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冰岛、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银行系统完全崩溃，而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银行放不出足够的贷款，中国的信贷狂潮几乎褪去。总之，世界金融体系仍然是危险和不正常的。
　　更糟糕的是，尽管经过多年的争论，全球对金融体系的本质并没有形成共识——即银行的政治权力。例如，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Cable）最近指责英格兰银行管理者是所谓的“资本塔利班”——在该国的经济复苏中，救助和维系银行体系的代价和负担太过沉重。凯布尔相信，如果银行被迫持有更多的资本，银行会更加惜贷。
　　这些高层决策者的抱怨并非英国独有，但这些话都是虚假和有误导性的。银行资本不是现金储备，必须“搁置”，而是可以用来放贷款的自有资金。
　　简单地说，贷款和经济增长都在2007年以来遇到了重挫，因为债台高筑的金融机构不能吸收自己的损失，而不是因为管理层寻求减少债务。此外，危机爆发时的法规执行不力，后来提出的改革方案也不好。例如，拟议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将允许银行资产高达97%的比例都是借款，一些投资可以完全使用借入资金。
　　现在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当房主无法偿还抵押贷款，比如温州的断供房，就会影响整个社区。
　　此外，沉重的借贷在借款人违约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影响。例如，美国的“负资产”房主绝对不会投入资金来维修或改进房屋。同样的道理，沉重的银行债务也导致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得不到银行融资，从而拖累经济。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眼中，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更为严重。
　　有缺陷的法规进一步扭曲了银行的行为。例如，更多贷款流向了投资类企业或者政府，而不是实体经济。政府也常常支持这种行为，比如支持境内小银行承担过高的风险。
　　所以一些国家开始放弃扶植“僵尸银行”，并迫使它们更多地依赖于股票市场（风险交易和定价方面）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例如，禁止向股东发放股息，并要求银行通过新股募集资金，加强它们的放贷能力。然而，银行股价太弱，没有国家补贴无法生存是不正常的。
　　银行本身是最大的借款人，9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95%的投资以举债方式完成。相比之下，非金融企业的比例很少高于70%，即使在使用杠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塞浦路斯危机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从2010年开始，塞浦路斯银行投资于希腊政府债，后者承诺收益率超过10%、15%或20%。只要希腊能够支付这些高税率，塞浦路斯银行就可以支付其客户更高的利息，比如4.5%以上。
　　2011年7月，塞浦路斯银行通过压力测试。然而，在2012年初，它们的希腊债券贬值了75%。因为投资银行非借入资金太少，塞浦路斯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塞浦路斯银行在欧洲央行的帮助下一年后得以维持生存，但如今被迫面对损失。塞浦路斯户均亏损在10万欧元左右，而欧元区纳税人提供了10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认可银行像其塞浦路斯同行那样的做法，虽然希腊债券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有高利率债券的承诺——监管本身就忽略了亏损的可能性。
　　巴塞尔协议III的最低资本要求和风险调整要求本身就有问题。在欧元区内，任何政府的专项借款银行都会发放。法国—比利时的跨国银行Dexia银行就如塞浦路斯银行一样，都是在监管机构认为安全的情况下倒闭。
　　不幸的是，尽管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伤害，但历时五年的经济危机仍然没能改变小银行被政治主导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