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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穷得时常揭不开锅。父亲是个天性乐观的庄稼人，勤勤恳恳过日子。他教给了我和哥哥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无论处于何种逆境，都必须有斗志。“斗志”，这个词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小时候我的成绩很好，成绩总排在第一第二。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读完六年级，我就没再继续读书了。但我也从未因此丧失信心。当时年纪虽小，但我总是很乐观，看得开。我告诉自己，没书读，并不意味着没前途。小学六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写作文，懂一点说话技巧，还会基本的算术，用来生活，这三件技能已经很足够了。
有一天，家里的米缸里没米了，爸爸领着我到隔壁的婆婆家借钱买米。只是两块钱，但婆婆却很为难。她把兜里所有的钱全翻出来，也没找到两块钱。最后，她看见我手里提着米袋，知道我们在等米下锅，就把家里所剩不多的米借给了我们。
这是我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场景，但却让我永世难忘。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让家里继续这么穷下去。十六岁那年，我下乡了。耕了三年田，也没赚到钱。处在那种大环境下，很多人都感到绝望，但我没有—在这儿挣不到钱，我就到香港去，大家说那里遍地是黄金。但真的到了香港，我才知道，遍地黄金原来只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黄金当然有，但都不是我的。
那时，我住在一个四十平的小屋子里，里头密密麻麻地塞了十六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后悔到香港来。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被我对成功的渴望压倒了。那个年代里，我所能知道的最厉害的角色，是船王包玉刚、董浩云。李嘉诚、霍英东，在那时都还没成为大人物呢。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包玉刚、董浩云就是偶像，是大家都想要成为的那种成功人士。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念头：他们能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我不是个想得很多的人。到了香港，更是把心一横，拼了命地挣钱。每天只要有活干，我就特别开心。刚开始在香港打拼的时候，我只是个熨烫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去了三间工厂干活，几天不睡觉也特别精神。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水推舟，从制衣厂做到企业，从贴牌的服装公司做到自己的服装品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自己做不到的事。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把慈善当成企业做
旭日集团的目标是做百年企业—百年企业，就是到了你儿子的儿子那一辈，还在用我儿子的儿子生产的东西。在外界看来，真维斯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公司。不做高调宣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我们追求的是企业的可持续性生存，还是赚钱？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当然希望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我明白，一个百年企业，需要的是稳定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比起高调做宣传，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和企业慢慢的一同成长。
清华的真维斯楼让我们集团又火了一把。以这种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知道这件事情，是公司的人来向我汇报。当时我就指示，无论是公司里的谁，都不能出面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回应只会越描越黑。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才出面回应。他们问我，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奴隶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回鲁国后却不愿接受官府的奖赏；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对方为表感谢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但没收奖赏的子贡挨了孔子的批评，收了谢礼的子路却被孔子表扬。孔子认为，子贡不接受奖赏，就不能宣扬自己的善行，别人也不会受到鼓励去做好事；而子路的行为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善行，推动更多的人去做善事。真维斯楼这件事里，我们就是充当了子路的角色。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做慈善。助学基金、地震赈灾、西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我们这些年做了不少。中华慈善奖颁给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这是因为我们钱捐得多吗？当然不是，比我们捐钱多的企业多得是。在我看来，之所以给我们这个奖，是因为我们把慈善当成是企业在做。我们有一整套企业化的运作，来经营慈善事业。
先是做助学基金，让孩子有钱读书；接着建造小学，让穷困地区的孩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然后是大学助学金，让孩子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接下来是改善办学环境，提高师资素质……做慈善，我们追求做长期性的慈善。20年来，真维斯在全国共捐建希望小学37所；先后斥资2,700万元和6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和“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为教育事业出一份力；捐资1000万开展“中国大学生创业就业真维斯实践基地”项目……
做一天好事不难，做一年好事也不难，难的是一生都要把好事做到底。这也许是爸爸对我的影响。小时候，虽然家里穷，但爸爸很喜欢帮人。我和哥哥刚到香港时，赚来的钱一寄回家，就被爸爸派给了比我们家更穷的邻居们。爸爸教会我，善事随时可以为之，千万不要等到自己有钱的那一刻。
每次听别人说用行善回馈社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就觉得别扭。“社会责任”这个词好像要跟在“企业”后才合理—听起来感觉必须要等到事业做得特别大，才可以谈及去帮助他人。但在我看来，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让社会多一个负担，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即便你不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也一样能去帮助别人。而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创业初期应该要经营好自身，创造能够维持发展的经济效益，到企业壮大后，就必须要尽力回馈大众，创造社会效益。这就是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金钱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信佛，佛家讲究凡事皆要“定”。打坐要定，做事要定，生活也要定。20年的修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被问题牵着走。成功没有捷径—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勤奋专注，有耐心，有定力。以前我有“勇”，现在我是“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规划企业的下一步，乃至如何规划自己的一生。看透了，也就想明白了。
在许多人对“杨勋”的设想里，或许会有高爾夫、红酒、旅行……大家对企业家的想象都是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但实际上，我的生活过得非常规律，也非常简单。平时，我除了工作便是修佛；到了周末，我就到每个口岸去巡店。一到店里，我就管他们要近一段时间的销售表。我喜欢拿数据说话。大多数时候，店员都不怎么怕我，因为他们喜欢听我“讲课”，我会告诉他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店里的销售量爬上去。当然，看到店里销售的数字不好，我也会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
可以说，我确实没有所谓的休闲娱乐活动。在我的字典里，“休息”与“工作”二字可以直接划上等号。放松、休息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作舒缓压力，但如果自己本身就可以调节工作的压力，那我为什么需要放下工作去放松？有人说我现在的状态像个苦行僧—把没完没了的工作，当成一场修行。很显然，我活着，并不是为了享受。
那是为了什么呢？我也曾经特别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诸如“实现人生价值”之类的话，但是我不会这么说。此时此刻的我依然工作，是在替我的下一世辛苦。佛教有轮回一说。为了下辈子不再过苦日子，我必须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过好这一辈子。
你相信“因果”吗？我相信。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成果。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伸手接住时间给予你的赏赐。我从来不曾为自己设定所谓的人生目标—我只是不断往前走。我也从来不曾规定自己一定要往前走几步，但我必须要进步，哪怕只是一步。
金钱？它当然很重要，但对现在的我而言，它没有任何吸引力。在我眼里，金钱只是一种实现交易的工具。听起来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金钱真的能买到开心吗？
【记者手记】
工作日程表里的人
真维斯中国总部，有一个堪称气势磅礴的佛堂，看得出来杨勋作为佛教徒的虔诚。据说，公司里有许多信佛的員工，时常在这里做功课，而杨勋就和他们一起认真修行。佛堂里还有一樽几米高的金佛，让你纳闷究竟是如何请进来的，一问才知道，原是在这栋大楼初建时，就已经规划好了佛堂的位置，大楼还未建好，金佛已经在里边完工了。杨勋信佛，任何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坚持每天早上花2个小时的时间做功课，还知道他吃了整整20年的素，和真维斯品牌入驻中国的时间一样。
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杨勋的佛堂，而是他办公桌上那张每月一换的工作日程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确实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企业老总，居然把工作安排得如此满当。
我扫了一眼那张日程表，便倒抽了一口冷气。工作表是按着日历走的，那三十多个格子，被每一天工作安排的黑字挤得满满的。里边写得大多都是“开会”、“巡店”、“出差”之类的字眼。我甚至没有在那张表里看到任何空白的格子——也就是说，杨勋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工作，是杨勋一直以来生活的主旋律。接受采访前的十分钟，他刚刚和同事们开完每月的例行会议。会议室里，每个工作人员都精神抖擞，而他坐在会议桌最当中的位置，气定神闲地听着同事们的工作汇报，就像个王者。中午十二点。他结束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从会议室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脸上带着威严却慈祥的笑容。
杨勋的样子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信佛的人总是慈眉善目，但杨勋显然多了一种王者的风范。他说话语速不快，但语气果断肯定。无论你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几乎不用思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去。家里的贫困，对金钱的渴望，刚到香港打工的艰辛，在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没有了多少悲凉的色彩，倒是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自己旁观着，适时还送上些安慰的话。他和我聊了很多：小时候、家庭、企业、品牌、慈善、信仰、生活……仿佛天底下没有他搞不定的问题，用他的话说，“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确实成为了他的贵人。日复一日的勤恳，换来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本该享清福的日子，却在他那张工作日程表里被继续消耗。家人难道不抱怨吗？他对我的疑惑不以为然，回答间的笃定让人觉得仿佛工作才理应是一个人全部的生活重心。“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和我一样，是工作狂。”至于和自己感情深厚的哥哥杨钊，“我们俩现在忙得只能通过彼此的秘书来传话”。
我问他，这么一路忙下去，不觉得累吗？他摇摇头，说这种状态，是自己乐意过的。用佛教徒的眼光看，就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难都受了，下辈子才能过得更轻松”。
关于“退休”这件事，杨勋说，自己一刻也没有想过。
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穷得时常揭不开锅。父亲是个天性乐观的庄稼人，勤勤恳恳过日子。他教给了我和哥哥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无论处于何种逆境，都必须有斗志。“斗志”，这个词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小时候我的成绩很好，成绩总排在第一第二。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读完六年级，我就没再继续读书了。但我也从未因此丧失信心。当时年纪虽小，但我总是很乐观，看得开。我告诉自己，没书读，并不意味着没前途。小学六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写作文，懂一点说话技巧，还会基本的算术，用来生活，这三件技能已经很足够了。
有一天，家里的米缸里没米了，爸爸领着我到隔壁的婆婆家借钱买米。只是两块钱，但婆婆却很为难。她把兜里所有的钱全翻出来，也没找到两块钱。最后，她看见我手里提着米袋，知道我们在等米下锅，就把家里所剩不多的米借给了我们。
这是我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场景，但却让我永世难忘。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让家里继续这么穷下去。十六岁那年，我下乡了。耕了三年田，也没赚到钱。处在那种大环境下，很多人都感到绝望，但我没有—在这儿挣不到钱，我就到香港去，大家说那里遍地是黄金。但真的到了香港，我才知道，遍地黄金原来只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黄金当然有，但都不是我的。
那时，我住在一个四十平的小屋子里，里头密密麻麻地塞了十六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后悔到香港来。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被我对成功的渴望压倒了。那个年代里，我所能知道的最厉害的角色，是船王包玉刚、董浩云。李嘉诚、霍英东，在那时都还没成为大人物呢。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包玉刚、董浩云就是偶像，是大家都想要成为的那种成功人士。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念头：他们能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我不是个想得很多的人。到了香港，更是把心一横，拼了命地挣钱。每天只要有活干，我就特别开心。刚开始在香港打拼的时候，我只是个熨烫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去了三间工厂干活，几天不睡觉也特别精神。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水推舟，从制衣厂做到企业，从贴牌的服装公司做到自己的服装品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自己做不到的事。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把慈善当成企业做
旭日集团的目标是做百年企业—百年企业，就是到了你儿子的儿子那一辈，还在用我儿子的儿子生产的东西。在外界看来，真维斯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公司。不做高调宣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我们追求的是企业的可持续性生存，还是赚钱？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当然希望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我明白，一个百年企业，需要的是稳定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比起高调做宣传，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和企业慢慢的一同成长。
清华的真维斯楼让我们集团又火了一把。以这种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知道这件事情，是公司的人来向我汇报。当时我就指示，无论是公司里的谁，都不能出面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回应只会越描越黑。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才出面回应。他们问我，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奴隶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回鲁国后却不愿接受官府的奖赏；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对方为表感谢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但没收奖赏的子贡挨了孔子的批评，收了谢礼的子路却被孔子表扬。孔子认为，子贡不接受奖赏，就不能宣扬自己的善行，别人也不会受到鼓励去做好事；而子路的行为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善行，推动更多的人去做善事。真维斯楼这件事里，我们就是充当了子路的角色。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做慈善。助学基金、地震赈灾、西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我们这些年做了不少。中华慈善奖颁给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这是因为我们钱捐得多吗？当然不是，比我们捐钱多的企业多得是。在我看来，之所以给我们这个奖，是因为我们把慈善当成是企业在做。我们有一整套企业化的运作，来经营慈善事业。
先是做助学基金，让孩子有钱读书；接着建造小学，让穷困地区的孩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然后是大学助学金，让孩子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接下来是改善办学环境，提高师资素质……做慈善，我们追求做长期性的慈善。20年来，真维斯在全国共捐建希望小学37所；先后斥资2,700万元和6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和“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为教育事业出一份力；捐资1000万开展“中国大学生创业就业真维斯实践基地”项目……
做一天好事不难，做一年好事也不难，难的是一生都要把好事做到底。这也许是爸爸对我的影响。小时候，虽然家里穷，但爸爸很喜欢帮人。我和哥哥刚到香港时，赚来的钱一寄回家，就被爸爸派给了比我们家更穷的邻居们。爸爸教会我，善事随时可以为之，千万不要等到自己有钱的那一刻。
每次听别人说用行善回馈社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就觉得别扭。“社会责任”这个词好像要跟在“企业”后才合理—听起来感觉必须要等到事业做得特别大，才可以谈及去帮助他人。但在我看来，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让社会多一个负担，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即便你不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也一样能去帮助别人。而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创业初期应该要经营好自身，创造能够维持发展的经济效益，到企业壮大后，就必须要尽力回馈大众，创造社会效益。这就是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金钱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信佛，佛家讲究凡事皆要“定”。打坐要定，做事要定，生活也要定。20年的修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被问题牵着走。成功没有捷径—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勤奋专注，有耐心，有定力。以前我有“勇”，现在我是“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规划企业的下一步，乃至如何规划自己的一生。看透了，也就想明白了。
在许多人对“杨勋”的设想里，或许会有高爾夫、红酒、旅行……大家对企业家的想象都是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但实际上，我的生活过得非常规律，也非常简单。平时，我除了工作便是修佛；到了周末，我就到每个口岸去巡店。一到店里，我就管他们要近一段时间的销售表。我喜欢拿数据说话。大多数时候，店员都不怎么怕我，因为他们喜欢听我“讲课”，我会告诉他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店里的销售量爬上去。当然，看到店里销售的数字不好，我也会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
可以说，我确实没有所谓的休闲娱乐活动。在我的字典里，“休息”与“工作”二字可以直接划上等号。放松、休息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作舒缓压力，但如果自己本身就可以调节工作的压力，那我为什么需要放下工作去放松？有人说我现在的状态像个苦行僧—把没完没了的工作，当成一场修行。很显然，我活着，并不是为了享受。
那是为了什么呢？我也曾经特别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诸如“实现人生价值”之类的话，但是我不会这么说。此时此刻的我依然工作，是在替我的下一世辛苦。佛教有轮回一说。为了下辈子不再过苦日子，我必须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过好这一辈子。
你相信“因果”吗？我相信。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成果。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伸手接住时间给予你的赏赐。我从来不曾为自己设定所谓的人生目标—我只是不断往前走。我也从来不曾规定自己一定要往前走几步，但我必须要进步，哪怕只是一步。
金钱？它当然很重要，但对现在的我而言，它没有任何吸引力。在我眼里，金钱只是一种实现交易的工具。听起来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金钱真的能买到开心吗？
【记者手记】
工作日程表里的人
真维斯中国总部，有一个堪称气势磅礴的佛堂，看得出来杨勋作为佛教徒的虔诚。据说，公司里有许多信佛的員工，时常在这里做功课，而杨勋就和他们一起认真修行。佛堂里还有一樽几米高的金佛，让你纳闷究竟是如何请进来的，一问才知道，原是在这栋大楼初建时，就已经规划好了佛堂的位置，大楼还未建好，金佛已经在里边完工了。杨勋信佛，任何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坚持每天早上花2个小时的时间做功课，还知道他吃了整整20年的素，和真维斯品牌入驻中国的时间一样。
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杨勋的佛堂，而是他办公桌上那张每月一换的工作日程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确实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企业老总，居然把工作安排得如此满当。
我扫了一眼那张日程表，便倒抽了一口冷气。工作表是按着日历走的，那三十多个格子，被每一天工作安排的黑字挤得满满的。里边写得大多都是“开会”、“巡店”、“出差”之类的字眼。我甚至没有在那张表里看到任何空白的格子——也就是说，杨勋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工作，是杨勋一直以来生活的主旋律。接受采访前的十分钟，他刚刚和同事们开完每月的例行会议。会议室里，每个工作人员都精神抖擞，而他坐在会议桌最当中的位置，气定神闲地听着同事们的工作汇报，就像个王者。中午十二点。他结束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从会议室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脸上带着威严却慈祥的笑容。
杨勋的样子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信佛的人总是慈眉善目，但杨勋显然多了一种王者的风范。他说话语速不快，但语气果断肯定。无论你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几乎不用思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去。家里的贫困，对金钱的渴望，刚到香港打工的艰辛，在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没有了多少悲凉的色彩，倒是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自己旁观着，适时还送上些安慰的话。他和我聊了很多：小时候、家庭、企业、品牌、慈善、信仰、生活……仿佛天底下没有他搞不定的问题，用他的话说，“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确实成为了他的贵人。日复一日的勤恳，换来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本该享清福的日子，却在他那张工作日程表里被继续消耗。家人难道不抱怨吗？他对我的疑惑不以为然，回答间的笃定让人觉得仿佛工作才理应是一个人全部的生活重心。“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和我一样，是工作狂。”至于和自己感情深厚的哥哥杨钊，“我们俩现在忙得只能通过彼此的秘书来传话”。
我问他，这么一路忙下去，不觉得累吗？他摇摇头，说这种状态，是自己乐意过的。用佛教徒的眼光看，就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难都受了，下辈子才能过得更轻松”。
关于“退休”这件事，杨勋说，自己一刻也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