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永远是一惊一乍的人群。他们既不像小学生那么的懵懂，又不像高中生那样的自信。似乎什么都知道，又似乎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惊奇。
　　1975年，我在一处农村中学读初中。我家所在的医院距学校只有几百米远，因此，我不像其他同学那样住校。住校生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学校里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架，起哄，失窃，老师们的趣闻，彼此间的友情的随机结合或破裂，等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大多发生在课余。而我却一下课便回家了。虽然在家的生活会更舒适，但却失去了这种生活乐趣中的大部分。诸多趣闻也总是最晚得知。
　　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一位同学跑来告诉我，邻班的一位男生，将一枚水蜜桃连同一张示爱的纸条，塞到了他班上的女生的抽屉里。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女生将水蜜桃吃了，将纸条交给了老师。老师正在办公室对那位男生训话哩。同学还在描述那枚水蜜桃之硕大、鲜嫩，仿佛那桃子就在他手上，他几乎要流出口水来了。而我却大为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是1975年。那时的中学生之间，“男女之大防”的观念甚为严重，男生女生之间不可以说话，不然，必遭同学们的耻笑。我们医院里的男孩女孩回到家里也会在一起玩，可一到学校，必须形同陌路，以避嫌疑。对于男生来说，与女生同桌，那是奇耻大辱，必要以白粉笔在桌上划出分界线，号称“三八线”，以示性别隔离。似乎外部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延伸到了中学生课堂上的两性之间。课桌上的性别“冷战”是常态，有时因为逾越界线，甚至会酿成“热战”。奇怪的是，挑起事端的基本上是男生。男生们必须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来宣示他本人是女生的敌人，以博得性道德上的圣洁感。一般而言，发动事端的男生是得胜者，毕竟在农村，男性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但也有战败的个案。因为女生的青春期比男生早，个头、力气都大过同龄男生。女生平时忍气吞声，一旦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跳起来一顿暴打，男生反而往往会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号啕大哭。在这种情况下，那位不自量力的可怜虫也只能默默咽下失败的苦果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屈辱。因为，若是告到老师那里去，挨训斥的必定是男生。他将遭遇双重的屈辱。
　　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表面上以战争状态来呈现的男女生关系中，居然还悄悄隐藏着某种可怕的暧昧关系。这种“秘密外交”是多么的阴险！男生女生暗通款曲的事，倒也时常听说，但那大多是发生在高中部。而且，一旦被揭发，总是要被老师批评、同学耻笑。那个时代尚处文革后期，社会上侵犯他人隐私的事被认为是正当的，在学校和在家庭更是如此。有时，老师会突击抄检同学们的抽屉、箱子，翻出日记和书信，一旦发现有情书、暗恋日记等“不健康的”思想倾向，就会通报批评。有时，我们也会在学校大会上听到老师声色俱厉地不点名批评某些男女同学的不轨行径，听得我胆战心惊。我很害怕自己哪一天会喜欢上某个女孩，进而做出不智之举，被同学揭发而遭遇羞辱。现在，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无须等到高中，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发生了。虽然不是我，却离我那么近。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回既不是同学揭发，也不是老师抄检，而是女孩自己举报的。还有那个水蜜桃。那个年代，水蜜桃是不易得的水果。一枚难得的水蜜桃，自己不吃，送给别人，单是这件事，就得有足够的决心。而现在，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勇气，还有那份爱慕之心，却被无情地粉碎了！看来，以后有了桃子就赶紧把它吃掉，免得它诱惑你陷入更深的危险当中。
　　我第一次感到侵犯个人生命尊严的危险是如此之迫近，又是如此之不可捉摸。它完全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我们身边，突如其来，给人致命一击。那位同学的厄运，岂不就是我可能的命运？！我一路浑浑噩噩地回到家中。我姐姐跟她的几位女同学正在我家玩。她们都是高中部的。她们在说说笑笑。但我绕过她们，回到房间。我没有告诉我姐刚才听到的事情，我担心她和她的同学们会嘲笑这件事，嘲笑那位男生。这会让我感到羞耻。我觉得她们很可怕。她们都是会在吃了水蜜桃之后却要去老师那里出卖人家的人，包括我姐姐。
　　第二天上学，我很担心会见到那位出事的同学。我很难想象他在遭遇这样一种灾难性的事变之后，会是怎样一种面貌。正想着这事，一进校门，偏偏一眼就见到他，吓了我一跳。可是，他看上去好像平安无事，而且正没心没肺地和一群同学在操场上追逐嬉闹。这让我大为不解。教室门口还聚着一群女生。有同学悄悄指示说——就是那位穿蓝衣服的女生。我不敢也不愿直面她，只是偷偷拿眼打量，却惊讶地发现，那位女生也并无异常之处，既非面目凶恶，亦非神情阴险，长相也平常得紧。更令我费解的是，她跟周围同学平静地交谈、说笑，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她从来不曾吃过那枚水蜜桃似的。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次最深刻的情感教育。几十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依然感到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