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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最便宜，一吃就是一年多
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收入，“完全就是行尸走肉，看不到希望，我自己也絕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就是活着”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在2008年就办理投资移民，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这无疑为追逃增加了难度。然而，2016年9月22日，蒋谦最终选择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中加两国执法合作的努力。
夏洛特敦市是加拿大最小的省——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蒋谦外逃到这座城市后，竟然陷入了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境地：“我吃了一年多的面条，没有油，就一点儿水，下点儿面，肚子怎么填得饱呢，当时是饱了，只能这样说。”
这是蒋谦起初绝对没有想到的。他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取1400多万元。他自知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2008年就和妻子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蒋谦说：“这个钱挣得觉得心里有点儿慌，想给自己留点退路。有很多人说在国内出了事之后，到了国外就没事了。”
案发后，虽然蒋谦逃往了加拿大，但资产未能全部转移到海外，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万红说：“把他当时的1200多万全部扣押了。实际上他大部分的钱是没有卷到国外去的，第二个，我们通过侦查，就发现了他有一个500多万的股票账号，他在国外还在炒股，包括他这个股票账户，都给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蒋谦当时希望时间一长案子或许会被淡忘，然而事实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首先是他国内的资产被正式没收。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时，对蒋谦的追逃也进一步加强，2015年他被列入“百名红通”。2015年6月，在湖北省追逃办和武汉市追逃办统筹协调下，武汉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并以“不达完胜誓不休”的决心，正式打响了追回蒋谦的攻坚战。
“红通名单出来以后，就知道彻底没希望，彻底没前途了，这个是引起家庭矛盾很大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和妻子分居了。”蒋谦说。不久，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当地一户人家租了一间地下室，独自躲藏起来，尽可能少和人接触。“我那个房间只有7个平方，觉得自己就是在坐牢。在国内坐牢有武警，我在那儿坐牢就自己坐自己的牢。”
“百名红通”的发布，只是追逃行动的第一步。2016年初，蒋谦案被列入中加第一次反腐败追逃工作组会议重点案件，同年8月被作为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在中加高层次执法合作会谈上提出。工作组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两国司法合作，吊销蒋谦的合法身份。
蒋谦已经获得枫叶卡，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居留，这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在类似这种情况的多起追逃案件中，异地追诉这一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腐败分子外逃难免涉及移民欺诈和洗钱等行为，这些在许多国家都是重罪，提供扎实的证据，所在国就可以对其拘捕并起诉，一旦罪名成立，其合法身份就会被吊销，进而可以提请非法移民遣返。按照这一路径，工作组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交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证据，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公安部经侦局工作人员靳猛说：“加方愿意配合我们，把蒋谦的枫叶卡吊销了，然后还签发了对他的拘捕令。”这对蒋谦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谦还清楚地记得，得知被加拿大通缉的消息后，在住处的厕所里看到一辆警车时的心情：“从厕所里面看警车过来了，停在对面，还不是停在我这里，我就在里面正好看到了，我在厕所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是要看着那个警车，看到它走，我才安心。”
蒋谦当时钱也快花完了，要生活要吃饭，担惊受怕也得出去找工作。但没有枫叶卡也无法合法工作，只能做一些不需要合同的短期体力活儿。夏洛特敦市的一个特点是一年有6个月的冬季，经常下大雪，很多家庭需要雇人铲雪。蒋谦主要就靠这样一份工作生存。“半米深的雪，他们早上8点半上班，我6点多钟就要把雪铲出来。又没有铲雪设备，就是凭一些原始的设备，（半夜）两三点就要开始铲，实在是有点儿受不了。”
铲雪的收入一季度只有300加元，蒋谦只能数着有限的钞票维持生活。面条价格便宜，两块多钱能买两公斤，蒋谦就每天吃面条度日。“完全就是行尸走肉，看不到希望，我自己也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就是活着。”
没有了合法身份，没有了收入，窘迫、惶恐不安中，他已无路可走——在这种绝望的生活中，蒋谦产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他通过中间人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愿意回国自首，希望能获得从宽处理。工作组把相关政策详细作了解释，劝他早日作出正确选择。
湖北省纪委常委省追逃办主任张家洪说：“对他的承诺，都是要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我们对他说：‘要遣返你，从法律上，你是逃脱不了的。所以，你长痛不如短痛，不如争取主动。’”
收到工作组的反馈后，蒋谦反复比较，也觉得在加拿大过这种苦日子，不如回国去面对该承担的责任。“他的话是对的，你无非是晚几年回来，这么大的力度下，晚几年回，我这几年在国外也不是享福啊，也像活死人一样，我干吗不回去解决问题呢。”蒋谦说。
2016年9月22日，蒋谦终于从加拿大回国自首。中加两国的执法合作，让他在加拿大举步维艰，是他最终作出这一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
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收入，“完全就是行尸走肉，看不到希望，我自己也絕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就是活着”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在2008年就办理投资移民，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这无疑为追逃增加了难度。然而，2016年9月22日，蒋谦最终选择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中加两国执法合作的努力。
夏洛特敦市是加拿大最小的省——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蒋谦外逃到这座城市后，竟然陷入了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境地：“我吃了一年多的面条，没有油，就一点儿水，下点儿面，肚子怎么填得饱呢，当时是饱了，只能这样说。”
这是蒋谦起初绝对没有想到的。他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取1400多万元。他自知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2008年就和妻子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蒋谦说：“这个钱挣得觉得心里有点儿慌，想给自己留点退路。有很多人说在国内出了事之后，到了国外就没事了。”
案发后，虽然蒋谦逃往了加拿大，但资产未能全部转移到海外，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万红说：“把他当时的1200多万全部扣押了。实际上他大部分的钱是没有卷到国外去的，第二个，我们通过侦查，就发现了他有一个500多万的股票账号，他在国外还在炒股，包括他这个股票账户，都给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蒋谦当时希望时间一长案子或许会被淡忘，然而事实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首先是他国内的资产被正式没收。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时，对蒋谦的追逃也进一步加强，2015年他被列入“百名红通”。2015年6月，在湖北省追逃办和武汉市追逃办统筹协调下，武汉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并以“不达完胜誓不休”的决心，正式打响了追回蒋谦的攻坚战。
“红通名单出来以后，就知道彻底没希望，彻底没前途了，这个是引起家庭矛盾很大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和妻子分居了。”蒋谦说。不久，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当地一户人家租了一间地下室，独自躲藏起来，尽可能少和人接触。“我那个房间只有7个平方，觉得自己就是在坐牢。在国内坐牢有武警，我在那儿坐牢就自己坐自己的牢。”
“百名红通”的发布，只是追逃行动的第一步。2016年初，蒋谦案被列入中加第一次反腐败追逃工作组会议重点案件，同年8月被作为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在中加高层次执法合作会谈上提出。工作组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两国司法合作，吊销蒋谦的合法身份。
蒋谦已经获得枫叶卡，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居留，这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在类似这种情况的多起追逃案件中，异地追诉这一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腐败分子外逃难免涉及移民欺诈和洗钱等行为，这些在许多国家都是重罪，提供扎实的证据，所在国就可以对其拘捕并起诉，一旦罪名成立，其合法身份就会被吊销，进而可以提请非法移民遣返。按照这一路径，工作组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交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证据，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公安部经侦局工作人员靳猛说：“加方愿意配合我们，把蒋谦的枫叶卡吊销了，然后还签发了对他的拘捕令。”这对蒋谦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谦还清楚地记得，得知被加拿大通缉的消息后，在住处的厕所里看到一辆警车时的心情：“从厕所里面看警车过来了，停在对面，还不是停在我这里，我就在里面正好看到了，我在厕所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是要看着那个警车，看到它走，我才安心。”
蒋谦当时钱也快花完了，要生活要吃饭，担惊受怕也得出去找工作。但没有枫叶卡也无法合法工作，只能做一些不需要合同的短期体力活儿。夏洛特敦市的一个特点是一年有6个月的冬季，经常下大雪，很多家庭需要雇人铲雪。蒋谦主要就靠这样一份工作生存。“半米深的雪，他们早上8点半上班，我6点多钟就要把雪铲出来。又没有铲雪设备，就是凭一些原始的设备，（半夜）两三点就要开始铲，实在是有点儿受不了。”
铲雪的收入一季度只有300加元，蒋谦只能数着有限的钞票维持生活。面条价格便宜，两块多钱能买两公斤，蒋谦就每天吃面条度日。“完全就是行尸走肉，看不到希望，我自己也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就是活着。”
没有了合法身份，没有了收入，窘迫、惶恐不安中，他已无路可走——在这种绝望的生活中，蒋谦产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他通过中间人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愿意回国自首，希望能获得从宽处理。工作组把相关政策详细作了解释，劝他早日作出正确选择。
湖北省纪委常委省追逃办主任张家洪说：“对他的承诺，都是要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我们对他说：‘要遣返你，从法律上，你是逃脱不了的。所以，你长痛不如短痛，不如争取主动。’”
收到工作组的反馈后，蒋谦反复比较，也觉得在加拿大过这种苦日子，不如回国去面对该承担的责任。“他的话是对的，你无非是晚几年回来，这么大的力度下，晚几年回，我这几年在国外也不是享福啊，也像活死人一样，我干吗不回去解决问题呢。”蒋谦说。
2016年9月22日，蒋谦终于从加拿大回国自首。中加两国的执法合作，让他在加拿大举步维艰，是他最终作出这一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