣唱越频繁，寻找越容易。还好，新一轮的鸣唱在静寂了一阵子后又开始了。在山路上绕了几个弯，我们离声音越来越近。李文永拿出手机录音，张志城打开相机电源准备拍照。
　　目标出现。在约三十米开外的树冠层，树枝剧烈摇摆，伴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一个黑色的身影飞快闪过。李文永认得，那是成年雄性，身为家庭守护者，它总是走在前面，为全家探查安全路径，寻找理想食源。就在它于丛林缝隙处停留的片刻，张志城机敏地对焦、连续按下快门，拍到了今天第一张清晰的照片。在相机液晶屏局部放大的特写中，它的眼睛被晨光照亮，目光严肃而深邃，透着一家之主的威严与睿智。
　　“它们沿着几棵笔管榕的树冠朝南边去了。”对讲机里传来了李文永刻意压低的声音大家朝着他说的方向走，不一会儿就看到了20米高树枝上的一对母子。浑身黑色的幼猿并不需要抱，而是用前臂紧紧抓住妈妈的腹部。通体金色毛发的雌性一手吊挂在枝头，另一只手伸展出去，用修长的手掌不停将摘到的成熟桃榄送到自己 和幼猿口中，虽然行动迅速，但海南长臂猿猿进食慢条斯理，非常优雅。海南长臂猿以植物果实和 树叶等素食为主，但它们食量惊人，每次都将一棵树上成熟的果实采食干净。“桃榄、南酸枣、蓝果树、岭南酸枣。”李文永在一路跟踪的同时， 不 停记下海南长臂猿今天吃的食物种类和数量。
　　查户口，做体检
　　就在张志城忙着拍照、李文永记录的时候，周江一行更为关注海南长臂猿的另一个行为—— 排泄。事实上，这正是他今天带学生上山的主要目的。接下来，他们将开展一个耗时两个多月的项目—— 充当“捡屎官”，通过对长臂猿粪便采样分析进行一系列研究。
　　“粪便中藏着很多重要信息。”周老师说，“通过提取粪便中的肠道表皮细胞能获得DNA，可以由此准确鉴定青年个体的性别，而不用等到其成年毛色变化时。通过化验粪便中的免疫球蛋白，可以评估它们的生理健康状况。”这听起来就像是给海南长臂猿查户口和做体检。
　　周江正说着，一只个头小小的海南长臂猿从天而降般下到树冠下层，在不足十米远的头顶斜上方探头和大家对望。这是一只三岁半的青少年长臂猿，正处在好奇心爆棚的年龄，就算树上的果实美味，也挡不住它一颗贪玩的心。见到若干镜头对着自己狂拍，它的表现欲更强了，索性展示起“轻功”。
　　类人猿家族的长臂猿进化得极为接近人类，没有和猴子一样可以在树上跳跃时保持平衡的尾巴，但它们的手臂极为发达。凭借比下肢长的手臂和比脚掌长的手掌，在林间准确地抓握树枝，将大树当成奔跑的道路，利用树枝的弹力和身体的惯性，它们可以轻松把自己在距离七八米的两棵树之间弹射，看上去就像在飞。
　　“单臂向后大回环成手倒立，前摆分腿后空翻转体180°……”用高低杠项目的解说词来描述眼前这位的行动极为合适。不过这样的“神功”苦了树下的人。海南长臂猿轻松移动过几棵树，下方的跟随者就要爬山绕路地奔走好一阵。
　　“拉了！”林清首先发现了海南长臂猿排便。目光犀利的他盯着粪便从树冠落下，经过树枝，七零八落地掉在斜坡的落叶和泥土上。三位学生迅速开工：一个人走到跟前，左手扒稳一棵粗壮的树枝以保持身体平衡，用戴好无菌手套的右手将树叶、泥土与够得到的部分粪便托起。另外两人中一个上前将其装入培养皿，然后将未污染部分采集进试管，一个接过放入早就准备好的液氮罐。
　　中午过后，天气依然晴朗，但海南长臂猿已经停止活动，再难寻踪影。大家各有收获地收工下山。监测队员录得不少数据，有说有笑，健步如飞。学生们采到两份高质量样本，走得比上山时更小心翼翼，他们要好好保护液氮罐。 　　这是周江研究的第18年、李文永和监测队观察保护的第11年、學生们采样的第一天。有了这些守望者，海南长臂猿的美妙歌声，终将重新遍及整个热带雨林。
　　三江源国家公园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这里是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行程于此开始，我们一路从玉树开向215国道，直至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六百多公里的路程中，稀稀落落的房屋在山峦、丛林和草原的间隙里蔓延——我突然明白，国家公园首先是大自然的，然后才是我们所有人的。
　　玉树藏族自治州：饮水思源
　　虽然海拔也有三千多米，但八月的玉树还算温暖湿润。
　　我们已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待了数日感受高原，但只有踏上公路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理解青海人的自豪 —— 路上几乎不再有第二辆车，曾经那些热烈的城市气氛烟消云散，公路两旁层峦叠嶂，高高矮矮的山丘延绵不断，空气中始终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我们开车走了一小段山路，随后进入一条细径，找到了东周群培工作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简称“三江源协会”）。三江源协会就位于扎曲河畔一座漂亮的两层木质楼房内。
　　“欢迎你们来到三江源区。”东周从小楼里出来迎接。他个头很高，身材壮实，脸部线条坚毅，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是一个面色严肃、不苟言笑的康巴汉子。
　　“我们这里是甘达新区，是2010年玉树地震后集中盖的一个新区。现在整个甘达村有三百七十多户、一千一百多人口，草场面积总体有九万五千多亩。从整个藏族聚居区来说，它是草场面积非常小的一个村落，像我的家乡可可西里，一户人家的草场面积有两三万亩。我们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社区开展工作，最初也是做水资源保护和水质检测这一块。”
　　他指向远方的河流，说“这条河叫扎曲河，它的源头就在这个村里。扎曲河是长江源区中的一个重要支流。”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扎曲河在公路旁静静流淌，一会儿变窄，一会儿变宽，八月的草地上开满繁花，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碎光，平静中有炽烈。
　　三江源协会的工作人员只有15位。东周向我们解释了三江源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复杂体系：“三江源头牵动着我国七亿人口，甚至亚洲二十多亿人口的饮用水源，我们协会在这里开展三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个层面，三江源必须依靠当地人来保护，只有藏族群众最了解当地的气候、土壤以及动物的习性，我们三江源协会20多年来培育了75位环保带头人，912名乡村环保志愿者;第二个层面，做水资源保护，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应该负一点责任、尽一点力;第三个层面，我们会协助政府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乡村建设。”
　　因为有了乡村社区环保带头人，于是，社区原有的共同体逐渐得以恢复和传承。东周说：“在甘达村我们推动了社区保护地的工作，把九万五千多亩草场分成 23 个社区保护小区，产生23个组长，还有村校、村委会、寺院、NGO的代表组成甘达村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以生产生活互助草原连片的为单元，23 个“小组长”代表着甘达村三百七十多户和一千一百多人，通过社区保护地推动牧民自愿拆除围栏，生态马帮的建立社区能够自我造血，环境问题也逐渐得到社区自治。”这样的方式对三江源区的自然生态保护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曲麻莱县里的守望者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浓雾连着天地，我们踏上了路途。
　　来接我们的司机叫洛松，是一个高大的当地人，熟知当地的风土人情。
　　进入国道的那一刻——道路两旁和缓的山脉层层叠叠，随处可见成群的牦牛。
　　洛松在曲麻莱县带我们见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和黄河源区内从事20多年环保工作的尕玛，曾是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书记——一位热衷于环保的当地人。
　　尕玛回忆起2002年，他和几名牧民开始留意观察野牦牛并驱赶盗猎者。然而，盗猎随着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频繁而增多，尕玛和几名牧民开始计划如何应对盗猎的威胁。在三江源协会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组成了13人巡护小组，在盗猎频繁的季节组织巡护，阻止盗猎行为。
　　两年后，“野牦牛守望者”—— 一个源自社区的草根保护组织就此诞生。“越来越多的牧民加入我们，五十多人都是自愿、无报酬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巡护、侦查盗猎活动，同时也关注草场退化或当地自然灾害的苗头。”
　　尕玛和他的伙伴也遇过险情。“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有几个人开着吉普车来到措池村，他们白天躲在山里，晚上猎杀藏羚羊。”尕玛摸清楚盗猎者的活动地点后，带着五个村民阻止盗猎分子猎杀藏羚羊，迫使他们逃离。
　　我们所在的曲麻莱县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里的一个县城。在尕玛的影响下，当地牧民还保持着记录环保日记的习惯，比如天气、草场、动物的情况，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如果你翻开地图，你会发现曲麻莱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居民点，但生活在这里的三万人脚踏实地做着保护国家公园的事情。
　　和尕玛分别的时候，我想象着曾经那些日夜，他和当地的藏族牧民赶着牦牛、住着帐篷，每天夜里开车巡逻，依靠自然的恩赐过着艰苦但踏实的牧民生活。
　　你好，国家公园
　　在曲麻莱县短暂停留后，我们直奔国家公园。
　　八月三江源已进入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雨。我们离开曲麻莱县时阳光灿烂，彩虹在眼前拔地而起、升入云端。但远处山顶上却盖着厚厚的黑色云层 —— 在这个时节，雨水、乌云、阳光各居一隅。山光云影的变幻让人在一天之内便能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
　　“那就是国家公园的牌子，我们到了。”洛松指向不远处一栋看上去即将完工的建筑。
　　虽然在现代交通工具和路网条件下，即便进入毫无通信信号的无人区，也不再有多么浓烈的探险意味，但看到眼前的景色时，我们还是感受到一派苍茫和荒凉 ——从车窗望出去，远处的群山笼罩在一层轻薄尘雾中，灰蒙蒙显得很平常，一座山接着一座山的单调重复。但我想，如果国家公园里最主要的地貌是这样，那我们就去体会它的单调。 　　突然间，车子来了一个急刹车。洛松拿起望远镜说：“你们看，藏羚羊。”像是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藏羚羊融入山峦和原野间，像是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荒原之路 —— 如果没有洛松的帮助，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它们。
　　我们一行人下车，小心翼翼试图用相机捕捉藏羚羊的画面。
　　这里海拔几乎到了五千米。洛松走在前面，我们小心地跟在后面。藏羚羊和远处的灌木、雪山延展得更远。事实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 我们走过约五百米，它们仍然在五百米以外。我们再走近，它们仍然很远。
　　我以为自己的眼睛看到了那群藏羚羊，以为自己的鼻子跟它们一同吸入了那里弥漫着雪雾的空气，以为自己和它们站在同一片山谷，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久—— 直到它们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花费了几天时间，经历高反、雨水、冰雹，最终追寻到的是与它们再平等不过的相遇。
　　在返回车的途中，我们又看到草坪上躺着一具洁白完整的骨骼，在它的不远处还残留着血肉。我很难判断这是什么动物，也许它刚在一场捕食的追逐中失败，成为一堆尸骨。我甚至可以想象每個夜晚，这个国家公园里的众多生灵 —— 它们都是在时间上永远无法回归的独特对象，却如此鲜活。
　　不知道究竟是哪里来的好运气，我们在路上见到了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孤独的野牦牛，还有数不清的岩羊和藏原羚。只是这里人烟稀少，最近的一户人家很有可能在百里之外。为了找到真正一户一岗的当地牧民，我们顺着215国道一直向可可西里的方向开。天空慢慢地被一层微白色的薄云覆盖，整个自然界万象都似乎陷入了一种静止的状态。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路边不远处有一座牧民的房子，决定下车。我想，处在这片荒原极易被打破却分外美丽的平衡中，他们最能体会大自然的艰难与富足、孤独和宁静。
　　也许很久没有这么热闹的队伍来这里，家中的三个男孩很高兴，他们慷慨地拿出家里的牛肉血肠，在灶台上煮出一大锅，用小刀切开分给大家。牛肉新鲜实在，耐嚼好吃。
　　因为不懂藏语，我们的沟通全靠洛松翻译。这一家就是当地的牧民，妈妈叫扎忠，旁边的草原上就是他们家的牦牛。看护好自家的草地就是他们每日每夜的工作。
　　扎忠家看起来是这个国家公园里很平常的牧民家庭，房子背后是一条瘦瘦的山脊，呈现出荒原上再平常不过的辽阔和荒凉。快要天黑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告别，屋外照样又是风雨欲来前的冷清寂静，但扎忠家里依然热气腾腾。
　　大熊猫国家公园
　　在中国，没有一个物种的保护比大熊猫更收到关注，从简单保护到研究性保护，从保护大熊猫本身到保护大熊猫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设立不仅是中国大熊猫保护格局的升级，未来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来自野生动物的惊喜。
　　即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大熊猫野外调查工作者，在野外风餐露宿好几年，遇到野生大熊猫也会感叹“太幸运了”。根据2015年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普查数据，生活在野外的大熊猫有1，864只（不算幼仔）这个数量已经比第三次调查有了不小的增长。大熊猫憨态可掬，步履蹒跚，但在山林里，它们像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机警敏锐，行动迅速，嗅觉和听觉都很发达，察觉到人后，它们会立刻躲起来。参加过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调查队员在山里蹲了两年多，看见野生大熊猫的次数也就十次，不少调查员十几年都没有见过一只。
　　调查队员7x24地生活在深山中，工作场景神秘且变幻莫测，但细节枯燥而单调。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划定的调查样线里寻找熊猫的生活痕迹。样线是地图上的矩形区域，每条样线的面积大约为两平方公里，调查队员每天至少要完成一条样线。在样线里来回穿行，地毯式搜寻熊猫的痕迹，粪便是最容易获得的研究对象。“三天以内的粪便一般是可以用于提取大熊猫DNA的，处在阴凉处的五天内也差不多。”DNA识别对熊猫粪便的要求非常高，只有新鲜的粪团外才会有一层黏膜。在野外发现新鲜粪便后，工作人员会把它装进瓶子，用无水乙醇浸泡，粪便外层黏膜里的肠道细胞就会被分解出来，以便提取 DNA。然而，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新鲜粪便有时候就和野生大熊猫一样难觅。
　　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大熊猫的新鲜粪便来提取 DNA，卧龙2005年开始引进红外相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当地野生动物的了解和认知，很多以前都不知道是否还存在的野生动物被一 一证实，甚至可以统计出它们大体的数量和分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资料显示，据近半年来的红外相机回收数据，在针对大熊猫监测的2，337台红外相机中，记录到野生大熊猫的有383台，共拍摄到大熊猫照片2，586张，视频总长达8，817 秒，总独立探测次数为873次。
　　这些年通过红外线拍照和录制视频，将大熊猫在野外的“一套生活理论”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核心区的高山深谷人迹罕至，森林遮天蔽日、与世隔绝，科研人员往往要跋涉几天才能到达。在这里，野生大熊猫有条不紊过着自己的日子，它们大摇大摆地穿行在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地带高大挺拔的树木下，是这片竹林领地里最勤快的动物。因为不能消化纤维（只能吸收25%～27%），大熊猫一天要用14小时吃竹子，八小时睡觉，玩耍的时间也就两小时。它们从不冬眠，每年待孕的雌性大熊猫还会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撵食竹子，吃上三个月，把体重增加10～20公斤。到了冬天，它们就在雪地里刨食竹子。成长到两岁的熊猫儿子会留在妈妈的领地，而女儿会被赶走，远嫁他乡。
　　没有天敌，但一只生活在卧龙的大熊猫可能也很难遇见百公里外的“朋友”。张和民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参与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大熊猫之父”。他在过去几年的放归监测中发现，大熊猫的迁徙能力其实很强，有些年轻的大熊猫可以迁徙几十公里，有些甚至能迁徙二三百公里，但是四川、陕西和甘肃当地复杂的自然地形和人为的道路交通网将1，864只大熊猫分成了33个局域种群，它们如同33个彼此失联的孤岛。
　　佛坪位于距离卧龙八百公里外的陕西，这里也是大熊猫在陕西境内的主要栖息地，保护地内峰峦叠翠，海拔在800米以上的都是原始丛林，丛林尽头悬崖密布，当地护林员每次上山巡护都要攀岩附壁，遇到断崖时只能无功而返。 　　深邃的峡谷、高耸的雪峰为大熊猫提供了最后的家园，却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相岭山系上超过2，896米，大熊猫便极少出没，而在岷山山系、邛崃山系和米凉山山系上，大熊猫也不会翻过3，700～3，900米的海拔去迁徙。一些干旱炎热、植被稀少的干热河谷也难以成为大熊猫的迁徙廊道。除了自然地势和气候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森林砍伐、植被破坏也导致一部分迁徙廊道中断，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高速公路、国道、县道以及铁路轨道的建设更是成为大熊猫自由迁徙的人为篱笆。地缘断绝，局域种群彼此间相互孤立，局域内的大熊猫近亲繁殖，遗传多样性丧失，如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有些数量只有十几只的局域小种群面临将消失、灭绝。
　　2017年，以大熊猫栖息地为基础划分出一个全新的区域，它拥有一个极其响亮的名字 ——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包括四川的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和小相岭片区，甘肃的白水江片区以及陕西的秦岭片区，面积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三倍，目的就是将一个个碎裂的“岛屿”连接起来，为大熊猫创造完整的生态栖息地。“在过去的三年试点建设中，主要是管理体制建设和顶层设计。”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向可文介绍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设立就是对以往各省栖息地的分隔和空白进行的一次覆盖范围的升级。“将我国原有分散、自管的七类81个自然保护地和71个国有林场林区连接成片，使大熊猫栖息地统一规划、统一保护和统一管理成为现实。”连通大熊猫栖息地中，廊道的恢复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中长期规划长达15年，退耕还林，植被的自然修复都需要经年岁月。与此同时，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研支持单位，仍然坚持繁殖熊猫，选择性别，定向放归，复壮小种群。
　　以大熊猫之名而建成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庇护着同区域的其他物种过去未被纳入保护区的地带将逐渐得到填补和连通，栖息于此的万物生灵也将得到一片完整、连续的家园。在这片家园生活，大熊猫也并不孤单。全海拔较低处是阔叶林的領地，偏爱湿热环境的野生动物在林间和灌丛中往来穿梭。海拔较高处则是针叶林的世界，终年常绿。从林缘的峭壁和高地间到林下的竹林灌丛里，再到林冠甚至高空中，动物们纷纷登场。
　　“未来，随着北斗系统的应用，如果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北斗系统的卫星，主动回收数据，并建立接收平台，野生动物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将真正跨越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的第四文明：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