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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国学丛书，李赓扬、赵沛霖、徐道一等著，海天出版社，2012，2014
作为我国第一套关于自然国学[1]的学术研究著作，《自然国学丛书》现已出版两辑共16种，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了历史上传统国学研究只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内容的局面。这样的担当同时也决定了该丛书的灵魂与最大特色是学术上的创新，唯有学术创新，才能从新的角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一
丛书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特色，即在于将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经典著作，并就自然国学方面进行深入探求与重新解读，以实现“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知识整理出来”（《自然国学丛书》总序）的学术追求。
丛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2]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国学概论著作，从始至终洋溢着学术创新精神，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力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新观点，如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产生和演进历程，并参考学者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四阶段说，即把中国五六千年学术文化史划分为巫学、子学、经学和国学四大阶段。其中“巫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对于“巫学阶段”的总结，为学界首创。此外，该书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晚明六大科学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吴有性的《瘟疫论》）已达到中国乃至人类古典时期高峰的观点，认为有的著作已显示出新时代的新声，由此说明当时中国已处于科学革命的前夕，从而对此前学术界把明代科学技术划归为缓滞阶段[3]的做法表明了不同意见；《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4]堪称是郦学研究的精辟之作。该书首次指出郦道元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揭示自然界存在巨大变化的第一人，并将其自然观的具体内容总结为尊崇自然规律、崇尚天人和谐。该书的学术创新成果突出体现在对郦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应，如《水经注》中哪些内容是郦道元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后的记录和描写，哪些内容是郦道元未能亲自考察而只是根据既有文献的编写？古今郦学史上还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作者通过长期野外实地考察和对《水经注》的深入研读，第一次提出郦道元考察过北魏政权控制下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一观点，具体论证且明确阐述了郦道元亲自考察过的最西面、最北面、最东面、最南面的地域范围，这个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更准确深入地研究郦道元其人以及《水经注》这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与《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的作者一样，《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5]一书的作者也走出书斋，以自己大量的实地考察提供学术证据。《禹贡》是夏朝前后时期一部有关地理交通、生态物产、民俗资源的历史文献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对《禹贡》的研究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曾引用《禹贡》的内容，却把“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误写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后人依据司马迁这个说法，也就误解了《禹贡》的本意。《禹贡》中这句话的原意指渤海岛的族民进入黄河运送贡品。结果渤海岛的族民变成了“鸟夷皮服”的东北方狩猎族群，“入于河”变成“入于海”，这就使《禹贡》所载的船运贡品从大海进入黄河的“碣石山”这一位置变得难以确定。该书在纠正司马迁错误的基础上，经过论证证明“碣石山”就是今天山东滨州市无棣县的“大山”，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入渤海唯一符合“夹右碣石。入于河”的地处。质言之，《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一书凭借严谨的学术研究，把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对一些错误的地方进行纠误，在有历史局限的地方给予合理补充，完整阐述了《禹贡》中所记载的中国族群融合这一历史过程，并科学论证了夏禹治水形成中国的历史事实。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国学研究就像是做一种拼图工作，把国学研究中过去缺失的部分填补上来，以期获得完整的国学原貌图谱。对历史名人的自然国学研究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图块”。人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历史名人都耳熟能详，但是由于过去自然国学研究存在历史性缺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认识其实并不全面。许多历史名人除了有人文学成就之外，同时还有着卓越的自然观成就和工艺技术成就。比如孔子，除了儒学经典《论语》，他的《春秋》就有着重要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其中对丰富的天地之象的科学记录，是当代天文学、地球科学、灾害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研究的珍稀史料；以朱熹为例，他不仅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大儒，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大自然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相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同样，诸葛亮既是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天才的工艺技术家。
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他的小说《红楼梦》举世闻名，而他的一部工艺技术著作《废艺斋集稿》却少为人知。该丛书中的《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6]可以说是曹雪芹研究中一部创新性学术著作，是第一部探讨曹雪芹的人文观与自然观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总结曹雪芹在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方面成就的著作。该书对《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内容、对《废艺斋集稿》现存的残稿内容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根据史料做出了许多新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前人著述中未曾涉及的新观点。特别是针对曹雪芹最后10年（1754—1764）的创作活动这一问题，该书第一次得出了明确结论：曹雪芹生命最后10年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写作《废艺斋集稿》。而在此之前，由于对曹雪芹文学成就之外的自然观成就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对《废艺斋集稿》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曹雪芹生平研究中有关其最后10年生活情况及创作活动的内容，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学界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该书的此项研究成果回答了若干悬疑问题，揭示出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的人生观重大转折，可以说填补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书中《曹雪芹〈废艺斋集稿〉写作系年（简表）》也是曹雪芹研究史上第一份曹雪芹最后10年创作活动的年表，尽管只是框架性简表，其编制完成并公开发表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的成果。 三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人文传统，到底有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传统？除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一系列伟大成果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科学理念和认识方法，对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乃是自然国学研究的重任所在，亦是《自然国学丛书》的题中之义。事实上，《自然国学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从不同的课题角度，在回答上述问题。
人们都知道西方有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发展观，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古老中国就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发展观，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一书对这两种发展观进行了创新性比较研究，认为“和实生物”发展观主张不同事物和谐共处，在多样化统一中生生不息，“优胜劣汰”发展观则强调以“优势”事物淘汰“劣势”事物。两相比较，前者显著优于后者，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基本状况，是生物演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规律之一。在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21世纪，这种对东西方发展观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该书通过阐述“和实生物”发展观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中医药、冶金、器械、水利、阴阳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显示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归属于另一个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有很大差异的科学技术体系，而且证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有优胜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的地方，并且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庄子自然观》[8]则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庄子的自然观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以审视，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庄子的自然观进行梳理和总结。该书特别注重庄子自然观中超越时代的思想和预见，提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预见到人类社会至20世纪中期才认识到的基本事实，即自然物因为对人有用而中道夭折不能尽天年，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庄子也提出了在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物得以尽天年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提倡“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的生态智慧主张，为当今人类社会摆脱生存困境，特别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营养。
注释
[1]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观方面的内容，被学者们称为“自然国学”。参见刘长林、孙关龙、宋正海：《“自然国学”宣言》，《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
[2]孙关龙、宋正海：《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3]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9—703页。
[4]王守春：《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5]周光华：《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6]朱冰：《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7]徐道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8]赵沛霖：《庄子自然观》，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 李乐乐）
作为我国第一套关于自然国学[1]的学术研究著作，《自然国学丛书》现已出版两辑共16种，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了历史上传统国学研究只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内容的局面。这样的担当同时也决定了该丛书的灵魂与最大特色是学术上的创新，唯有学术创新，才能从新的角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一
丛书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特色，即在于将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经典著作，并就自然国学方面进行深入探求与重新解读，以实现“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知识整理出来”（《自然国学丛书》总序）的学术追求。
丛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2]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国学概论著作，从始至终洋溢着学术创新精神，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力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新观点，如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产生和演进历程，并参考学者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四阶段说，即把中国五六千年学术文化史划分为巫学、子学、经学和国学四大阶段。其中“巫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对于“巫学阶段”的总结，为学界首创。此外，该书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晚明六大科学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吴有性的《瘟疫论》）已达到中国乃至人类古典时期高峰的观点，认为有的著作已显示出新时代的新声，由此说明当时中国已处于科学革命的前夕，从而对此前学术界把明代科学技术划归为缓滞阶段[3]的做法表明了不同意见；《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4]堪称是郦学研究的精辟之作。该书首次指出郦道元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揭示自然界存在巨大变化的第一人，并将其自然观的具体内容总结为尊崇自然规律、崇尚天人和谐。该书的学术创新成果突出体现在对郦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应，如《水经注》中哪些内容是郦道元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后的记录和描写，哪些内容是郦道元未能亲自考察而只是根据既有文献的编写？古今郦学史上还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作者通过长期野外实地考察和对《水经注》的深入研读，第一次提出郦道元考察过北魏政权控制下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一观点，具体论证且明确阐述了郦道元亲自考察过的最西面、最北面、最东面、最南面的地域范围，这个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更准确深入地研究郦道元其人以及《水经注》这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与《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的作者一样，《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5]一书的作者也走出书斋，以自己大量的实地考察提供学术证据。《禹贡》是夏朝前后时期一部有关地理交通、生态物产、民俗资源的历史文献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对《禹贡》的研究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曾引用《禹贡》的内容，却把“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误写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后人依据司马迁这个说法，也就误解了《禹贡》的本意。《禹贡》中这句话的原意指渤海岛的族民进入黄河运送贡品。结果渤海岛的族民变成了“鸟夷皮服”的东北方狩猎族群，“入于河”变成“入于海”，这就使《禹贡》所载的船运贡品从大海进入黄河的“碣石山”这一位置变得难以确定。该书在纠正司马迁错误的基础上，经过论证证明“碣石山”就是今天山东滨州市无棣县的“大山”，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入渤海唯一符合“夹右碣石。入于河”的地处。质言之，《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一书凭借严谨的学术研究，把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对一些错误的地方进行纠误，在有历史局限的地方给予合理补充，完整阐述了《禹贡》中所记载的中国族群融合这一历史过程，并科学论证了夏禹治水形成中国的历史事实。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国学研究就像是做一种拼图工作，把国学研究中过去缺失的部分填补上来，以期获得完整的国学原貌图谱。对历史名人的自然国学研究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图块”。人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历史名人都耳熟能详，但是由于过去自然国学研究存在历史性缺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认识其实并不全面。许多历史名人除了有人文学成就之外，同时还有着卓越的自然观成就和工艺技术成就。比如孔子，除了儒学经典《论语》，他的《春秋》就有着重要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其中对丰富的天地之象的科学记录，是当代天文学、地球科学、灾害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研究的珍稀史料；以朱熹为例，他不仅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大儒，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大自然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相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同样，诸葛亮既是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天才的工艺技术家。
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他的小说《红楼梦》举世闻名，而他的一部工艺技术著作《废艺斋集稿》却少为人知。该丛书中的《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6]可以说是曹雪芹研究中一部创新性学术著作，是第一部探讨曹雪芹的人文观与自然观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总结曹雪芹在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方面成就的著作。该书对《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内容、对《废艺斋集稿》现存的残稿内容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根据史料做出了许多新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前人著述中未曾涉及的新观点。特别是针对曹雪芹最后10年（1754—1764）的创作活动这一问题，该书第一次得出了明确结论：曹雪芹生命最后10年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写作《废艺斋集稿》。而在此之前，由于对曹雪芹文学成就之外的自然观成就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对《废艺斋集稿》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曹雪芹生平研究中有关其最后10年生活情况及创作活动的内容，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学界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该书的此项研究成果回答了若干悬疑问题，揭示出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的人生观重大转折，可以说填补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书中《曹雪芹〈废艺斋集稿〉写作系年（简表）》也是曹雪芹研究史上第一份曹雪芹最后10年创作活动的年表，尽管只是框架性简表，其编制完成并公开发表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的成果。 三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人文传统，到底有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传统？除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一系列伟大成果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科学理念和认识方法，对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乃是自然国学研究的重任所在，亦是《自然国学丛书》的题中之义。事实上，《自然国学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从不同的课题角度，在回答上述问题。
人们都知道西方有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发展观，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古老中国就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发展观，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一书对这两种发展观进行了创新性比较研究，认为“和实生物”发展观主张不同事物和谐共处，在多样化统一中生生不息，“优胜劣汰”发展观则强调以“优势”事物淘汰“劣势”事物。两相比较，前者显著优于后者，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基本状况，是生物演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规律之一。在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21世纪，这种对东西方发展观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该书通过阐述“和实生物”发展观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中医药、冶金、器械、水利、阴阳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显示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归属于另一个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有很大差异的科学技术体系，而且证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有优胜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的地方，并且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庄子自然观》[8]则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庄子的自然观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以审视，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庄子的自然观进行梳理和总结。该书特别注重庄子自然观中超越时代的思想和预见，提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预见到人类社会至20世纪中期才认识到的基本事实，即自然物因为对人有用而中道夭折不能尽天年，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庄子也提出了在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物得以尽天年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提倡“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的生态智慧主张，为当今人类社会摆脱生存困境，特别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营养。
注释
[1]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观方面的内容，被学者们称为“自然国学”。参见刘长林、孙关龙、宋正海：《“自然国学”宣言》，《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
[2]孙关龙、宋正海：《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3]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9—703页。
[4]王守春：《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5]周光华：《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6]朱冰：《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7]徐道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8]赵沛霖：《庄子自然观》，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 李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