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周伟的文字里就认识了周伟，正如评论家所言：他是“真正的大地之子”，默默地行走在乡间大地，用生暖的文字捂热大地苍凉的胸膛。几十年如一日，他那种无私而伟大的坚守，对乡土发自内心的热爱，对沉默灵魂的关注，以及那种“大地永无乡，心安是吾乡”的大爱情怀，无不糅合着对苍茫大地对故乡的疼痛碰撞。他的默默以及朴实、芬芳、淡雅、素好，不为人注意，却又弥生出一种安静的力量。
　　应该说，周伟散文上的成就在青年时代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是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之一、新乡土派散文代表作家，在散文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第二十六届湖南青年文学奖授奖辞对周伟的散文充分肯定，认为他的作品朴实有力，与乡野有着真正的骨肉和血脉联系，展开的是一幅幅动人的乡村画卷。他对人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对生命的坚定信仰，对人性善良的召唤，使作品负载了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超越了纷繁变化的生活表象而具有长久的魅力。
　　尽管如此，周伟仍然孜孜不倦地躬耕于广袤大地，田野乡村的旮旮旯旯仍然可见他无比坚定的脚步与守望。
　　袁姣素：很想知道你青年时期的创作动力，在你第一篇处女作发表之后，你曾有过什么想法？
　　周伟：这让我不得不回忆从前。而因为“酒”这个东西让我对远处产生了淡忘和隔膜，甚至有一段被洗脑的空白，但仍然有着一些深刻的记忆不被时间磨灭，以致躲在岁月的空间里装饰我的田园之梦。我曾经把自己关在家里用了一段时间阅读了所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入选作品，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氧分和养料。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作品后来竟然也能挤入其中，应该是纯属偶然吧。多年以后，让我明白：一切的可能都孕育在不可能中。其实，我最初的写作，是没有野心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时候，心情非常地激动，就想着如果能发表一百篇“豆腐块”，那我一生就足了。没想到后来作品发表得越多，那个暗藏在心底的梦想也越来越真实了。我仿佛能触摸到乡村的小草、树木、山川、河流、泥土和大地，亲人和乡民都鲜活在我的眼前，文字让我重返故乡和时间的河流。记得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说过：“去找故乡吧，没有故乡就没有诗人。”是的，没有故园，何来远方？唯有贴近生活，贴近心灵，贴近大地，才能孕育我们心中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
　　袁姣素：当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受到关注，以你的创作经验你认为时下的“非虚构”与“在场性”哪个更有力量？乡土散文跟这些有什么切实的关联？
　　周伟：怎么说呢？非虚构之说最早源自西方，但无论是“非虚构”还是“在场性”，说到底只是一种标识。就像作家韩少功说的：无论什么主义，只有一个好作品主义。是的，作品好不好，感不感染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散文的真实性，永远是它的内核。记得很久以前，一个编辑看中某人的一篇作品，觉得非常地真实感人。文章写的是自己的父亲故去，他的那种眷念与悲伤无以言表之情令人动容，那个编辑刊登了那篇作品之后当天晚上就给这位作者打了电话，想问候与安慰他。没想到的是，那位作者弄清编辑的意图之后就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自己的父亲仍然健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位编辑听后，从惊愕到愤怒，最后大骂这位作者，骂他无耻地欺骗了读者的感情。散文之于小说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表现形式是可以借鉴的。
　　在场性，要见证事物的真实性和日常生活的琐碎，介入当下、自由发现，在场、去蔽、敞亮、本真。现在，许多散文家更注重这种在场性，因为“在场”，所以感觉更为贴近与真实。而我更在乎灵魂的在场性，乡土散文更应如此。
　　袁姣素：有人曾经说过，你的散文受孙犁的影响较深，但又不失个人风格。作品中有诗歌的意象，有散文的雅致，有小说的细节。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美轮美奂，清新、隽永、向上向善，给人美好而哲思深刻的阅读体验。你的《一个字的故乡》《看见的日子》《大地黄好》有人评说会成为你日后的经典作品，并将广为流传，你自己怎么看？
　　周伟：言重了。只是在我个人的乡土散文创作中，这几篇较有特色和意蕴，至于能不能成为经典，只有经过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才能知道。作品属于生活中的人民，人民喜欢并能经久不衰，常读常新，那么就应该是好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乡间的和弦》《生响》《春风桃花土酒》等也各有特色。
　　袁姣素：从你众多作品中人性的丰饶与对理想生活的重建可见一斑，并力求多义与多元，此外，还发现你在最早的散文创作中笔触就开始涉及地域性传统文化特征语言即方言土语写作，并且非常成功地塑造出草根众像。比如《乡村女人的风景》《乡间词韵》《白水点灯》等等。而如今这种方言写作仍在流行，并葆有常用常新的势头，可见你当时的远见性，不知你有什么感悟？
　　周伟：乡土是地域文学之根，没有了地域性，散文不过是飘散的柳絮。我知道，文学作品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散文从某个方面来说，甚至可以说是语言的艺术。乡土散文更是如此。乡村有乡村的话语体系，乡村语言有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这并不是说在乡土散文中要大量引用甚至连篇累牍使用方言土语。我认为对方言土语的问题，应该既要有尊重的态度，又要有鉴赏的眼光；既要生活化，又要文学化；即要有地域性，又要有民族性；即要具独特性，又要具大众性；即要来自心灵，又要来自大地。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阐明：那就是回到话语之乡。譬如我在散文中常爱用一些普通的字词“想、等、怀、单、呷、健旺、浪、合、扯、瞅天……”串起乡村的烟火人生和生命之河，使作品能于平淡中见不平淡，深含生活的经验和哲理。
　　袁姣素：从当下农村慢慢演变成城市的过程中，村庄的日益凋敝，甚至消失，愈来愈狭小的乡土题材，作为新乡土散文代表作家你觉得自己的乡土散文创作还有没有生命力？或者说这根大动脉还有没有源源不断的血浆供应？
　　周伟：我也感觉到了乡村的陌生化，越来越不是以前的那个故乡了。残存在我脑海里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童年景象，那些人和景，事与物都在悄无声息地退去和湮灭。而我们又一个个离开了故乡，双脚不能踏踏实实地踩在大地上。这对于乡土散文创作，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依然会坚守自己的阵地，扎根泥土，树立自己内心的散文之乡——话语之乡，回忆之乡，情感之乡，生命之乡，灵魂之乡。我将用文字把过往的和当下的记录下来，这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社会上都将是有历史意义的。自“出道”以来，我几乎没有涉猎过乡村之外的题材，我的文字几乎都是从“土地”上冒出来的。所以不管乡村如何变迁，我都会坚守这片注满泪水的土地，坚守我的大地书。记得俄国作家普里什文说过：我站立，我生长——我是植物。我站立，我生长，我行走——我是动物。我站立，我生长，我行走，我思想——我是人。我站立，我感觉：在我的脚下是大地，整个大地。 　　袁姣素：一直非常喜欢你作品里的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大地上，当他无法把心靠近脚下的土地，嗅不到故乡的味道，看不见袅袅的炊烟，他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这句话经典而朴实，几乎概括了乡土散文写作的精髓。那么，你对好散文又是如何定义的？
　　周伟：大家都知道，散文易写难工。我在《散文的样子》里写到：散文，一个性情中人。立起来，是英雄；思考起来，是哲人；风流起来，是才子；颜色起来，是美人；忙碌起来，是农人……真正的散文，如还原一个人真正的样子，真正地哭，真正地笑，真正地保留生活中的本真和美好。散文有时也像动物，散字从肉，杂肉也。故好厨师，是能用蒸、煮、焖、炖、煎、炒、炸、腌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配之佐料香味，做到肥而不腻，精而不涩；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色香味美，余味不尽。品散文，就是品一份份美味佳肴，艺术的享受。植物象征起来，有点像人，也就有点散文的样子。但毕竟“智慧是一棵树，生长在心里，结果在口中”。前面说到作品属于人民，好的作品更需要时间去实践。而我们的故乡正在依稀与仿佛，乡土散文写作正日渐进入一个新的尴尬期和挑战期。但我个人仍然会在这块贫瘠而消瘦的土地上躬耕，我更愿意在低处去寻找一条回家的道路。
　　袁姣素：近两年发现你开始了长篇散文的创作，像在《天涯》《青年文学》《北方文学》上发表的《乡村功课》《草生》《大地书》等，都是万字散文，文字敏感而多义，且不乏艺术性。从叙事的纹理当中能感觉到一种缺憾与乡愁，以及灵魂的痛楚，可否谈谈你的创作经验？你是否有向散文化小说转型的意象？
　　周伟：乡土散文是泥土和生命的述说。乡土散文创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乡村的执着与守望，对生命原像的描摹和内心的剖析，对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对生与死的思量和感悟，对人与大地的深刻理解与追问。而胸怀和境界，也是散文写作者面临的最大考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的问题。灵魂是安静的，我们只有安静地写作，深入大地的写作，灵魂在场，精神在场，艺术地展现当下乡村现实与精神困境。用眼睛探索，用心灵对话，写作的动力源于内心的真诚，我想这才是文章的魅力所在。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让我们自我的世界和读者产生共振！
　　我最近出版的长篇散文精选《乡村书》，书的封腰上有一句“一卷疼痛的生命册，一部灵魂的大地书”广告语。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所以，无论是长篇散文还是精短美文，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抑或是诗歌，疼痛感和灵魂的在场，都是我们始终要表达和追求的目标。
　　袁姣素：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横空出世，对后来的中国文学影响巨大。不久前郭艳、李浩、弋舟、马笑泉他们作为“70后”曾经一起探讨过“70后”与先锋文学四人谈，然后又发现不久前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格非的创作谈，他们都非常惊人地谈到同一个问题，即重返时间的河流。那么作为“70后”重返时间的河流，作为文学重返时间的河流，作为一名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70后”散文作家你对此有何感想？
　　周伟：确实，“70后”在中国文坛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代。我也属于这个尴尬的年代，“50后”“60后”已经引领文坛数十年，而后来者又居上，“80后” “90后”作家如雨后春笋后生可畏。可以说，在中国文坛“70后”作家大红大紫的并不多，但这不说明“70后”没拥有一批有实力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对于我们处于夹缝中的“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必须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要审视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能迷恋空间的碎片，我们要思考时间与意义，在坚守与变化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该如何培厚心灵的沃土，在文学之路上，穿透烟火，抵达生命，孜孜以求探索和追寻人类的精神原乡，重返时间的河流，写出时代和人性最为深刻的作品。
　　乡土命运的真诚书写
　　——论周伟的散文创作
　　○ 谭旭东
　　两年前，散文作家彭学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准确地诊断了当前散文的病状，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直中散文的要害。他认为当前散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创作角色错位。他说：“当下，有的散文作者把自己当专家学者、当导师牧师、当思想家，就是不把自己当散文家。把自己当专家学者的，总想在散文里放一些学术知识和信息量，比如历史、人文等，好像这样才既显得自己博学多才，又显得作品厚重。结果是生搬硬套，生拉硬扯，生吞活剥。文字又冷又硬，行文又僵又死，内容又粗又糙，情感又虚又假。写自然风光的，往往卖的是导游图；写思想哲理的，往往上的是政治课；写历史文化的，往往开的是文史馆；写日常生活的，往往记的是流水账；而写时代现实的，往往喊的是大口号。把自己当导师牧师的，总把读者当学生和教徒。他们总想在散文里给你传经布道。于是，他变得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想把人的一生都难弄明白的道理，都在一篇散文里给你讲完。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往往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却试图给读者灌输，灌输的结果是，读者被灌晕了。把自己当思想家的，总会在散文里谈黑格尔、谈孔夫子，谈宗教、谈禅意，谈天文、谈地理，谈哲学、谈人生。其知识无所不包，其思想无处不在。问题是，不少散文作者不是哲人，没有思想，他们的作品也就注定了假大空。”
　　令人振奋的是，周伟的散文创作一反那种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和文化噱头的媚态，富有诗意地表现了他在乡村里成长与生活的真实感人的体验，从微观的视角展示了乡土人物的生命质地与命运特征，让读者在为乡土人物感动，为乡村处境忧思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次美好的阅读。具体说来，周伟的乡土散文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是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这是周伟散文的感人之处。周伟的散文，几乎每一篇都和他的乡村生活有关，都是围绕他生活的村庄和认识的乡土人物来写的。比如，《乡村女人的风景》里的“七娘”“娥姐”和“兰婶”，还有《乡村男人》里的“五伯”、“瘸叔”和“得福老汉”等，有的是作家家族的人，有的是作家村子里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的平淡，有的波澜，但他们的爱情、家庭和命运，都充满着乡土人与生俱来的宿命色彩。在讲述这些乡村男人和女人的命运时，作家有时用童年的视角，有的则是从一个县城里的半乡土半都市人的视角，来回忆或观察的，作家都尽可能活生生地呈现着这些乡土人的群体性的经验。还有《乡村孩子的日记》虽然写的不是作家自我，但从他的儿童视角里，我们也看到了作家所熟悉的乡村孩子的生存境遇。而《生命的秧田》和《杉溏物志》等，既是作家童年生活的印记，也是一代乡村人的生命体验。一位优秀的作家在写作时都是很重视提炼自己的个人经验的，都很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个人经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群体的经验，因为生命个体不可能是纯粹的超然物外的个体，他身处人群，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而且也可能代表某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化。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方言写作就开始呈现出明显成熟的特征，并葆有原生态语言的长久魅力，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周伟笔下的乡村人的命运，更加具有群体性和普遍性。可以说，周伟用散文表达了自己的生命经验的同时，也表现了湘西南乡村文化的特色与底蕴，即代表了一方水土的民俗风情，又概括了大的方面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故土的历史性变迁问题。 　　二是满怀真情地写作。这是周伟散文的可爱之处。周伟的每一篇散文，都充盈着作家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乡村生命的敬重，即使是写到了乡村人物的悲苦坎坷的生活，也是怀着同情和理解的心来叙述的。如《生响》里，作家从奶奶收拾去世的爷爷给她的信物开始，描述了他在乡村里体验过的一些特殊的声响，先唤起读者的听觉，然后感动读者的心灵。如《乡间词韵》里，作家写了三个词：“呷”、“健旺”和“在一起”，展现的是乡村人豁达、快乐的人生观，表达的是作家对乡村人骨子里的坚韧精神的敬重。如《乡村土味》里，作家描述了两种土味：“鸡蛋”和家乡特产“宝庆丸子”，既展示了乡村人安贫乐道的生命哲学，也表达了作家对家乡的喜爱；而作家在描述《善塘人物》里的“多蔸子”和“华仁懒杆子”等乡村里的小人物时，也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乡村人的质朴、真诚、善良和智慧。还有《走不出土语之乡》，流露的是作家对乡村语言的依赖和固执的坚守，这看似一种传统的思维，却见出了作家对乡村之文脉的留恋。而《乙酉清明还乡见闻》讲述的是作家清明节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乡土的热爱、依恋，甚至还夹杂着些许无可奈何的慨叹，以及对在商品大潮中即将变得似是而非的淳朴乡土人情的极力挽留。散文是不可以虚构的，写散文最忌讳的是矫情，它打动人的就是作家切身的生命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爱与感恩。周伟笔下的乡土风情、乡村人物，无不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或叹，或哀，或赞，或喜，周伟都给予真切的关照，带着深深的感恩和敬畏。
　　三是以诗化之笔来点染乡村风物，也记录乡土变革和时代变迁。这是周伟散文的深刻之处。如果读者细心的话，一定会发现周伟的散文里不少篇什，都有着意象化的标题。如《一个字的故乡》，这篇散文就很有意蕴，题目就有意象的概括力，而内容也充满着诗的意趣。“故乡是一篇干脆的散文。”开头的第一句，就简洁引发读者的好奇。“故乡里最长最长的一个字是等，最深最深的一个字也是等。等太阳爬上树梢，等月亮落到水里。等油菜开了花，等稻子抽了穗。等黑发染成白发，等背脊弯成弓犁。”一个“等”字，把故乡的情感内涵给浓缩起来，但作者用的语言是抒情诗的，是散文诗的。“故乡里最美最美的一个字是怀，最暖最暖的一个字也是怀。”一个“怀”字，更让读者感受到了故乡的温暖，勾起了读者浓郁的思乡情结，唤起读者深深的情感共鸣。此外，如“山坡上云朵”“秀发已逝”“阳光下的味道”“风垛口的老屋”“一地阳光雨露”和“春风桃花土酒”等等，这些散文的标题，都是作家对乡村风物的诗意呈现，也是散文里的诗眼——作家通过它们描绘或讲述与之有关的人或事，并通过它们来展示乡村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让读者在感性的文字里感悟到了理性的力量。其实，这些题目按照意象串联起来就是一首诗，就是大地上一颗颗晶亮透明的珍珠，迸发出耀眼而纯色的光芒，日出月白，让大地回春，四季生香。一句话，以散文记录心灵的轨迹，来感悟生命的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变革，这使周伟的散文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也证明了周伟的散文创作已经超越了朴素的叙述，而追求灵动中见深沉的创作风格。
　　四是“乡愁”背后的批评精神。从前面的论述也可以发现，周伟的乡土散文表现了乡村，呈现了乡村生命的原始魅力，也表达了作家对乡村淳朴的人情人性的认同与留恋，甚至也有作家对乡村命运的忧虑。但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乡土散文里的“文化乡愁”，即出身乡村，走出乡土，而对乡土进行深情回眸的知识分子情绪。周伟的散文里几乎处处散发出这种知识分子的乡愁和对宿命的认同。但他的作品里有一种超越传统的魅力，就是还包含着作家的内在的含蓄的批评精神。这种情绪，或者思想，在周伟的长篇散文《大地书》和《乡村功课》等篇什里得以表现。如《大地书》中的《大地静美》里，作家讲述了凤娥姐的故事，包括她的婚姻，就有一些无奈，更有一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在《扯勾》里，作家就有对乡村政治的批判。扯勾在湖南话里就是“抓阄”的意思。乡村里，生产队很多事情，都要靠扯勾来决定。作家从扯勾里找到了乡村权利结构的特殊性，并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如果说分东分西、派工派活，只是个简单的问题，而选组长、队长或村长这样的事，说大了，这是政治上的事。乡村的政治，就是日日在这扯勾中演绎，在扯勾中求得心理平衡。当然，有些时候，乡民们不如意时也恼恨这日子，恼恨这勾。但也就是一闪念的事，过后又原谅这日子，又原谅这勾了，怪只怪自己的八字命丑，认命。也许，这正是乡民的悲哀，这正是乡村落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周伟的散文素朴而干净，淡雅而灵动，亲切而又明净，在传承和解读乡村民俗风情中，表达他对家园故土的认知和虔诚的感情；尤其他对乡村人物内心品质的自然表现很有独到的一面。周伟笔下的文字，有深情，不矫饰；有力道，不粗鄙；有质地，不拖泥带水；有泥土气息，也有文化意蕴；有自己的风格，也有经典作家的传承。他的文字是安静的，清风明月，山高水长。在阅读中，读者能感觉到月光笼罩的清凉和舒畅，山涧清泉流露出来的曼妙与灵美，岚雾晨风中心灵一片静宁，质朴人生中的冲动与原始，还有一种温润，绵远悠长。
　　掩卷沉思，周伟的散文，从短篇，到长篇，无不给人以美好，以沉静，以思索。尤其是他最近几年新写的长篇散文，无论是叙事还是语言风格，蹊径独辟，以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挖掘与灵魂碰撞，打开思路，用生活原型碰撞社会，交媾疼痛，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他这种无比虔诚的写作态度、匠心独运的思考，使他的作品炉火纯青，力透纸背，步入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并较为成功地过渡到新乡土散文写作的再生，成为新乡土散文写作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