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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县位于云南省东部与贵州接壤的乌蒙山区，自古以来就是滇黔交通的咽喉，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大小河流多沿断裂带发育。境内发源于寨子口的主要河流之——一块择河(当地百姓称之为大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去，大河全长163.7公里，由12条支流汇成，流入南盘江，最终汇入珠江。大河镇位于块择河的中游。由于该地区第三纪以来一直处于间隙性的抬升状态，岩溶地貌十分发育。在县城东南约17公里的大河镇龙潭村，有一个由石灰岩和白云岩等碳酸盐岩石组成的小山丘，出露的岩石表面凹凸不平，呈“豹皮状”，当地百姓称之为“癞石山”。因长期风化溶蚀，山上发育有三层溶洞。本世纪初发现并发掘的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位于海拔约1743米的中层洞。洞外为一溶蚀洼地，地形开阔、群山环抱、青山绿水，是古人类理想的生存场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将文化遗存丰厚的富源历史又前推数万年。
大河遗址“龙骨”化石的发现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41年冬，大河乡妙妙吉湾村里的刘文宽家盖新房，请来张木匠兄弟俩帮忙，张木匠聊起村子附近山洞里的“龙骨”，刘文宽说他也在癞石山的山洞里见过“入骨头”，刘文宽年仅11岁的儿子刘经仁不经意将这一信息记在了脑海里。1954年，刘经仁开始到地质部门工作，直到退休。地质工作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参观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公王岭等古人类遗址，积累了丰富的古生物学背景知识。
1986年前后，大河乡龙潭村的费召友一家连续在癞石山釆石烧石灰卖。其中一天，随着一声炮响，山上暴露出一个洞穴，洞口极小，仅能容一人勉强进出，入洞发现了一些比现代动物遗骸重的骨骼和牙齿，老人深信这就是可以做“刀口药”的“龙骨”。消息一传出，村民纷纷前来采集。久而久之，可以刮骨粉的长骨头多已采尽，一些较硬的牙齿被保留下来，但没有人注意到“龙骨”的科学价值。
1998年春节期间，已经退休的刘经仁、刘肃昆父子回到大河乡，寻找小时候听说出现过“人骨头”的洞穴，住在外侄王加强家。闲谈中王加强提到，岳父费召友一家在癞石山开山炸石，前几年炸出个山洞，在洞中发现了许多“龙骨”，不少村民家中都有收藏。老刘昕后有些激动，立即和儿子刘肃昆鉴定了费召友家收藏的来自癞石山的十余件“龙骨”，初步判断是脊椎动物化石，并意识到发现化石的洞穴可能是古人类穴居遗址。在费召友、王加强的带领下，刘经仁父子来到癞石山的洞中，爬到最深处发现过“龙骨”的地方，挖掘出一些动物化石。随后，化石被带回昆明，请云南省地质博物馆馆长杨正纯等专家进行鉴定，发现动物化石中包括东方剑齿象、中国犀、鬣狗、灵猫、鹿、巨貘、野猪、猕猴等种类。杨正纯推断，这些化石的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这个鉴定结果给老刘一家极大的鼓励。1998年3月14日，刘肃昆再次到癞石山的洞穴釆样，扩大了挖掘面积，采集到化石、炭屑、烧骨等500余件并迅速带回昆明。3月17～18日，老刘邀请地质古生物专家王祖关、谭雪春、代兴乾、张翼飞、杨正纯、秦德厚等联合鉴定，在场的专家肯定了6件疑似石制工具的卵石为古人类留下的石制品，并一致认为大河遗址具有更大的发掘研究价值。
刘家父子的发现引起了云南省地矿局的高度重视，云南省科委领导专门到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听取刘经仁的汇报。1998年7月，大河遗址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三年后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癞石山发现的洞穴是年代大于四万年的古人类洞穴遗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积极组织申报正式的考古发掘。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化厅资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蒋志龙担任领队，笔者任考古队长，与曲靖市和富源县文物管理部门联合对癞石山的洞穴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发掘是清理性的，主要在原地质部门试掘的基础上进行。此次发掘，除了增加更多的化石和石制品外，还发现一块由燧石加工而成的精美双半月形刮削器。刮削器两侧几乎对称，修理痕迹和片疤层层叠叠，这一发现让考古队激动不已。此外，文化层底部钙板上类似灰坑的现象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天傍晚，参加发掘的当地民工姚小怀在附近一个开口很小的洞口休息，根据前几天发掘中认识石制品的经验，他观察到几层钙板中夹杂着类似石器的东西，于是他用小镐扒开上面的松土，姚小怀无意中扒开的场面顿时让大家大吃一惊：几块大小不等的玄武岩、硅质岩、卵石不规则地排列在洞口，周围散布着石核、石片、刮削器、断块等石制品。笔者当场推测这里可能曾经是一个石器加工场所，只可惜此时发掘计划已接近尾声，经费有限，不允许发掘再继续进行，不得不决定停工，筹划再次发掘。
2002年8月，富源大河癞石山的发掘再次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云南省文化厅的经费支持，笔者率领联合发掘队开赴癞石山。此次发掘的重点是编号为2号的洞穴。在洞口位置清理完表上层后，旧石器文化层就显露出来，且石制品分布十分密集，石铺地面、火塘等珍贵遗迹现象不断出现。笔者意识到这是旧石器研究领域罕见的发现，想请专家前来指导和鉴定，但地方政府领导认为“一些简单的石头，不值得小题大做……”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富源县政府出资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来现场考察，听到消息，张先生甚是激动，在电话里再三嘱咐说：“旧石器时代的火塘遗迹保存下来的不多，很珍贵，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为此张先生还特地推迟了去浙江调查旧石器地点的计划。2002年9月23日，张森水先生与旧石器考古专家高星博士来到发掘现场。在2号洞洞口，面对分布密集的石制品和一件件加工精美的半月型刮削器及龟背状石核，张先生很快想到了发源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感叹地说：“这难道是飞机(从欧洲)运来的吗?”“而且这是近几年来我国旧石器研究领域的重要发现!”
此次发掘，编号为1号的洞穴发掘也同时进行，后期发现了人工垫石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石制品。这一系列罕见的遗迹现象让考古队措手不及，发掘进度十分缓慢。此时笔者渐渐感到技术力量不够，保护工作准备也不充分，经费状况也不允许延长更多的时间。为了保护好石铺地面及其上面遗迹，决定已经揭露出来的289件石制品保留原地回填，待准备充分后再开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还发现两枚珍贵的人类牙齿化石。
2006年，富源大河的考古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费资助。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同年3月～5月再次进行发掘。由笔者任领队，特邀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研究员担任顾问，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云南大学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多学科专家参与，张森水先生亲临现场指导。主持过贵州盘县大洞发掘的黄慰文先生也亲自到现场讲解并带领大家考察周边环境。此次发掘的目的主要是搞清两个文化层的时空分布范围、石铺地面的性质和面积，并探索遗址保护的有效途径，在解决学术问题所需要资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对文化层和遗迹现象进行原地保护。
大河洞穴遗址发现的珍贵的古人类化石、独特的石制品类型组合和技术特点，丰富的遗迹现象、先进的发掘方法和理念，迅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大河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上、下文化层石制品使用的原料基本一致，主要有凝灰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燧石、石英砂岩、赤铁矿等组成，这些颜料主要来自于大河河滩和附近石灰岩山体(如火石山)中的脉状构造。技术类型学方面，两个文化层基本相似，都是锤击法为主，偶有锐棱砸击法，有勒瓦娄哇连续剥片技术，常见预制石核和修理台面现象。上文化层石制品的平均尺寸较小，加工更为精细，还发现少量的骨制品和似石叶的长石片，两个文化层石制品的种类主要有：盘状石核、勒瓦娄哇石片、边刮器、端刮器、半月形刮削器、锯齿刃器、三角形尖状器、凹缺器、雕刻器、砍砸器、似石叶、石片、断块等，还发现有少量骨器。
大河遗址上、下文化层发现的3枚牙齿，经CT扫描对比分析，其牙髓腔与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制造者一尼安德特人有显著差别。这为我们推测大河旧石器遗址文化的制造者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用火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普遍现象，但在旧石器遗址中。火塘能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大河遗址上、下文化层都发现有火塘。上文化层第四层发现的火塘周围，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烧骨、少量的炭屑和石制品，剖面呈透镜状分布，下文化层石铺地面上发现的火塘，直径为60厘米，由于洞顶有“天窗”，透光、透气性好，因而成为天然的“烟囱”，适合于古人类长时间居住。正是因为有了“天窗”，地表水容易渗入，造成生活面潮湿，可能石铺地面就是出于防潮的考虑。
被誉为史前“室内装修”的人工石铺地面，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改造居住环境的能力。大河遗址下文化层发现的人工石铺地面是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国内继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之后的第二次发现。已揭露的石铺地面的面积为25平方米，这种石铺地面与天然的砾石堆积有显著的区别。
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经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用加速器质谱(AMs)测得上文化层第三、第四层的年代分别为3.5万年和3.8万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海岸与第四纪研究所用铀系法测得下文化层顶部石笋的年代为4.1万年，石铺地面上石笋的年代为4.4万年。经探方解剖。下文化层石铺地面以下约0.8米深处仍有石制品分布，说明古人进入该洞穴生存的年代比现有测年数据还要早。
大河遗址发现石制品的技术学特点和类型学组合，既有本地区文化(贵州黔西观音洞)的特点，又有莫斯特文化特征。
因此该遗址发现的人牙化石，为研究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说”提供了新的材料。
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遗迹现象十分丰富，如石铺地面，火塘、石器加工场等。其人工铺垫的是石质地面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铺地面。
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大河遗址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晚一阶段，该遗址是莫斯特和勒瓦娄哇技术在我国出现较早的遗址，早于同样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水洞沟遗址。
大河莫斯特文化的来源目前有较大的争议、是交流来的，还是文化上的趋同?多学科的室内研究正在开展。
大河遗址“龙骨”化石的发现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41年冬，大河乡妙妙吉湾村里的刘文宽家盖新房，请来张木匠兄弟俩帮忙，张木匠聊起村子附近山洞里的“龙骨”，刘文宽说他也在癞石山的山洞里见过“入骨头”，刘文宽年仅11岁的儿子刘经仁不经意将这一信息记在了脑海里。1954年，刘经仁开始到地质部门工作，直到退休。地质工作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参观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公王岭等古人类遗址，积累了丰富的古生物学背景知识。
1986年前后，大河乡龙潭村的费召友一家连续在癞石山釆石烧石灰卖。其中一天，随着一声炮响，山上暴露出一个洞穴，洞口极小，仅能容一人勉强进出，入洞发现了一些比现代动物遗骸重的骨骼和牙齿，老人深信这就是可以做“刀口药”的“龙骨”。消息一传出，村民纷纷前来采集。久而久之，可以刮骨粉的长骨头多已采尽，一些较硬的牙齿被保留下来，但没有人注意到“龙骨”的科学价值。
1998年春节期间，已经退休的刘经仁、刘肃昆父子回到大河乡，寻找小时候听说出现过“人骨头”的洞穴，住在外侄王加强家。闲谈中王加强提到，岳父费召友一家在癞石山开山炸石，前几年炸出个山洞，在洞中发现了许多“龙骨”，不少村民家中都有收藏。老刘昕后有些激动，立即和儿子刘肃昆鉴定了费召友家收藏的来自癞石山的十余件“龙骨”，初步判断是脊椎动物化石，并意识到发现化石的洞穴可能是古人类穴居遗址。在费召友、王加强的带领下，刘经仁父子来到癞石山的洞中，爬到最深处发现过“龙骨”的地方，挖掘出一些动物化石。随后，化石被带回昆明，请云南省地质博物馆馆长杨正纯等专家进行鉴定，发现动物化石中包括东方剑齿象、中国犀、鬣狗、灵猫、鹿、巨貘、野猪、猕猴等种类。杨正纯推断，这些化石的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这个鉴定结果给老刘一家极大的鼓励。1998年3月14日，刘肃昆再次到癞石山的洞穴釆样，扩大了挖掘面积，采集到化石、炭屑、烧骨等500余件并迅速带回昆明。3月17～18日，老刘邀请地质古生物专家王祖关、谭雪春、代兴乾、张翼飞、杨正纯、秦德厚等联合鉴定，在场的专家肯定了6件疑似石制工具的卵石为古人类留下的石制品，并一致认为大河遗址具有更大的发掘研究价值。
刘家父子的发现引起了云南省地矿局的高度重视，云南省科委领导专门到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听取刘经仁的汇报。1998年7月，大河遗址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三年后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癞石山发现的洞穴是年代大于四万年的古人类洞穴遗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积极组织申报正式的考古发掘。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化厅资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蒋志龙担任领队，笔者任考古队长，与曲靖市和富源县文物管理部门联合对癞石山的洞穴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发掘是清理性的，主要在原地质部门试掘的基础上进行。此次发掘，除了增加更多的化石和石制品外，还发现一块由燧石加工而成的精美双半月形刮削器。刮削器两侧几乎对称，修理痕迹和片疤层层叠叠，这一发现让考古队激动不已。此外，文化层底部钙板上类似灰坑的现象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天傍晚，参加发掘的当地民工姚小怀在附近一个开口很小的洞口休息，根据前几天发掘中认识石制品的经验，他观察到几层钙板中夹杂着类似石器的东西，于是他用小镐扒开上面的松土，姚小怀无意中扒开的场面顿时让大家大吃一惊：几块大小不等的玄武岩、硅质岩、卵石不规则地排列在洞口，周围散布着石核、石片、刮削器、断块等石制品。笔者当场推测这里可能曾经是一个石器加工场所，只可惜此时发掘计划已接近尾声，经费有限，不允许发掘再继续进行，不得不决定停工，筹划再次发掘。
2002年8月，富源大河癞石山的发掘再次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云南省文化厅的经费支持，笔者率领联合发掘队开赴癞石山。此次发掘的重点是编号为2号的洞穴。在洞口位置清理完表上层后，旧石器文化层就显露出来，且石制品分布十分密集，石铺地面、火塘等珍贵遗迹现象不断出现。笔者意识到这是旧石器研究领域罕见的发现，想请专家前来指导和鉴定，但地方政府领导认为“一些简单的石头，不值得小题大做……”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富源县政府出资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来现场考察，听到消息，张先生甚是激动，在电话里再三嘱咐说：“旧石器时代的火塘遗迹保存下来的不多，很珍贵，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为此张先生还特地推迟了去浙江调查旧石器地点的计划。2002年9月23日，张森水先生与旧石器考古专家高星博士来到发掘现场。在2号洞洞口，面对分布密集的石制品和一件件加工精美的半月型刮削器及龟背状石核，张先生很快想到了发源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感叹地说：“这难道是飞机(从欧洲)运来的吗?”“而且这是近几年来我国旧石器研究领域的重要发现!”
此次发掘，编号为1号的洞穴发掘也同时进行，后期发现了人工垫石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石制品。这一系列罕见的遗迹现象让考古队措手不及，发掘进度十分缓慢。此时笔者渐渐感到技术力量不够，保护工作准备也不充分，经费状况也不允许延长更多的时间。为了保护好石铺地面及其上面遗迹，决定已经揭露出来的289件石制品保留原地回填，待准备充分后再开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还发现两枚珍贵的人类牙齿化石。
2006年，富源大河的考古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费资助。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同年3月～5月再次进行发掘。由笔者任领队，特邀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研究员担任顾问，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云南大学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多学科专家参与，张森水先生亲临现场指导。主持过贵州盘县大洞发掘的黄慰文先生也亲自到现场讲解并带领大家考察周边环境。此次发掘的目的主要是搞清两个文化层的时空分布范围、石铺地面的性质和面积，并探索遗址保护的有效途径，在解决学术问题所需要资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对文化层和遗迹现象进行原地保护。
大河洞穴遗址发现的珍贵的古人类化石、独特的石制品类型组合和技术特点，丰富的遗迹现象、先进的发掘方法和理念，迅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大河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上、下文化层石制品使用的原料基本一致，主要有凝灰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燧石、石英砂岩、赤铁矿等组成，这些颜料主要来自于大河河滩和附近石灰岩山体(如火石山)中的脉状构造。技术类型学方面，两个文化层基本相似，都是锤击法为主，偶有锐棱砸击法，有勒瓦娄哇连续剥片技术，常见预制石核和修理台面现象。上文化层石制品的平均尺寸较小，加工更为精细，还发现少量的骨制品和似石叶的长石片，两个文化层石制品的种类主要有：盘状石核、勒瓦娄哇石片、边刮器、端刮器、半月形刮削器、锯齿刃器、三角形尖状器、凹缺器、雕刻器、砍砸器、似石叶、石片、断块等，还发现有少量骨器。
大河遗址上、下文化层发现的3枚牙齿，经CT扫描对比分析，其牙髓腔与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制造者一尼安德特人有显著差别。这为我们推测大河旧石器遗址文化的制造者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用火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普遍现象，但在旧石器遗址中。火塘能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大河遗址上、下文化层都发现有火塘。上文化层第四层发现的火塘周围，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烧骨、少量的炭屑和石制品，剖面呈透镜状分布，下文化层石铺地面上发现的火塘，直径为60厘米，由于洞顶有“天窗”，透光、透气性好，因而成为天然的“烟囱”，适合于古人类长时间居住。正是因为有了“天窗”，地表水容易渗入，造成生活面潮湿，可能石铺地面就是出于防潮的考虑。
被誉为史前“室内装修”的人工石铺地面，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改造居住环境的能力。大河遗址下文化层发现的人工石铺地面是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国内继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之后的第二次发现。已揭露的石铺地面的面积为25平方米，这种石铺地面与天然的砾石堆积有显著的区别。
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经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用加速器质谱(AMs)测得上文化层第三、第四层的年代分别为3.5万年和3.8万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海岸与第四纪研究所用铀系法测得下文化层顶部石笋的年代为4.1万年，石铺地面上石笋的年代为4.4万年。经探方解剖。下文化层石铺地面以下约0.8米深处仍有石制品分布，说明古人进入该洞穴生存的年代比现有测年数据还要早。
大河遗址发现石制品的技术学特点和类型学组合，既有本地区文化(贵州黔西观音洞)的特点，又有莫斯特文化特征。
因此该遗址发现的人牙化石，为研究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说”提供了新的材料。
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遗迹现象十分丰富，如石铺地面，火塘、石器加工场等。其人工铺垫的是石质地面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铺地面。
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大河遗址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晚一阶段，该遗址是莫斯特和勒瓦娄哇技术在我国出现较早的遗址，早于同样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水洞沟遗址。
大河莫斯特文化的来源目前有较大的争议、是交流来的，还是文化上的趋同?多学科的室内研究正在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