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战“疫”比较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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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冠肺炎的爆发和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安全健康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发展。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世界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来讲,既是危机、也是挑战。面对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显露无遗,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观欧美国家,疫情防控过程再一次显现出“制度之殇”,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荡然无存。通过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的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
  【关键词】 抗疫 比较 制度优势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的“图谱”,从国家制度基层实践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此次疫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国家的制度适应力的考验。疫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带领人民群众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的同时,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阻断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土传播,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值得讽刺的是当疫情在我国国内被阻隔,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肆虐横行”时,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优势”与“价值优势”显现的软弱无力,制度失灵、社会失序、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激增等不断涌现。一次重大的安全卫生危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以“具象化”,也使得“制度优势”成为了新的“时代热词”。从疫情防控对比中看制度所彰显的优势,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之治”。
  一、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抗击疫情的显著成效是对这一命题的最新也是最好注解。党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当疫情开始蔓延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亲自到武汉视察指导工作,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专题工作会,听取工作汇报,作出工作指示,为疫情防控的胜利奠定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治决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从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派出针对疫情严重地区的指导组,到各地成立“一把手”(主要负责人)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紧急配合、医务及其他行业防控联动、基层广大群众团结奋战共克时艰,这样形成了上下联动、各方配合的最有力的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全国上下劲往一处使,继续用好战“疫”中的制胜密码,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坚决落实中央部署,力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最重大的政治任务,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转化成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缺乏该有的政治担当,相互丢“鍋”,决策低下,丧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期,致使疫情在国内肆虐,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遭受巨大损失。以美国为例,党疫情防控“遇见”美国大选,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其悲惨的结局。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并未放下党派之争共抗疫情,反而是“各怀鬼胎”相互拆台,在医疗资源的调配、防疫方案的制定与通过、紧急经济援助计划等方面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政治“闹剧”,将统治阶级利益置于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之上。在美国党派之争愈发激烈的同时,美国的疫情也如山洪般爆发,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7月23日,人口约3.3亿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955860人,死亡人数也高达142942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达80000人次,几乎与中国所有确诊病例持平。
  二、价值优势:人民至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从疫情爆发到疫情得到控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指示与批示,贯穿其讲话的中心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也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全党全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所坚持的价值“主轴”,抗疫期间全国所有工作都围绕这一“主轴”展开。面对疫情,不惜付出封城禁足、工厂停工、公共场所停业等一切代价防控疫情,救治患者,不忽略每一个病人,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中,年龄最大的为98岁,体现了。在救援物资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在医疗救助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在人民群众生活保障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积极组织蔬菜等副食品生产,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采取措施保证运送生活必需品的车辆顺利通行”,等等。对这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有最直接利益关系的问题进行精细部署和精心安排,表明我们党始终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战“疫”的最高价值追求,展现出“人民利益大于天”的境界、追求和情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背后,在所宣扬的人权背后,却出现了“群体免疫”“不防不治”“新移民”等一场场使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民主和人权的“闹剧”。其实质是宁愿牺牲人民群众生命,也不愿意用资本利益为防疫工作买单的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所导致的行动。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意图颁布新的“移民禁令”,将在60天的时间范围内禁止任何外来移民,将抗疫的焦点转移到国外,任由国内疫情的蔓延而无所作为。美国养老机构的老人在疫情的冲击下,得不到应有的照看与救助,死亡人数占全美死亡人数的20%,这就是在美国政府“利益大于生命”价值观下所演变的悲剧。在英国,有关人士提出了“群体免疫”的策略,计划让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通过牺牲部分人的生命,使大部分人获得抗体,最终获得群体免疫力。而在鼓吹“群体免疫”的背后,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人权理论的思想支柱,其人权本质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特权、财产权,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压迫权和掠夺权,是少数剥削者剥削多数被剥削者的人权。   三、体制优势:全国一盘棋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中华儿女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凝聚起了强大的合力,成为了我们万众一心共抗疫情的政治保证与信心之源。面对疫情,我们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调机制。当疫情在武汉扩散时,来自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军队、群团组织、志愿服务队等42000多名医务人员、180多个医疗队陆续奔赴武汉、驰援湖北,上演了一场“最美的逆行”。当武汉封城,医疗资源、生活用品等告急时,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其余省份,中石化等企业专门新开生产线,生产防护口罩需要的原料,有效保障了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供给。由中建三局、武汉建工夜以继日仅用十天时间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分秒必争改造的方舟医院等等,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使医疗救治从“人等床”过渡到“床等人”,有效促进了疫情救治工作的开展,疫情防控出现了大逆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疫情蔓延到欧美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时,随之而来的是恐慌、混乱与死亡,在缺少统一的领导和管控,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推诿、牵制,致使疫情不仅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反而愈发严重。在美国,联邦制的政治体制使得联邦与州之间相互独立、牵制,当疫情在全美多地、多点爆发的时候,联邦协调不畅,各州各自为战、自顾不暇,对于联邦所下达的命令弃之不顾,对于兄弟州单位的支援与求助显得十分的软弱无力。许多州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超负荷运转,各州相互竞争联邦资源和竞价采购医疗和防护物资,各州之间防控力度与步调不同,对于病毒跨州传播的阻隔显得苍白无力。由于联邦与各州之间缺乏统一的调令,在混乱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了高举“反对民族歧视”“人权”“自由”的旗帜游行示威的人群,这种游行示威规模与成都不断扩大,最后出现了“包围白宫”的暴乱,全美超过有20个州,70多个城市的人民加入到抗议示威的队伍中,使得在疫情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再度激化。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重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新冠肺炎在中国的爆发与传播,使中国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基础上,我们会崛起,也必然崛起,经历了磨难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崛起。经此一疫,“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所形成的鲜明对照、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显现的优劣高低必将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地教育人民、激励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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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西方战“疫”比较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编号JGY20205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彬(1994—),男,汉族,重庆綦江人,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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