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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读者而言，“金融”和“好的社会”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
“金融”这个词通常都和管理财富的理论及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各类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们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
“好的社会”这个词已经被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沿用了很久，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身处其中的理想社会，从定义上讲，这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
所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金融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日渐紧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学者们围绕社会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制展开，子话题包括社会应有的市场体系、私有产权、法律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等。这些体系和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定义当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19世纪马克思那些革命性的言论到20世纪米尔顿·弗里德曼捍卫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理论家们的争论似乎都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展开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现代化的生产、融通和贸易体系。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
而当前正在演进中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系的思考，既有局部的问题，也要考虑全局性问题。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将此次危机称为“第二次大紧缩”，它反映出自200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现象已经可以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所以此次危机也使得民众开始强烈地排斥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分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金融是“不负责任的体系”吗
《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变》的作者乔治·W·爱德华兹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串通一气，在布局巨大的阴谋，而J·P·摩根就是他们的领头人。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撰写《500天过渡计划》的人，他在这份计划里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俄罗斯经济转轨到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而俄政府最终任命他为副总理，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此次危机发生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
2011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真实的政治》，他在书中一个名为“结构性转变”的章节中提出：“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是主要发达国家道德逐步沦丧。诱发结构性转变的事件通常就是金融业及其关联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在本书中，我认可大多数评论家的部分观点，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变革应该覆盖面更广，而不能仅仅抑制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
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能够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然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
金融理念的传播和演进
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但是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演进。一些发源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创新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和东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于1978年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起始阶段是将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汉语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经济体系借鉴过来，通过与中国内地国情的结合和演化，其体系日渐完善。
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起始于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执政期间，执行人是曾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学习的曼莫汉·辛格，辛格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使当代金融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间内发展。
俄罗斯于1992～1994年执行了凭证式私有化项目，执行人是叶利钦总统手下的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该项目是在亚夫林斯基的计划基础上改进生成的，是俄罗斯政府精心谋划后采取的一种强力推进经济转轨的手段。其初衷并非是要使金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深入渗透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而是要使得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名列世界第一。
这些手段或者体系原本是为金融业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制定的，突然将复杂的金融体系强加到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当中必然诱发各种问题，在经济转轨期间，投机者将大量财富敛聚到自己手中，而民众对这种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汇集的现象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但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呈现出金融体系繁荣发展的现象，其经济增速也令人称羡。此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成员国、中东各国、中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的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年均6%的增幅。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通过一系列协定组建了多家全球性机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现在已经扩展为世界银行集团，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门前陈列着该机构座右铭的浮雕---“为消除世界贫困而奋斗”。世界银行为多边发展银行组织开了一个头，后来陆续出现了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欧洲重建及发展银行、泛美发展银行等同类机构。 当今社会，现代化金融机构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并非只有股票或债券才能代表金融市场。或许读者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价格也与金融产品息息相关，它们的价格对期货价格的影响和股票及债券价格的波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谷物交易市场同样也是一个金融市场，它需要使用和股票市场类似的科技设备，也存在价格的波动，并且对实体经济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仅从这些对比上讲我们可以说谷物交易市场也是金融市场。
全球范围内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些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波动，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体会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从而也说明把这些机构带上正轨的重要性。
金融的核心：撮合交易
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平日里对金融的定义和讨论经常都是从狭义理解上展开的，这与本书中讲的概念有很大差别。
学术界对金融的研究大多数以短期交易策略和结果为对象，同时也针对与之相关的风险控制等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标准范式下，金融学其实就是为投资者谋划收益最优的投资组合的学问。与此类似，华尔街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于高度细化的分工当中。但是这些仅仅反映了金融的一部分内涵。
金融从业者核心的工作之一是撮合交易，也就是创造新的项目、构建新的企业甚至塑造一套新的体系，不论这些交易的规模大小，正是此项工作将通常散落在各处的个人目标结合在一起。各种金融方案只不过是这些交易的表层元素而已。
撮合交易意味着推动各类方案的执行，而这些方案能够促使现实中的人们采取实际行动---通常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的将是一大群人。
普通人如果不能和别人合作，那么基本上都无法创造持久的价值。即使最典型的独行诗人也需要经济来源，才能展示他们的才华。具体一点儿说，诗人也需要生活的基本收入，需要发行人，需要印刷商，需要读诗会的组织人，需要有人为公共读诗会建造适当的场所，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套隐性的金融架构。
针对同一项金融方案而言，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明确同一个目标，都需要各尽所能，都需要承认风险的存在；他们同时还需要彼此信任，相信别人会和自己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也需要相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根据现有的最好的信息所作出的必要举措。
除此之外，金融还和探索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机遇密切相关，因此金融与信息技术也密不可分。只要有交易就有询价，也就是说，就有机会让我们探寻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询价的过程能够揭示人们的感受和动机，也能挖掘出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交易的机会，从而也有可能促使人们制定更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
信息时代的金融
1995年，比尔·盖茨的著述《未来之路》问世，他在书中对信息技术时代的生活作出了一系列预测，其中不乏一些美好的幻想。他那些有趣的设想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成为现实。
盖茨没能预想到一些根本性革新的出现，其中就包括eBay（成立于1995年，即盖茨著作问世的同年）、Wikipedia、Facebook.com以及上百万同类网站的诞生，这些网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能算作他的失误，实际上根本没人能预测到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什么它们在特定环境里发生的概率更高。这才是金融真正应该关注的主题。
比尔·盖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或美好社会的理念提出任何设想，他也没有刻意预测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话题在于，当社会的复杂程度和信息关联度达到相当水平之后，资本主义能为社会良性发展做些什么？哪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当与其他小事发生碰撞时，能激发出潜力强化我们对生活富足的感受？
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它带来了数目可观的且经常令人害怕的变革，因为我们看到智能机器正在快速取代人类。
一个名为Soar的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和真人进行对抗游戏，而且还能自己学会玩新的游戏。一个名为DeepQA的程序，它不仅能进行话语识别，还能回答常识性问题。他们曾在电视节目“困境”上对这个程序进行模拟测试，这个程序打败了几乎所有真人参赛者。
这些新发明听上去就令人胆寒。如果一些技能是机器能够取代的，那么锻炼这些技能就是白费工夫。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技能是最终无法被取代的。
劳动力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和理查德·J·默南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新劳动力分工：计算机如何创造新的就业市场》一书中讨论过，计算机正在逐步承担一些重复性日常工作，但是它们还无法承担需要“专业思维”或“复杂沟通”的工作。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大类的工种能够幸存下来，任何一个大类之下都会不断衍生出需要专业思维和复杂沟通技能的工种。但是从广义上讲，金融是此类工种最容易存活下来的领域，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金融从业者必须像机械师那样了解金融工程包含的技术成分，也必须能够将这些知识和感受应用于为人类解决问题上。金融从业者也必须懂得金融机构的内涵（以及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框架），并且具备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客户的能力。
新旧更替的过程多年来一直都是金融创新发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
19世纪40年代，纽约街头有很多小男孩在不同的银行之间来回奔走，他们负责帮人传递支票、汇票以及其他类型的议价工具，并从银行取回黄金或其他等价银行票证。但是1853年纽约清算所成立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这一创新并没有用上任何电子设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信息技术领域一次重大的创新。由于这个发明，街头传递票证和现金的职业消失了，但是金融业却没有随之消失。
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清算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还无法为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投资组合提供建议，无法在公司之间撮合交易……
在本书中，我们将了解到，对金融进行进一步民主化改造，意味着创造更多为民众所开发的金融方案，同时还要运用一些为全民化方案服务的技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更明智地参与金融系统。
“金融”这个词通常都和管理财富的理论及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各类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们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
“好的社会”这个词已经被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沿用了很久，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身处其中的理想社会，从定义上讲，这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
所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金融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日渐紧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学者们围绕社会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制展开，子话题包括社会应有的市场体系、私有产权、法律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等。这些体系和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定义当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19世纪马克思那些革命性的言论到20世纪米尔顿·弗里德曼捍卫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理论家们的争论似乎都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展开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现代化的生产、融通和贸易体系。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
而当前正在演进中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系的思考，既有局部的问题，也要考虑全局性问题。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将此次危机称为“第二次大紧缩”，它反映出自200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现象已经可以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所以此次危机也使得民众开始强烈地排斥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分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金融是“不负责任的体系”吗
《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变》的作者乔治·W·爱德华兹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串通一气，在布局巨大的阴谋，而J·P·摩根就是他们的领头人。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撰写《500天过渡计划》的人，他在这份计划里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俄罗斯经济转轨到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而俄政府最终任命他为副总理，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此次危机发生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
2011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真实的政治》，他在书中一个名为“结构性转变”的章节中提出：“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是主要发达国家道德逐步沦丧。诱发结构性转变的事件通常就是金融业及其关联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在本书中，我认可大多数评论家的部分观点，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变革应该覆盖面更广，而不能仅仅抑制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
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能够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然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
金融理念的传播和演进
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但是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演进。一些发源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创新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和东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于1978年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起始阶段是将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汉语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经济体系借鉴过来，通过与中国内地国情的结合和演化，其体系日渐完善。
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起始于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执政期间，执行人是曾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学习的曼莫汉·辛格，辛格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使当代金融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间内发展。
俄罗斯于1992～1994年执行了凭证式私有化项目，执行人是叶利钦总统手下的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该项目是在亚夫林斯基的计划基础上改进生成的，是俄罗斯政府精心谋划后采取的一种强力推进经济转轨的手段。其初衷并非是要使金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深入渗透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而是要使得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名列世界第一。
这些手段或者体系原本是为金融业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制定的，突然将复杂的金融体系强加到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当中必然诱发各种问题，在经济转轨期间，投机者将大量财富敛聚到自己手中，而民众对这种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汇集的现象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但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呈现出金融体系繁荣发展的现象，其经济增速也令人称羡。此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成员国、中东各国、中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的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年均6%的增幅。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通过一系列协定组建了多家全球性机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现在已经扩展为世界银行集团，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门前陈列着该机构座右铭的浮雕---“为消除世界贫困而奋斗”。世界银行为多边发展银行组织开了一个头，后来陆续出现了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欧洲重建及发展银行、泛美发展银行等同类机构。 当今社会，现代化金融机构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并非只有股票或债券才能代表金融市场。或许读者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价格也与金融产品息息相关，它们的价格对期货价格的影响和股票及债券价格的波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谷物交易市场同样也是一个金融市场，它需要使用和股票市场类似的科技设备，也存在价格的波动，并且对实体经济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仅从这些对比上讲我们可以说谷物交易市场也是金融市场。
全球范围内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些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波动，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体会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从而也说明把这些机构带上正轨的重要性。
金融的核心：撮合交易
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平日里对金融的定义和讨论经常都是从狭义理解上展开的，这与本书中讲的概念有很大差别。
学术界对金融的研究大多数以短期交易策略和结果为对象，同时也针对与之相关的风险控制等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标准范式下，金融学其实就是为投资者谋划收益最优的投资组合的学问。与此类似，华尔街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于高度细化的分工当中。但是这些仅仅反映了金融的一部分内涵。
金融从业者核心的工作之一是撮合交易，也就是创造新的项目、构建新的企业甚至塑造一套新的体系，不论这些交易的规模大小，正是此项工作将通常散落在各处的个人目标结合在一起。各种金融方案只不过是这些交易的表层元素而已。
撮合交易意味着推动各类方案的执行，而这些方案能够促使现实中的人们采取实际行动---通常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的将是一大群人。
普通人如果不能和别人合作，那么基本上都无法创造持久的价值。即使最典型的独行诗人也需要经济来源，才能展示他们的才华。具体一点儿说，诗人也需要生活的基本收入，需要发行人，需要印刷商，需要读诗会的组织人，需要有人为公共读诗会建造适当的场所，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套隐性的金融架构。
针对同一项金融方案而言，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明确同一个目标，都需要各尽所能，都需要承认风险的存在；他们同时还需要彼此信任，相信别人会和自己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也需要相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根据现有的最好的信息所作出的必要举措。
除此之外，金融还和探索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机遇密切相关，因此金融与信息技术也密不可分。只要有交易就有询价，也就是说，就有机会让我们探寻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询价的过程能够揭示人们的感受和动机，也能挖掘出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交易的机会，从而也有可能促使人们制定更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
信息时代的金融
1995年，比尔·盖茨的著述《未来之路》问世，他在书中对信息技术时代的生活作出了一系列预测，其中不乏一些美好的幻想。他那些有趣的设想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成为现实。
盖茨没能预想到一些根本性革新的出现，其中就包括eBay（成立于1995年，即盖茨著作问世的同年）、Wikipedia、Facebook.com以及上百万同类网站的诞生，这些网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能算作他的失误，实际上根本没人能预测到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什么它们在特定环境里发生的概率更高。这才是金融真正应该关注的主题。
比尔·盖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或美好社会的理念提出任何设想，他也没有刻意预测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话题在于，当社会的复杂程度和信息关联度达到相当水平之后，资本主义能为社会良性发展做些什么？哪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当与其他小事发生碰撞时，能激发出潜力强化我们对生活富足的感受？
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它带来了数目可观的且经常令人害怕的变革，因为我们看到智能机器正在快速取代人类。
一个名为Soar的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和真人进行对抗游戏，而且还能自己学会玩新的游戏。一个名为DeepQA的程序，它不仅能进行话语识别，还能回答常识性问题。他们曾在电视节目“困境”上对这个程序进行模拟测试，这个程序打败了几乎所有真人参赛者。
这些新发明听上去就令人胆寒。如果一些技能是机器能够取代的，那么锻炼这些技能就是白费工夫。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技能是最终无法被取代的。
劳动力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和理查德·J·默南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新劳动力分工：计算机如何创造新的就业市场》一书中讨论过，计算机正在逐步承担一些重复性日常工作，但是它们还无法承担需要“专业思维”或“复杂沟通”的工作。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大类的工种能够幸存下来，任何一个大类之下都会不断衍生出需要专业思维和复杂沟通技能的工种。但是从广义上讲，金融是此类工种最容易存活下来的领域，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金融从业者必须像机械师那样了解金融工程包含的技术成分，也必须能够将这些知识和感受应用于为人类解决问题上。金融从业者也必须懂得金融机构的内涵（以及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框架），并且具备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客户的能力。
新旧更替的过程多年来一直都是金融创新发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
19世纪40年代，纽约街头有很多小男孩在不同的银行之间来回奔走，他们负责帮人传递支票、汇票以及其他类型的议价工具，并从银行取回黄金或其他等价银行票证。但是1853年纽约清算所成立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这一创新并没有用上任何电子设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信息技术领域一次重大的创新。由于这个发明，街头传递票证和现金的职业消失了，但是金融业却没有随之消失。
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清算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还无法为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投资组合提供建议，无法在公司之间撮合交易……
在本书中，我们将了解到，对金融进行进一步民主化改造，意味着创造更多为民众所开发的金融方案，同时还要运用一些为全民化方案服务的技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更明智地参与金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