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起，邮政政企分离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全球各国邮政部门纷纷撤并，改制为邮政公司。接下来的30年，各国依据不同国情、不同发展思路，逐渐形成了三种改革模式。
　　公共企业模式：
　　公共企业模式是很多国家邮政早期的发展方向。比如澳大利亚邮政在1975年进行的改革。这些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并不奉行纯粹的商业模式。因为政府与企业间共同承担着许多公共义务和责任，所以在制定邮政市场的公共政策时，政府会向邮政企业做一定的倾斜。
　　美国便是如此。1971年，美国撤销了邮政部，将邮政经营职能转交给新成立的美国邮政服务公司，后者具备公共企业的性质，公司董事会11名成员中的9名，都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且不得有超过5名董事来自同一个政党。
　　因此，美国邮政也不享有变动邮递资费的自主权。公司要想涨价，首先由管理者向董事会提出报告，说明资费调整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影响；之后，由董事会向独立的行政机构——邮费委员会提出新的资费标准；然后，邮费委员会必须举行相关听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当决定反馈给公司董事会后，董事会还要斟酌一番，最终决定接受、拒绝或修改邮费委员会提供的资费标准。只有经过一系列程序，涨价才可能实现。从开始申请到最终采纳新的邮资定价，常常需要16～18个月的时间。
　　国有独资企业模式：
　　国有独资公司是世界各国邮政企业的普遍形态。它以国家出资或授权的某个机构为代表，以股东身份对邮政企业监督管理。
　　加拿大邮政是国有独资企业模式的代表。1981年，加拿大政府邮政部转变为加拿大邮政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对于公司的经营行为，政府只进行宏观监控，并不干预其经营自主权。政府的监控职能，主要通过审查公司报告来实现。根据加拿大邮政法，加拿大邮政每年向政府提交5年期的滚动计划，主要内容是投资和经营预算，以及主要经营指标，政府审议和批准后方能实施。每年年末，邮政公司再次提交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由政府考核。除了专营业务的资费调整要报政府审批外，其余业务资费或新业务的推出，都可由邮政公司自己决定。
　　日本邮政也是同一模式。日本邮政改革较晚，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中央省厅改革基本法》，其中规定：邮政省在3年后缩编为总务省的邮政事业厅。2003年4月1日，邮政事业厅又正式更名为“邮政公社”。日本邮政的职员虽然均为国家公务员，但它的年度预算无需通过议会表决，也不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公司全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股份有限公司模式：
　　在一些市场环境相对开放的国家，邮政企业逐步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股份制方式存在，政府有时也会占有部分股权。
　　1981年，荷兰邮电部分开始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组建邮电公司。1989年，邮电公司上市，政府持股65%。1995年，邮电公司增发股票，政府持股比例降到45%。之后，经过一番收购、整合，政府持股继续下降，2002年时降至35%，并可能继续下降至10%。不过，荷兰邮政对国家减少持股并不满意。政府股份的减少，会让公司迅速失去公共色彩，降低邮政在公众心目中的传统信誉。
　　德国邮政，是股份有限公司模式的另一个范例。2000年，德国邮政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公开上市，上市后许多邮政职工成为公司股东，增强了与邮政的联系。德国邮政还给予管理层和核心员工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并在财政部开设专门的资金账户予以支持和保障。
　　不论是何种模式，各国邮政都同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在背负“普遍服务”义务的同时，拓展生存空间和竞争实力。
　　由于普遍服务和专营权范围直接关系着成本高低、利润空间大小，乃至生死存亡。所以，政府如何划定二者的范围边界，至关重要。比如，荷兰邮政是荷兰唯一的邮政普遍服务承担者，其服务范围包括：荷兰境内运输、投递2千克以下的信函，和10千克以下的包裹，荷兰邮政须以客户能够负担得起的均一资费提供上述服务。为了保证普遍服务，荷兰政府给予邮政以专营权，专营范围包括重量不高于100克、或者资费不高于基本资费3倍的信函。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境内乃至国家之间邮政企业的纵横捭阖之道，也是必不可少。比如，德国邮政公司还先后买下了印度快递公司Blue Dart、全球化的物流公司Exel，而对荷兰邮件运输公司Mail Merge的收购，使其一跃成为荷兰最大私营邮件服务提供商。
　　与此同时，提供“门到门”的一条龙服务以及供应链解决方案，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留住客户的心。被德国邮政纳入旗下的DHL，专门成立了服务于全球前107名客户的特殊机构——全球客户解决方案部。客户在航空、电子半导体、精密仪器等8个领域中的所有需求，包括物流、快件、仓储管理等，都可以在这一个部门中加以解决。同样被德国邮政收购的Danzas，为数家全球制造商、网络商场提供电子订单履行服务，从运输、清关到仓储、货物跟踪，一应俱全。
　　（资讯整理 本刊记者/滑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