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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虎》（The White Tiger）改编自2008年印裔曼布克奖得主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同名小说，由伊朗裔美国导演拉敏·巴哈尼（Ramin Bahrani）执导、美国著名流媒体服务平台“网飞”（Netflix）出品。该片讲述了印度农村小伙巴尔拉姆通过杀主、劫财、逃逸成为班加罗尔著名企业家的人生故事，探讨了印度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反思了种姓制度、贫富差距和政治腐败等种种社会问题。影片自2021年1月22日上线后点播量全网排名第一，随后拿下“第73届美国编剧工会奖”（73nd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Awards）“最佳改编剧本”提名。美国各大媒体对影片赞誉有加，CNN称其“尖锐地审视了印度的种姓制度”[1]，VOX称其“对使穷人安于现状的文化机制进行了有趣而又残酷的描写”[2]。然而，这部由美国公司出品、美国人执导的反映印度底层人物发家史的影片，与观众传统印象中的宝莱坞商业电影不同，全程并无一处歌舞场面，也没有华丽的服装或甜美的爱情。这样一部非典型性的“印度”电影，究竟是如何做到在欧美电影圈中叫好又叫座呢？其实，这与“网飞”公司对原著小说的改编策略是分不开的。如果将电影《白虎》比作菜肴的话，那么这道经过美国人制作并加工的“印度菜”，已全然失去了印度菜应有的咖喱味，变成了一道更加符合西方观众口味的快餐。
小说到电影的置换从来不可能是意义直接或完整输出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从小说文本到媒体符号的输出置换以及从导演到观众的接受置換。[3]小说文本只能依靠语言文字进行叙事网络构建，而电影改编既可通过对话或旁白等语言符号，也可通过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对小说进行有意识的截取、挪用、变形和颠覆。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小说文本进行选择和取舍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电影的创作者不仅是作者的代言人，而且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3]。在电影工业高度资本化的今天，商业电影改编不仅反映了导演的个人风格和叙事偏好，而且作为一种先验整体的表达，改编从一定程度上既要有利于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建构，又须迎合目标观众的审美偏好和深层次心理需求。电影《白虎》正是通过对叙事细节有选择性的截取、增补与置换，对原作进行剥离和重新装扮，以“旧瓶装新酒”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这些改编的叙事细节，涵盖了意象、人物、环境等多个方面，文章将对其中几处主要的改动一一加以指明并分析原因，挖掘其背后美国商业电影文化生产的深层逻辑，揭示美国电影工业与西方政治之间在确立自身意识形态与“他者化”东方上的共谋关系。
一、核心意象的取舍：“鸡笼”与“黑堡”
不论文本叙事还是影像叙事，核心意象都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具有能指意义的形象符号化、情感化之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隐喻功能。在小说《白虎》中，有两大核心意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鸡笼”（the Rooster Coop）和“黑堡”（the Black Fort），两大意象在小说原文中均为专用名词，首字母大写标出，以提醒读者注意其特殊含义;而在电影《白虎》中，只对“鸡笼”意象进行了大肆渲染，对“黑堡”意象却只字未提。
影片结尾，主人公巴尔拉姆通过为全球外包产业公司服务而一跃成为企业家，跻身成功人士之流，这样的结局分明在宣告，“鸡笼”可以突破，通往自由的大门永远对抗争者敞开，而现代西方资本外包产业则为庶民提供了通往自由之门的钥匙。
乍看上去这一逻辑毫无问题，貌似也符合小说作者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可真的只是这样吗？电影所刻意抹去的另一重要意象——“黑堡”究竟代表了什么？小说中对“黑堡”主要有三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第一次是主人公巴尔拉姆小时候去黑堡附近放牛，“黑堡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至于是谁建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也许是土耳其人，也许是阿富汗人，也许是英国人，或者是其他曾统治过印度的外国佬”[4]。第二次是巴尔拉姆13岁的时候，本打算到黑堡“一探究竟”，然而被入口的一头奶牛吓破了胆，未能成行。第三次是巴尔拉姆成为司机后回乡探亲，由于反感奶奶安排的婚姻，愤而离家出走，最终在猴子的注视之下爬上山，征服黑堡。在此，“黑堡”的意义不言自明：它所象征的是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体制。这一权力体制由历史上的殖民者创造并发扬光大，如今则由民族主义精英模仿和照搬，以统治广大印度人民。小说中巴尔拉姆最后冲破了“鸡笼”，却进入了“黑堡”，是在影射主人公通过进入政治精英权力体制，对其进行操纵而不是抗争来完成自己的阶级跃迁。作为小说中如此重要而深刻的意象，纵观电影，“黑堡”却一帧画面也未出现过。
至此不难发现，相较小说中对印度庶民困境矛盾纠结、意涵丰富的归因，电影态度鲜明地取“鸡笼”而舍“黑堡”，意在把印度底层人民困厄的根源归咎于印度自身的种姓制度及政治腐败等内部因素，而对殖民统治遗存的影响等外部原因避而不谈。
二、人物戏码的增减：平姬夫人与“金发”女郎
电影改编对小说人物的重塑，是时代与社会语境的产物，其中对特定人物戏码的增减更是其主题表达的重要工具，也是商业电影对观众心理需求把握的重要体现。平姬夫人（Madam Pinky）是巴尔拉姆的主人阿肖克的妻子，这一人物虽然在小说中也很重要，但着墨不多，她的形象主要通过巴尔拉姆的心理活动构建的。小说中对她的描述很模糊，没有具体的肤色、人种、职业或家庭状况，只说和阿肖克一起从美国回来，不是印度教徒，貌美，身材丰满，喜欢运动和短裙;而在电影里平姬夫人的戏份明显增多，身份也毫不含糊：印裔美国人，基督徒，12岁随家人移民美国，拥有美国脊柱理疗博士学位;性格强势，敢于在夫家这个传统地主家庭中大声表达意见，甚至在维护巴尔拉姆时动手推搡她的公公，做出了不少连同样在美国留过学的丈夫阿肖克都不敢尝试的举动。影片有一段小说中根本没有的对话，平姬向巴尔拉姆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出身低微，父母移民美国后在杰克逊高地经营一家小杂货铺，她自己通过个人奋斗摆脱了种姓制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最后在机场离开时，还在主人公幻影般的意识流动中撇下一句：“你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钥匙，但自由之门一直开着。”
小说到电影的置换从来不可能是意义直接或完整输出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从小说文本到媒体符号的输出置换以及从导演到观众的接受置換。[3]小说文本只能依靠语言文字进行叙事网络构建，而电影改编既可通过对话或旁白等语言符号，也可通过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对小说进行有意识的截取、挪用、变形和颠覆。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小说文本进行选择和取舍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电影的创作者不仅是作者的代言人，而且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3]。在电影工业高度资本化的今天，商业电影改编不仅反映了导演的个人风格和叙事偏好，而且作为一种先验整体的表达，改编从一定程度上既要有利于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建构，又须迎合目标观众的审美偏好和深层次心理需求。电影《白虎》正是通过对叙事细节有选择性的截取、增补与置换，对原作进行剥离和重新装扮，以“旧瓶装新酒”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这些改编的叙事细节，涵盖了意象、人物、环境等多个方面，文章将对其中几处主要的改动一一加以指明并分析原因，挖掘其背后美国商业电影文化生产的深层逻辑，揭示美国电影工业与西方政治之间在确立自身意识形态与“他者化”东方上的共谋关系。
一、核心意象的取舍：“鸡笼”与“黑堡”
不论文本叙事还是影像叙事，核心意象都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具有能指意义的形象符号化、情感化之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隐喻功能。在小说《白虎》中，有两大核心意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鸡笼”（the Rooster Coop）和“黑堡”（the Black Fort），两大意象在小说原文中均为专用名词，首字母大写标出，以提醒读者注意其特殊含义;而在电影《白虎》中，只对“鸡笼”意象进行了大肆渲染，对“黑堡”意象却只字未提。
影片结尾，主人公巴尔拉姆通过为全球外包产业公司服务而一跃成为企业家，跻身成功人士之流，这样的结局分明在宣告，“鸡笼”可以突破，通往自由的大门永远对抗争者敞开，而现代西方资本外包产业则为庶民提供了通往自由之门的钥匙。
乍看上去这一逻辑毫无问题，貌似也符合小说作者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可真的只是这样吗？电影所刻意抹去的另一重要意象——“黑堡”究竟代表了什么？小说中对“黑堡”主要有三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第一次是主人公巴尔拉姆小时候去黑堡附近放牛，“黑堡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至于是谁建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也许是土耳其人，也许是阿富汗人，也许是英国人，或者是其他曾统治过印度的外国佬”[4]。第二次是巴尔拉姆13岁的时候，本打算到黑堡“一探究竟”，然而被入口的一头奶牛吓破了胆，未能成行。第三次是巴尔拉姆成为司机后回乡探亲，由于反感奶奶安排的婚姻，愤而离家出走，最终在猴子的注视之下爬上山，征服黑堡。在此，“黑堡”的意义不言自明：它所象征的是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体制。这一权力体制由历史上的殖民者创造并发扬光大，如今则由民族主义精英模仿和照搬，以统治广大印度人民。小说中巴尔拉姆最后冲破了“鸡笼”，却进入了“黑堡”，是在影射主人公通过进入政治精英权力体制，对其进行操纵而不是抗争来完成自己的阶级跃迁。作为小说中如此重要而深刻的意象，纵观电影，“黑堡”却一帧画面也未出现过。
至此不难发现，相较小说中对印度庶民困境矛盾纠结、意涵丰富的归因，电影态度鲜明地取“鸡笼”而舍“黑堡”，意在把印度底层人民困厄的根源归咎于印度自身的种姓制度及政治腐败等内部因素，而对殖民统治遗存的影响等外部原因避而不谈。
二、人物戏码的增减：平姬夫人与“金发”女郎
电影改编对小说人物的重塑，是时代与社会语境的产物，其中对特定人物戏码的增减更是其主题表达的重要工具，也是商业电影对观众心理需求把握的重要体现。平姬夫人（Madam Pinky）是巴尔拉姆的主人阿肖克的妻子，这一人物虽然在小说中也很重要，但着墨不多，她的形象主要通过巴尔拉姆的心理活动构建的。小说中对她的描述很模糊，没有具体的肤色、人种、职业或家庭状况，只说和阿肖克一起从美国回来，不是印度教徒，貌美，身材丰满，喜欢运动和短裙;而在电影里平姬夫人的戏份明显增多，身份也毫不含糊：印裔美国人，基督徒，12岁随家人移民美国，拥有美国脊柱理疗博士学位;性格强势，敢于在夫家这个传统地主家庭中大声表达意见，甚至在维护巴尔拉姆时动手推搡她的公公，做出了不少连同样在美国留过学的丈夫阿肖克都不敢尝试的举动。影片有一段小说中根本没有的对话，平姬向巴尔拉姆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出身低微，父母移民美国后在杰克逊高地经营一家小杂货铺，她自己通过个人奋斗摆脱了种姓制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最后在机场离开时，还在主人公幻影般的意识流动中撇下一句：“你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钥匙，但自由之门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