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浙江诸暨采访“枫桥经验”近几年的发展。一周采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诸暨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这让我意识到，国内许多城市，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县市在向诸暨学习“枫桥经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移植，只能部分吸收。
　　试举一例。近几年，诸暨市花了很多精力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能力不能覆盖的领域，社会组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对失独家庭、问题青少年家庭的关爱，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纠偏等等。社会组织的介入缓和了紧张的人际关系，避免了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
　　但实现这一切是有基础的。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000多家，志愿者参与人数占到全市常住人口的18.8%。社会组織数达到这样的量级，对中国其他一些县市而言是很难想象的。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社会组织作基础，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无从谈起。
　　那么其他城市能不能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组织，快速赶上诸暨呢？从我采访的情况来看，这并不现实。
　　诸暨的社会组织多，并不是因为政府的推动，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自发形成的。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运营一个社会组织非常耗费精力，一定要“有钱”又“有闲”的人才能做好。也正因为这样，社会组织是政府强求不得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工商个体户多，这才会涌现出这么多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即便在短时间内新成立了许多公益组织，有没有足够多的志愿者长期参与也是个问题。当我和北方的一位朋友探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他很认真地问我，诸暨有那么多人自愿去做公益，他们图什么呢？
　　这位朋友的疑惑其实很有代表性。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参与公益的意识还没有觉醒，每做一件事都会要求回报，自然就理解不了志愿者的动机。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诸暨市许多基层调解组织是低偿甚至无偿的，具备很强的公益色彩。这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就不容易实现。

　　另一个直观的区别体现在农村的面貌上。同样是出于民营经济发达的原因，浙江的农民较少外出打工。即使离开村子，他们也不会走得太远，大多就在县城工作。这决定了浙江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很多，没有出现中西部农村的“空心化”现象。
　　这样一来，浙江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就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了。一边是青壮年外流，只留下老人、孩子，乡村的活力下降了；另一边经济活力很强，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很丰富。这样两种农村会遇到截然不同的问题，乡村治理的方式也就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诸暨市在社会治理领域走在了全国很多地方前面，也总结出了很多可供参考的经验。但如果在短期内直接把诸暨的做法移植到中西部一些地区，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无法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所以不同地区学习“枫桥经验”，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如果只是学着诸暨喊一喊“矛盾不上交”“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这样的口号，是不会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