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简单：一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三是制度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安排。
　　从国外的经验看，二战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婴儿潮”，而欧洲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加之美国的移民政策比欧洲宽松，导致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相对欧洲而言美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较快，抚养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要优于欧洲。而欧洲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劣势，人口结构老化，选民投票自然倾向于福利主义政府，这才是当下欧洲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
　　中国的幸运在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正好与中国的人口结构上的黄金时期相重叠。不过，中国的人口结构因素正朝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方向转变。
　　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就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总量而言，2010年与2000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15%。未来20年内，该人群组总量还会缩减近20％。《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抚养比在2015年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人口红利衰竭甚至逆转在经济发展上的含义就是：劳动力供给增速的下降，居民储蓄率下降，较低的储蓄率意味着更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形成，同时消费率上升。过去三十年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发生变化。
　　另一个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在给定的要素投入下，劳动的产出越大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的增长更快。
　　不少研究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主要源于劳动和资本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低。但我怀疑这些研究低估了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也低估了劳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应地高估了资本投入的贡献。
　　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制度因素是基本给定的。在中国这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当下有关“中国模式”讨论的背后，是对自由市场模式的又一次质疑。
　　历史上，第一次被全面付诸实践的另类模式是“列宁—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源于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间，中央计划、公有企业和政治控制的经济模式似乎取得了成功，自由市场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然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失败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实行了另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的发展模式，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然而，上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经济风暴宣告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模式”成为“新左派”们热衷宣扬的话题。 “中国模式”再次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起了挑战。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模式”，部分具有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子，部分具有东亚模式的市场经济特色。
　　中国的经济学界在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方面，分为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另一派则认为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两派都被标签化了，强调市场机制的骄傲地站在“哈耶克”的旗帜下；鼓吹强势政府经济功能的则不情愿地被“凯恩斯”了。奇怪的是，这两派关于长期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出激烈的争论，反而高度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