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用溢满温柔的语言，去描绘有关他这位先生的一帧一帧风俗画。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敢直面太过炙热的宽容与期待，还是因为他在我脑海里的存在太过模糊而深刻，对他的思绪牵扯着每一次写作的空白，让人不敢落笔。
　　所以我想，从他的褂说起吧。中医的大褂与草木安神的香气相依偎，我最喜欢、比喜欢他还喜欢。
　　我应该算是他白大褂的干主人，小时候扮演医生的幼稚游戏百玩不腻。它很好闻，有金银花，车前子和一些不知名的草药味，还有夏天涂抹在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左肩胛处淡黄——他爱用那里抹汗;右下方衣摆处拇指大的一圈浅褐——他抓完药爱往那儿一抹。“你的衣服皱巴巴的多不好看，怎么有熨斗也不晓得烫一下的？”我用着自己听着都发笑的极其蹩脚的方言和他吐槽道，眼神不曾离开那件年事已高的大褂，右手不断摩挲着它的皱纹。“烫什么，这样顶好。”他没有看我，但肯定笑着，因为我捋不直的舌头欢快地笑，因为我方言的不熟练欣慰地笑。
　　他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特别的存在——我的外公。他的大褂颜色丰满得正像他的品格一般，主色调中调和着显赫的配色，外公丰富多彩的人生也如这大褂般，让我神往。
　　一
　　“一身雪白，满腹药草之章，难以得道从医实是令人嗟叹不已。”
　　“先生谬赞。学生得真知足以。”
　　“敢问大名？”
　　“无字，名‘褂’。可惜难为褂。”
　　白大褂，先生的白大褂，可是一点都不白的白大褂。穿着它的人，愿意像单纯的白色那样把自己所有的颜色抛弃反射，外公做人的底色也如同这白大褂，清清白白。
　　先生是六歲开始上学的，在小学上满六年级就辍学耕田了。十六岁跟着镇里的名医先生学医，后又到省中医药函授大学学习。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他就到一个小型乡镇医务所做中医。先生师父过世后，那师父的儿子撒手不顾他的后事，气得先生就直接托人带信痛批那人，自己一人为师父写悼词，从午夜写到凌晨。他不会忘记是谁教会他穿稳这身白大褂。
　　穿上白大褂后，外公几十年在乡间行医，始终保持着医者仁心，乡亲们只要看到白大褂的一角就知道是外公来了，田间地头热情地将他围住，这个递烟那个递水，一唠就是半天。外公本想将学医的衣钵传于我，无奈我实是顽劣，性子又急，不堪大任。他老人家看我实在不感兴趣，终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先生年事高后又学会了看风水，虽然他给我的学习理由让我出乎意料，但不愧是他，对知识的好奇与生俱来。每当我们家有亲戚婚嫁或过火的时候，撇下楼下一片火热袭人的祝福，蹬蹬跑上楼，拉开木抽屉，拿出那本破旧的小红册，呼啦呼啦地翻找起来;或者买房的时候，拿着朱红色的罗盘，认真地观察着，时不时挪动脚步。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笨拙地蔓延他的爱与祝福，也因此受到全村最广泛的爱和尊重。
　　“唯念这乡野，文盲无数，医著不逢，才识受限。”纯白是谦逊，是有所知，是懂得感恩每一位为他生命着色的人。
　　二
　　他的白大褂并非纯粹的白，明显的褶皱犹如一圈一圈压抑的烟圈飘散到各个角落，穿着穿着，大褂烟灰色的伤痕愈累愈多。好像时空通道中，他穿着大褂从乡野走到药房，坎坷和生活的压迫风化为岁月的灰尘，紧紧地跟随着他。
　　先生生于1945年11月5日，重庆谈判刚刚“圆满结束”，国民党暗地里发动内战的私利心蠢蠢欲动。那时先生年幼，不懂那些有名的史实，对军事政治斗争的记忆一片荒芜，但中国的深厚苦难总是在无形中与广大农民的命运纠缠不休，即使一生不曾听闻，贫下中农的一生也带着入骨的时代烙印。先生记得他所生活的村庄生活条件极其困窘，有姊妹两个兄弟三个，他最年长，因此他最早学会收拾一地的鸡毛。
　　他总是笑着和我说，那时候兄弟们为了抢地上一粒饭而打架的故事，挖瓦房屋后山丘上泥巴和米成丸当饭的旧事。先生常常饿得走不动路，像那个时代所有贫下中农的孩子一样，用瘦弱黝黑的臂膊扛起锄头镰刀，提起簸箕，用一步两步稚嫩的位移，收割腋下一茬一茬金黄的稻穗，体味生活的苦涩与火热。“因为想要家人少吃点苦，所以我多吃点就算了。”“没什么比兄弟姐妹这些亲人更重要的。”
　　先生已76岁高龄，仍活蹦乱跳的，但再怎么活泼也抵不过生理强大的规律作用，他在变老。爸妈不准他这个活泼的老人割稻了，他自然闲不住，大吵了一架之后回屋自个儿生闷气去了。凌晨偶然醒来，土灰色的瓦房缝隙间穿梭着舒心的呼吸声，摸索着戴上眼镜，黑夜中仿佛看到镰刀的锋刃反射着月光。我走进简陋的窗边，看见一片金色的浪花下，他仿佛嬉闹着的孩子，在田畴间弯腰，迈步，用手圈住一株稻顺势一倒，右手镰刀一撇，腋下一夹，随意拔根稻茬一捆，一匝匝稻在月下酣睡，月光倾撒，如天国的雪花落在他的肩头。
　　如今，每逢过年的时候他总是会驮一袋米到县城里来，他这个先生，觉得只有他种的稻产的米最健康、最香，固执得很。
　　先生大褂上厚重的烟灰，承载着苦难中的责任，我总是在想，是不是这样浅显而深刻的灰白，在我们俩生命互通的某一刻教会我生活的责任。
　　三
　　如果说泥土的着色只是他白大褂灰色褶皱的投影，那左肩胛的淡黄和右下摆的浅褐才是医者的大褂最鲜明的润色。先生最好看的模样，是端正地坐在横椅上，皱着眉，额角蓄着薄汗，嘴唇细微抖动，碎碎念药方的模样。每过一个病人，拍拍手下摆一抹，抬起手肘一挥，大褂上留下治愈的暖色。
　　先生是16岁开始学医的，一边看病，一边耕地。我至今看不懂先生写的药方“天书”，那才叫“鬼画符”，还因此对抓药的舅舅徒增几分敬意。可在母亲眼里，先生是个医者，赤脚医者。他是家里最忙的人，每天像个陀螺昼夜不停地旋转，走路带风。母亲爬上屋顶看着先生回来，刚预备开口高呼“阿爸”时，就眼睁睁地看见先生被人火急火燎地拉着又奔向下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分田到户前，贫苦农民没钱上医院，先生穿着破烂沾满污垢的布鞋甚至直接赤脚走山路淌小河，不辞辛劳治病救人。至于那件大褂，先生对它的使用是它形体与外貌的“悲惨世界”，至今残留的黄褐色中，不知道还有没有它可怜的“泪痕”。 　　我满怀期待地问他有没有什么令人感动的小故事，他停顿了小会儿，表情不变地真诚地回答：“没有。”我愣住了，失望蔓延的同时抛出不可置信的眼神，他接收到我哀怨的讯号后又补了一句：“看病都是一样的啊。”我看着他正襟危坐，双手覆膝的正经又可爱的样子，又愣了会儿。他认为他的医者生涯平淡无奇，他认为医者仁心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救死扶伤顶好。”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背着灰白的药箱，带着不蔽风雨的草帽，拿着比肩的竹棍，一步一步蹒跚前行;道路两旁的芭蕉叶为他歪腰，前方煤油灯奉献的微弱光亮等待他的救赎。原来为我所熟悉的背影更加庄严，那不仅是家人温暖的源泉与家庭责任的载体，更是生命的依托。
　　专属于他的“褂”念，该是他汗水的淡黄，指尖草药碎屑的浅褐，这些烟火色安慰我——他安身于人间。
　　四
　　我一直都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对“城里”这个概念很执着的人，他穷尽一生想要退去粗布麻衣，所以格外爱惜珍视那件色彩丰富的白大褂，他渴望脱离的贫穷和苦难，在我母亲这一代实现了。他是肉眼可见的开心。“我都不会说土话诶，你教我呗。”“不会说好，不会说好啊，城里人都不会说的。”心里泛苦，不知是对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想法的自嘲与同情，还是对他所受伤痛的怜惜与酸涩。
　　“褂”上的所有染色都是纯正的，就像他憧憬城市的念想一样。可他不知道，生为农民的他，身上有更该在这片钢筋森林时尚的东西。好像曾经一直想奋力挣脱的土味标签在撕下的那一刻，有人告诉你它存在的价值，是千金不换。
　　“我们一手拿着科技的利剑开辟未来，一手拿着传统的药箱给前进的人类疗伤。”先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他用大褂中的淡黄浅褐牵着我体味过去的温情，又用科学的纯白催促推搡着我背对农村，驶向迷雾缠绵的诗和远方。
　　我先前说，比起喜欢先生我更喜欢他的大褂，是假的。
　　先生永远是黑亮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贴着，露出光洁的额头，尤其早年的发型，鬓边茂盛的黑发，颇有毛主席的余韵。我小时候可没少摧残那里——调皮爬到外公身上，手肘撑着他宽厚的肩，小手不安分地“糟蹋”他的额头，或揉搓或在上面用黏湿的泥作画。他一年四季都穿长袖，独宠中山装，盘口永远严严实实地扣着，领口与袖口总是干干净净规规矩矩，黑长裤正中央一条折线比谁的都更清晰。他的长袖爱盖过他五分之一的手掌，他有满是硬茧又宽厚的掌心。
　　我感恩先生的饱满，他珍视的大褂亦是我的挚爱。大褂中生动或隐晦的烟灰、淡黄与纯白才是天地間的第三种绝色。
　　时光深深浅浅，先生的大褂颜色太浅太深，它在褪色中着色。
　　所谓“褂”念，就是他挂念着他的褂念，我挂念着他。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