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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大肆地进行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徽州制墨业和中国的许多传统手工业一样，步入一个发展的黑暗时期。一方面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进口矿物性油烟及其制品，另一方面清代制墨点烟的主要原料桐油大量外销，造成传统油烟价格上涨。这导致徽州的制墨作坊大量倒闭、从业工匠锐减，徽州墨家在这种困境中苦苦思变。
为走出经营困境，徽州墨家采取了开拓市场和降低成本的方法。部分墨肆为了维持运营，采取老模翻制、以进口洋烟替代传统点烟等方式降低成本，这造成了成墨图案模糊和烟沉胶重等现象，非但没有挽回墨业的颓势，反而损害了徽墨千年的美誉。另一部分墨肆则采用创新墨品和变革销售手段的方法，以文人订制墨针对高端市场，以纪念墨针对中、低端市场，取得了一定效果，维系了徽墨技艺的薪火传承，纪念墨就是在这种变革中应运而生。纪念墨是指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或人物事迹为制墨主题的墨品。墨式的变化不多，以长方形为主，偶见圆形、舌形和柱形。因题材事件具有一定偶然性和突发性，故商家为了宜于及时制作和销售，所以多作零锭墨。图案纹饰以烘托主题为目的，大多简洁明了；铭文则鲜明地表达出制墨者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位于古徽州这一产墨名区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有一定数量该类藏品。从这批墨品来看，可按照事件类型划分为记史、获誉和录事三类，以下便按类别拾其佳者略加介绍。
晚晴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给以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记史类纪念墨提供了广泛的素材，所以这类墨品制作和传世数量是较多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开国纪念品墨”、“大爱国”和“胜利墨”。
“开国纪念品墨”为胡开文墨店于191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所制。墨面上部缕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施彩，下为楷书阳文“开国纪念品”五字；背面行草阴文“中华民国”四字，填金，四边有栏；边款为楷书阳文。徽州墨商大多都制售过民国开国纪念墨，形制、纹饰大致类似，仅在大小、铭文上有一定区别。
大爱国墨墨面上部缕一隶书阳文“国”字，中隶书阴识填金“大爱国”三字，下缕一少年读书，描金银；背面行书阳文两行“爱国同胞相亲相辅/一德一心共御外辱”；一侧楷书阳文“徽州玉华堂五卅纪念品”。 由于毗邻爆发地上海，所以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徽州的反响巨大。根据《黄山市志》的记载：“徽州各县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致电、募捐慰问受伤工人，并相继成立‘沪案后援会’。”徽州玉华堂也为此制作了这锭“五卅运动纪念墨”。该墨以少年读书为主图案，体现了徽州民众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并认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胜利墨， 作长方形，面有框背有栏，具填金。墨面上隶书“胜利墨”三字，阴文填金，下缕一龙，凸出于墨面，龙身描银，爪须处描金；背行书三行：“（民国）三十五年夏，奉命修芜屯路以利复员，承/层峰指导暨同仁苦干迅速抢通。以徽为产墨名区，因制胜利墨作八年抗战纪念。”阴文填金，落“易荣度谨志于屯溪”款，填银；一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一侧“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顶部“神品”，具楷书阴文。这锭“胜利墨”品相保存完好。形制规整，款识、铭文、纹饰瑞丽清晰，字口和边栏均无磨损现象，可以认定是初模新制。为油烟墨，色黝黑而光润。烟质细腻，烟胶杵合比较紧密，无败胶现象发生。墨有白霜，盖因可溶性碳酸盐吸附在墨面上所形成。质地坚硬无霉斑和局部松软现象，闻之有清香，说明中药辅材的用量和质量适宜。顶部罕见的“神品”标志，不单说明该墨所用烟料的品级之高，也可以看出胡开文墨业对于制作“胜利墨”的重视，希望借由此墨恢复往日的荣光。“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的边款始见于清同治年间，其目的是为了各自体现自身正宗的地位，并区别于各旁系子弟所开墨肆。“监制”则表明了制墨资金的出处。
荣誉类的墨品，由于墨家的准备时间相对充分且直接关系到其声誉，所以制作水平在纪念墨中也是相对较高的，代表墨品是“地球墨”和“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墨”。
“地球墨”为胡开文第六代孙胡洪椿（1893—1961）所制，该墨分别与1910年和1915年获得“南洋劝业会”优等奖状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奖项的获得尤其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的获得，使“地球墨”被国人广知，胡洪椿适时推出了根据原模重制的墨品，并请著名刻工刘体泉、墨工曹观禄在原墨模上加刻一圈英文纪念边款，译为“首获民国四年（1915）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优等奖纪念，中国安徽休宁胡开文墨店制”。重制的“地球墨”大小、形制均与原墨相同，呈扁圆形。墨面缕世界地图，一面东半球，一面西半球，标图字体为隶书和楷书。观察这锭未漱金的藏品我们可以更加直观感受其精良品质，是墨为油烟制，色黑，质细且坚，压手感沉稳。墨面由于受潮后遇风、热故呈冰裂纹，裂隙处犹显黑润，未发现颗粒状烟粒和剥离现象。这些说明其在用材上保持了传统油烟徽墨的高品质，所用烟、胶及辅材均属上乘，合（和）料、杵料适中，使得其虽历百年但烟和胶的融合依然紧密。该墨纹饰的清晰度和锐丽度不强，应是墨模多次使用后的结果，这说明“地球墨”曾多次重制，也间接说明其深受市场的欢迎。
在巴拿马世博会的同年即1915年底，当时的北洋政府为鼓励国民使用国货，农商部于10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货展览会，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褒奖各173、541、658、750、417名。“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墨”就是当时的获奖纪念墨，是墨长方形，面背具有框，墨面隶书阳识“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背面下缕兰花，上楷书阴识填金“兰香”，一侧楷书阳识“徽州胡子卿监制”。 笔者亦曾见休城胡开文亦有同样墨品传世，尺寸形制具类似，仅背面所缕图案和侧款不同。“胡子卿”是胡天注次子余德之孙胡贞权于清同治年间所创的招牌，作为胡家子孙中未用祖宗老字号开店的唯一一支，“胡子卿”和“胡开文”两家墨肆同获此项殊荣，也是徽州近代制墨史上的一段佳话。
录事类墨品的题材以名人和墨肆本身事迹为主，主要有“休城胡开文一百五十年纪念墨”、李鸿章的封爵铭墨和黄山天都文物社监制的百寿图墨等。
“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为休宁胡开文老店于1915年所制。面背具有框，填金，面楷书阴识两行“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下钤篆书阳文“开文”印，背楷书阴识两行“诗篇删定犹逾倍，易数推求竟得三”，一侧为“徽州老胡开文制”，另一侧为“民国四年造”，皆楷书阳文。我们注意到，类似这种传统二两式的长锭墨，对于胡开文这样实力雄厚的墨商制作起来应是十分简易，为什么不在其他时期如百年店庆时制相应墨品呢？笔者分析亦是因“地球墨”获得成功，休城胡开文声名鹊起，而始于清同治年间的休宁、屯溪两店的正名之争，促使胡洪椿制此墨以确立休城胡开文的正宗地位，而后世学者也恰恰是这锭墨作为实物佐证，进而认定胡开文墨业开业时间为乾隆三十年（1765）。
李鸿章的封爵铭墨和黄山天都文物社监制的百寿图墨很多文章都有介绍，本文就不在此浪费笔墨了。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类以名人事迹为主题的墨品常被归类到文人自怡墨一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歙县志·食货志》按照制墨动机将墨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这里文人自怡指的是文人自制用来珍藏玩赏的墨，和从刻模到制墨均是由墨肆完成的纪念墨品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还是应该归类到录事类纪念墨。
这批纪念墨品，无论从工艺、质量还是从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来看，都是极为难得的文物珍品。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徽墨的发展进程，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可以窥视到这一时期徽州制墨的工艺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这些墨品往往含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发掘和整理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和掌握历史发展脉络，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系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员）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为走出经营困境，徽州墨家采取了开拓市场和降低成本的方法。部分墨肆为了维持运营，采取老模翻制、以进口洋烟替代传统点烟等方式降低成本，这造成了成墨图案模糊和烟沉胶重等现象，非但没有挽回墨业的颓势，反而损害了徽墨千年的美誉。另一部分墨肆则采用创新墨品和变革销售手段的方法，以文人订制墨针对高端市场，以纪念墨针对中、低端市场，取得了一定效果，维系了徽墨技艺的薪火传承，纪念墨就是在这种变革中应运而生。纪念墨是指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或人物事迹为制墨主题的墨品。墨式的变化不多，以长方形为主，偶见圆形、舌形和柱形。因题材事件具有一定偶然性和突发性，故商家为了宜于及时制作和销售，所以多作零锭墨。图案纹饰以烘托主题为目的，大多简洁明了；铭文则鲜明地表达出制墨者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位于古徽州这一产墨名区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有一定数量该类藏品。从这批墨品来看，可按照事件类型划分为记史、获誉和录事三类，以下便按类别拾其佳者略加介绍。
晚晴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给以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记史类纪念墨提供了广泛的素材，所以这类墨品制作和传世数量是较多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开国纪念品墨”、“大爱国”和“胜利墨”。
“开国纪念品墨”为胡开文墨店于191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所制。墨面上部缕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施彩，下为楷书阳文“开国纪念品”五字；背面行草阴文“中华民国”四字，填金，四边有栏；边款为楷书阳文。徽州墨商大多都制售过民国开国纪念墨，形制、纹饰大致类似，仅在大小、铭文上有一定区别。
大爱国墨墨面上部缕一隶书阳文“国”字，中隶书阴识填金“大爱国”三字，下缕一少年读书，描金银；背面行书阳文两行“爱国同胞相亲相辅/一德一心共御外辱”；一侧楷书阳文“徽州玉华堂五卅纪念品”。 由于毗邻爆发地上海，所以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徽州的反响巨大。根据《黄山市志》的记载：“徽州各县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致电、募捐慰问受伤工人，并相继成立‘沪案后援会’。”徽州玉华堂也为此制作了这锭“五卅运动纪念墨”。该墨以少年读书为主图案，体现了徽州民众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并认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胜利墨， 作长方形，面有框背有栏，具填金。墨面上隶书“胜利墨”三字，阴文填金，下缕一龙，凸出于墨面，龙身描银，爪须处描金；背行书三行：“（民国）三十五年夏，奉命修芜屯路以利复员，承/层峰指导暨同仁苦干迅速抢通。以徽为产墨名区，因制胜利墨作八年抗战纪念。”阴文填金，落“易荣度谨志于屯溪”款，填银；一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一侧“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顶部“神品”，具楷书阴文。这锭“胜利墨”品相保存完好。形制规整，款识、铭文、纹饰瑞丽清晰，字口和边栏均无磨损现象，可以认定是初模新制。为油烟墨，色黝黑而光润。烟质细腻，烟胶杵合比较紧密，无败胶现象发生。墨有白霜，盖因可溶性碳酸盐吸附在墨面上所形成。质地坚硬无霉斑和局部松软现象，闻之有清香，说明中药辅材的用量和质量适宜。顶部罕见的“神品”标志，不单说明该墨所用烟料的品级之高，也可以看出胡开文墨业对于制作“胜利墨”的重视，希望借由此墨恢复往日的荣光。“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的边款始见于清同治年间，其目的是为了各自体现自身正宗的地位，并区别于各旁系子弟所开墨肆。“监制”则表明了制墨资金的出处。
荣誉类的墨品，由于墨家的准备时间相对充分且直接关系到其声誉，所以制作水平在纪念墨中也是相对较高的，代表墨品是“地球墨”和“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墨”。
“地球墨”为胡开文第六代孙胡洪椿（1893—1961）所制，该墨分别与1910年和1915年获得“南洋劝业会”优等奖状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奖项的获得尤其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的获得，使“地球墨”被国人广知，胡洪椿适时推出了根据原模重制的墨品，并请著名刻工刘体泉、墨工曹观禄在原墨模上加刻一圈英文纪念边款，译为“首获民国四年（1915）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优等奖纪念，中国安徽休宁胡开文墨店制”。重制的“地球墨”大小、形制均与原墨相同，呈扁圆形。墨面缕世界地图，一面东半球，一面西半球，标图字体为隶书和楷书。观察这锭未漱金的藏品我们可以更加直观感受其精良品质，是墨为油烟制，色黑，质细且坚，压手感沉稳。墨面由于受潮后遇风、热故呈冰裂纹，裂隙处犹显黑润，未发现颗粒状烟粒和剥离现象。这些说明其在用材上保持了传统油烟徽墨的高品质，所用烟、胶及辅材均属上乘，合（和）料、杵料适中，使得其虽历百年但烟和胶的融合依然紧密。该墨纹饰的清晰度和锐丽度不强，应是墨模多次使用后的结果，这说明“地球墨”曾多次重制，也间接说明其深受市场的欢迎。
在巴拿马世博会的同年即1915年底，当时的北洋政府为鼓励国民使用国货，农商部于10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货展览会，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褒奖各173、541、658、750、417名。“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墨”就是当时的获奖纪念墨，是墨长方形，面背具有框，墨面隶书阳识“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背面下缕兰花，上楷书阴识填金“兰香”，一侧楷书阳识“徽州胡子卿监制”。 笔者亦曾见休城胡开文亦有同样墨品传世，尺寸形制具类似，仅背面所缕图案和侧款不同。“胡子卿”是胡天注次子余德之孙胡贞权于清同治年间所创的招牌，作为胡家子孙中未用祖宗老字号开店的唯一一支，“胡子卿”和“胡开文”两家墨肆同获此项殊荣，也是徽州近代制墨史上的一段佳话。
录事类墨品的题材以名人和墨肆本身事迹为主，主要有“休城胡开文一百五十年纪念墨”、李鸿章的封爵铭墨和黄山天都文物社监制的百寿图墨等。
“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为休宁胡开文老店于1915年所制。面背具有框，填金，面楷书阴识两行“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下钤篆书阳文“开文”印，背楷书阴识两行“诗篇删定犹逾倍，易数推求竟得三”，一侧为“徽州老胡开文制”，另一侧为“民国四年造”，皆楷书阳文。我们注意到，类似这种传统二两式的长锭墨，对于胡开文这样实力雄厚的墨商制作起来应是十分简易，为什么不在其他时期如百年店庆时制相应墨品呢？笔者分析亦是因“地球墨”获得成功，休城胡开文声名鹊起，而始于清同治年间的休宁、屯溪两店的正名之争，促使胡洪椿制此墨以确立休城胡开文的正宗地位，而后世学者也恰恰是这锭墨作为实物佐证，进而认定胡开文墨业开业时间为乾隆三十年（1765）。
李鸿章的封爵铭墨和黄山天都文物社监制的百寿图墨很多文章都有介绍，本文就不在此浪费笔墨了。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类以名人事迹为主题的墨品常被归类到文人自怡墨一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歙县志·食货志》按照制墨动机将墨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这里文人自怡指的是文人自制用来珍藏玩赏的墨，和从刻模到制墨均是由墨肆完成的纪念墨品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还是应该归类到录事类纪念墨。
这批纪念墨品，无论从工艺、质量还是从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来看，都是极为难得的文物珍品。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徽墨的发展进程，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可以窥视到这一时期徽州制墨的工艺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这些墨品往往含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发掘和整理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和掌握历史发展脉络，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系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员）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