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长期观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政治转型方面的权威。他身在海外，以局外人的身份与角度洞察中国社会，其观点与建言受中国官方的重视。在中国新领导层的组建尘埃落定之际，郑永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对新政府及其未来政策走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表了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观察，新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有什么特点？和往届政府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郑永年：构成这届政府的人员，可以说是专家型，他们的学历普遍比往届政府官员的学历高。此外，他们的工作经验比以前的官员要丰富，基本上都有在中央、地方（包括在不同的地方）的工作经验。
　　选拔领导人的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关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实现工业化，所以就需要“技术官僚”，选拨干部就侧重工程、技术背景的官员。如今重点是社会改革、社会建设，要进行政治改革了，那么就需要具有文科背景、法律背景的官员。
　　中国选拔党政接班人已经制度化了，这是在邓小平掌权以后慢慢发展而来的。因为逐步制度化，目前就已经比较正规，在选拨中会比较注重官员各方面条件的平衡，比如文科、理科知识背景的平衡，有内地工作经验和沿海工作经验的平衡，等等。
　　新政府可以称为专家型政府，从人员构成来看，文理科背景比较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本届政府而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社会改革当然是主题。这方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涵盖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现在的政府要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那么，就要推动公共服务，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和住房方面多做工作。李克强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政府在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问题。但是，要提高公共服务，就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配套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而现在，我认为本届政府的主攻对象是社会建设，包括社会制度建设。但是社会制度建设是需要有钱的，需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发展是引导力，没有发展的话就很难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要真正提供公共服务的话，就需要一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就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这个问题非常难，但政府不得不做。关于既得利益，大家说了很多年了。并不是说，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既得利益。事实上，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既得利益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它的阻力，真正让更多的民众受惠于经济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如何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郑永年：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不可能消灭既得利益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策略就非常重要：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利益。邓小平开启改革时，城市的既得利益已经较大，他就先把改革放在农村。改革开始后，他发现国有企业既得利益很大，但他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给减掉，而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非国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长了以后，就对国有企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改革国有企业就相对容易了。改革国有企业成本高，但有了民营部门，就可以消化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
　　就以中国的金融机构为例：很多人说，国有银行私有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国有银行改革不动，那能不能让民营金融机构成长起来呢？中国的民间金融其实蛮强大的，只是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下的状态。这一块力量，是可以培养的。
　　要记住，既得利益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那是因为2008年以后把4万亿都给了它。中央政策可以培养出这样一个既得利益，也可以培养出新的既得利益与之抗衡。所以，不能简单地谈既得利益问题，因为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也是社会稳定的一种需要，毕竟如果社会没有利益，大家谁也不负责任。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这个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培养新的利益群体，就得有一个开放的体制，这似乎就要涉及政改了。
　　郑永年：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是主体。改革开放后，出现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这使得中共去改革它的政治体系，比如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就是很大的改革成就。然后又去修改宪法，制定物权法，等等。现在进行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分权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体制不能够封闭起来，必须开放，向新的社会阶层开放，这样，新的利益就可以产生，新的利益就可以进入到体系中，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新的利益和老的利益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
　　当年，中共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民营企业家进来后，在党内能不能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应该怎么做？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要发展大社会，大社会就是让非政府力量来主要参与，他们成长起来后，就可以进入人大，或者可以在政协增加他们的名额。这就形成一个开放的政体。
　　政改其实一直在进行。我上面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入党，就是政改。以前，没有农民工担任人大、政协代表，现在有了。当然，他们的数量还很少。那么，今后可以多增加他们的席位，这是制度允许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必须是开放的，有一个开放型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新的力量就会参与进来。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新政府话题，你觉得本届政府会在改革方面会有什么作为？
　　郑永年：两会上提出了机构改革方案。新政府的调整，几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是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发展。其职能转向监管企业、监管社会。像食品、药物这些企业都需要加强监管。反腐败方面，实际上就是中共要在党内加强对干部的监管。二是继续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个事情说了很多年了，这届政府还会继续做。三是向社会分权。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把社会管理的功能移交给民政部，提高民政部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这方面广东的试点做得比较好，现在要向全国推广广东的经验，分权给社会。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如今，要实现大社会管理的话，首先要向社会分权，让社会成长起来。
　　但是，向社会分权并不等于不管社会了。中国在过去已经犯了个错误了——政府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它没有建立起对企业的监管制度，所以才造成类似毒奶粉、毒食品、矿难这样的问题。政府把企业当作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具备监管的功能，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权力分给社会，但同时要考虑怎么去监管社会。如果这部分的功能缺失，邪教、恶势力、黑社会就会趁虚而入。政府的监管，就要依靠法治。所以，同时要推动法治。
　　中国新闻周刊：按你的说法，新政府的三大方向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监管型政府、向社会分权。在这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是执行，包括执行的力度。这些年，改革的步伐慢了一点，但总体方向还是对的。在我看来，向监管型、服务型政府发展，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而所谓的步伐缓慢，是指在向社会分权方面，这个步伐还是不太敢迈出去。步伐不够大，太慢。
　　中国新闻周刊：反腐显然也是新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你对当前反腐的步伐和方向有什么评价？
　　郑永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了，苍蝇老虎一起打，显示了一种决心。
　　在我看来，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很大面积的，怎么清算呢？如果发动一个毛泽东式的反腐败运动，第一不可能，第二有害于法制建设。我认为，依据法制反腐最重要，一定要避免运动式的反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给“清算对象”一个机会。因为现在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腐败，往往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贪污，但可能想清廉的人都没有空间也没有机会。所以，要在腐败的系统之外，设计出一个不腐败的系统来。
　　这方面就需要顶层设计。我曾经建言，要设计一个“大部级”的反腐败机构。中国的反腐机构太多了，党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乃至学校里都有反腐败部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集权的系统，却没有一个部委级的机构负责反腐败，大家互相推诿，反而给腐败很多的机会。有时候，甚至反腐败机构本身也变得很腐败。
　　所以，要把体制内部的一些反腐败的机构整合起来，一定要设立一个大部级的反腐机构，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要向社会分享权力，让社会来配合、监督反腐。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提到社会管理问题。当前社会矛盾较尖锐，如何通过社会管理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郑永年：在维稳方面，这几年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也在说，要以社会管理来补充维稳。如今要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在维稳方面的功能，这个方向很清楚。以前，把社会管理这一块放在政法委，这是不对的。因为政法委是管理坏人的，是管理、惩罚犯人的；而社会管理是管理好人的。你用管理坏人的方式来管理好人，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会滥用暴力，就谈不上维稳了。现在把社会管理这一块从政法委切割开，放到了民政部。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过，把社会管理工作放在民政部，但没有加强民政部的职责权力，只是把社会管理狭义地理解为社会工作的话，民政部还是相对弱势，那就没意义了。就会变成类似于香港的慈善组织。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这一块职能划分给民政部，就需要有一位副总理级的官员来专职负责这项工作。
　　这次的机构改革中，民政部扩权是幅度较小的，所以我会有些担心。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新的领导层，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经过了一个“政治年”，先是中共十八大，后又有两会政府换届。十八大着重于政治，确定了方向，而两会就是在国家层面考虑如何去做的问题。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方向是对的。目前，中国要进行非常激进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改革一定要有步骤地展开。过去的改革，很多是粗犷型的改革、粗犷型的发展，而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改革的规划确实要更精细一些，要开始注重细节。
　　关于改革的实施，最大的担心还是说到却做不到。习近平也强调过，重在执行。而我个人的担心，是执行如此之难，而社会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么改革的速度是否能跟得上社会的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和社会的变化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