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平先生《温情与敬意，还有一丝无奈》一文（《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八期），认为开明书店版《朱自清文集》耗时五年才最终出版是政治所导致的“无奈”，这一说法在解释“全集”改“文集”上信而有据。但从最近披露的档案来看，出版社的经济困难和《朱自清选集》的出版，是造成出版的一再拖延的另一原因，固提供一点材料，以作补充。
　　上海刚解放不久，开明书店即派协理朱达君赴京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在私营书业中第一家提出“公私合营”，出版总署认为开明是团结对象，且能正常运营，于四月三日复文提出“公私合作”的替代方案。正是对未来有理由的乐观，开明书店向出版总署提交的来年生产计划里非常明确地有“（《朱自清全集》）全部二百万字，已有一半排好，一九五一年度准可出版”的内容。（《开明书店报告》，一九五○年十一月）
　　始料未及的是出版社于翌年迅即陷入经济困难。教科书历来是营业大宗，解放后在新政权没有合适教本的背景下，开明此类出版物受到青睐。一九五○年上半年收入有55.3%来自于此，同年秋季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选用的小学教科书中开明入选了十四种，三十二册，占整个数目的三分之一（章锡琛：《教科书与开明书店》，《开明通讯》一期，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开明书店报告》）。但随着十二月一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出版完全收归国有。另外，沈从文的《边城》、《长河》，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一大批过往的畅销书籍，因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加上读者兴趣的转变，已经无法再版。这一系列的变动导致出版社盈利锐减，开明书店不仅打破了从未拖欠稿酬的传统，甚至在一九五一年需要出版总署特别拨款五万元来维系。
　　另一方面，由开明负责印行的“新文学选集”丛书中的《朱自清选集》，同样左右了《朱自清文集》的命运。前者印行了二万一千册，其中包括一九五一年的甲种本一万册，一九五二年的乙种本一万一千册，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连续大量发售，显然会对《朱自清文集》的出版有影响，所以后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时候仅印二千五百册。
　　一九九六年，在朱乔森先生的努力下，《朱自清文集》得以出版，这也算告慰了其父的在天之灵。但对曾热心参与编集工作的浦江清、叶圣陶、王瑶等前辈而言，不能亲见它的问世，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挽回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