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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乐智慧》的作者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意为“赐予（人）幸福的知识”，此书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古维吾尔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这部长达一万三千余行的伟大诗作，不仅是维吾尔族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也是世界诗歌艺术的高峰之一，是哲学思想史、社会思想史领域难得的成就之一。全诗思想深邃、句式优美、韵律严谨、艺术手法娴熟，不愧是耸立在维吾尔古文化史上的第一座文学丰碑。换句话说，研究维吾尔文学，必然要谈及这部长诗。
《福乐智慧》是喀喇汗王朝（11世纪—13世纪）时期伟大思想家，学识渊博的学者、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创作的名著，是维吾尔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长诗的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非常丰富，概括起来就是赞美真主和先知，歌颂英明君主，劝喻统治者公正、睿智、知足，同时还分析和评价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现实。作品以四个虚构的象征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深刻而细致地讨论上述内容。作为公正化身的“日出”国王求贤心切，象征幸福的“满月”前来谒见后即被封为宰相。宰相临终之际向国王推荐代表睿智的儿子“贤明”接替相位。但宰相之子却需要自己的叔父、最懂知足的“觉醒”来当助手。因三请而不就，国王深为焦虑。长诗就围绕这个并不复杂的情节叙事说理，以诗剧的形式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深入的讨论。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反映出维吾尔族在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至今具有很高学术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名著。《福乐智慧》结构完整、篇幅宏伟，其中的阿鲁孜韵律，对后世维吾尔诗歌的发展有较深刻的影响。它语言丰富、流畅，音调铿锵，既具有形象美，又具有音乐美，是当时已臻于成熟的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有叙事，有说理，有深刻精辟、意味隽永的哲言警语，亦有形象生动、刻画细致的景物描写，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喀喇汗朝时期著名的维吾尔族诗人，回历四一二年，出生于巴拉沙衮城的名门世家，五十岁时开始写作《福乐智慧》，后移居喀什噶尔，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教育，终生坚持学习、积累，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不断追求、探索创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巨著《福乐智慧》。他于公元1069年开始写这本书，次年年底完稿，历时十八个月完成，把它献给喀喇汗王朝的汗王“桃花石”——布格拉汗哈桑·本·苏来曼。布格拉汗为诗人非凡的才能所折服，赐予他“哈斯·哈吉甫（御前侍臣）”称号，并留在宫中任职。在宫中任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这位不朽的诗人为后人留下《福乐智慧》这部不朽的著作后，逝世于历史名城喀什噶尔。
墓地旧址在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东南部吐曼河畔，后因洪水威胁，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阿不都热西提汗执政时期（1533—1570），迁往“阿勒屯鲁克（皇族陵园）”，即今喀什市体育路南侧，陵墓建筑规模宏大，占地九百六十五平方米，充分体现了维吾尔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作才能。
《福乐智慧》的原稿至今未发现，目前学术界发现的是距原著写作年代十分久远的维也纳本（赫拉特本）、开罗本（埃及本）和费尔干纳本（纳曼干本）等三个抄本。
1. 维也纳抄本，由哈桑哈喇沙依勒在赫拉特城（今阿富汗境内西部省会城市）用回鹘文抄成，1474年发现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被奥地利东方学家送到维也纳，现存奥地利维也纳图书馆；因该抄本从赫拉特城抄成，所以称为赫拉特本，又因后来存于维也纳图书馆，因此也称维也纳本。2. 开罗抄本，又称埃及本，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维吾尔文抄成，由埃及开罗的凯迪温图书馆（今王家图书馆）馆长、阿拉伯学家、法国学者于1896年整理图书馆时发现，并首次公布。1897年给俄国著名学者、东方学家拉迪罗夫寄去了转抄本后，他将维也纳本和开罗本进行比较研究后，于1910年出版了撰写和翻译的《福乐智慧》。1943年开罗本影印本传到土耳其得以再版。因发现于开罗，故被称为“开罗本”。3. 费尔干纳抄本，又称“纳曼干本”，于12至13世纪用阿拉伯字母抄写，于1913年由塔塔尔学者发现于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的私人图书馆，现存于该共和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除此之外，在伊朗、阿富汗等地也发现有《福乐智慧》抄本残卷。三个抄本所存诗行数目不尽相同，开罗本5400个双行，费尔干纳本有6095个双行诗，维也纳本数目最少。三个抄本均有抄写错误。土耳其学者热西提·拉赫买提·阿拉提对三个抄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于1947年出版了85章6645个双行（13290诗行）组成《福乐智慧》全文音标撰写本，它包括正文、三个附篇和两篇序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乐智慧》的研究步入了正轨，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各族学者共同努力对其进行的研究、翻译、出版等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79年开始，耿世民先生等国内学者参加了《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学者翦伯赞、冯家■、耿世民、艾合买提·孜亚依、阿不都热依木·吾提库尔、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买买提明·玉苏福、郝关中、张宏超、刘宾、郎樱等学人为研究、翻译《福乐智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学者、翻译家艾合买提·孜亚依等人翻译的《福乐智慧》的现代维吾尔语诗体版。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郝关中、张宏超、刘宾翻译的《福乐智慧》（现代汉语全译本）。《福乐智慧》的现代哈萨克语本于1986年由斯拉夫文版转写而成。之后现代维吾尔散文体译本、柯尔克孜文译本也都在1990年后相继出版，2012年乌鲁木齐一帆电子有限公司出版了《福乐智慧》的维吾尔语诵读本，2015年民族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一帆电子有限公司一起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汉文诵读本和翻译家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翻译的《福乐智慧》的汉语散文体版。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是维吾尔古典文学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如著名学者阿迪拉恰尔所说：“《福乐智慧》犹如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凡进入其中的人都会眼花缭乱，无人能游遍每个街道，每人所记述的不过是各自有限的所见所闻而已。”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说：“《福乐智慧》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著名学者艾合买提·孜亚依这样写道： 我们开创了《福乐智慧》学的新时代，因为我们驱散了愚昧的迷雾。{1}
诗人的英名将流传百世，长诗的光芒将照亮文化历史。
中国社科院常务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汝信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人民为祖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11世纪，维吾尔族人民中就出现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而且在喀什噶尔写了驰名世界的巨著——《福乐智慧》。”{2}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也说过：“《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历史上一颗文化硕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集各种古老文明于其中，显示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3}
原自治区主席，现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说：“《福乐智慧》是问世于11世纪的伟大文学巨著，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宗教、语言、军事、外交、教育、天文、地理等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是维吾尔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4}生活在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感悟到了这一真理，他在充满理论思维的这部长诗中融入了自己只有用科学知识才能挽救百姓和社会，才能建立一个繁荣的封建王朝的思想，他把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充满人性及理想化的心灵与按科学知识办事、重自然规律、重法治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思想深度早在千年前提出并通过诗歌的形式阐释出来是罕见的，是人类文明史上耀眼的成果之一。他的这种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来医治社会弊端的思想，在一千多年前提出提倡科学、崇尚知识，鼓励人们去探索、去寻求知识的思想，反映了正义、进步、民主的倾向，对中世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生活在昏暗的中世纪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道理。他像人类历史上许多先驱者一样，把提倡科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终生。在《福乐智慧》中对知识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以哲学的角度，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解释，还从反面总结教训，指出无智慧者像不结果的树。他把无知识、不学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说这些人如同得了不治之症，虽然活着，但早已死去，因为他们已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同时他高度歌颂那些有志之士，称赞为人类提供知识的人虽死犹生，他们名垂青史。
把知识看作幸福的标志、繁荣的基础、生命的明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认为知识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谁有知识谁就是世界的主人。他在诗篇中劝导人们学习、掌握知识。他说：“人不会生而知之，知识是通过学习，甚至以黄金般的青春作代价才能得到。”他重视知识的实用性，主张学用结合。他强调没有价值的知识毫无用处，正如没有被从海底捞出来的珍珠，就如同河底的沙子毫无用途。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崇尚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因为有了知识，才能造福于人类，所以知识应当受到尊重，有知识的人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道德品质高尚，知道羞耻，有良知。这些人不会向邪恶、残暴、贪婪等丑恶行径屈从。他们玉一般的清廉品质像山泉一样，清澈的心灵不会受到腐蚀，不会被玷污。他认为要医治人类的精神病态，非靠知识和有知者不可。
把知识作为区别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说：“正如能识黄金价值的金匠，也能识别出黄铜与黄金，有知识的人能辨别真理和谬误。是因为有知识的人有思维的精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像绚丽的鲜花和不竭的泉水，闪烁着启蒙和智慧的光芒。”
作者在他的知识观中首先区分了智慧和知识两个概念，认为智慧和知识的形成路径是不同的，智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是真主赋予的，而知识则是后天的，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十分重视知识的运用，把知识、道德、法律视为治国的重要武器。玉素甫劝诫国君以及大臣、侍臣、将领、宫监、使节、司库、膳监等都要博览群书，无论是圣书还是几何、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都要学习，成为能读、会写、会算的有本领的人。他还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思想概括为知识治国论。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知识治国论是有理有据的。《福乐智慧》产生于11世纪，当时的喀喇汗王朝就其生产方式来讲，已经完成了从游牧经济到农业经济的转变，经济制度封建化基本结束，新生的封建制度急需完善和巩固。另一个方面，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宗教战争连绵不断，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政变层出不穷，致使社会上世风日下，法制不严，经济文化发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引起人民强烈不满。作为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玉素甫的“知识治国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提出知识治国在当时来说也是前无古人的，是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进步的、有价值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了知识的巨大威力，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尚处于萌芽状态，所谓的哲人、学者所传播的知识更多的是渗透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文科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这些知识对于治国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他也看到和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从经验获得的知识，如：领兵打仗需要军事知识，星占术需要天文知识，使节需要多种语言知识，工匠需要技能知识，这些知识帮人们认识到并真正体会到了知识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可以治国，同时可以救国、可以兴国。生活在11世纪的玉素甫能看到知识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具有超群的智慧。
“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是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16世纪提出的，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岂不知这个思想在早他五百年的《福乐智慧》中就已经表达出来了。 《福乐智慧》在提出知识治国论的同时还提出了知识幸福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知识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只要掌握了知识就能“高大完美”“受人尊重”“横空出世”“获得福运”。
《福乐智慧》的“知识幸福论”观点有几点很有价值。其一，他把知识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知识是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世人学会了知识，“自能行为善良，品行端正”“惠人以衣食，惠人以骑乘（2439）”，这种以学习知识促进道德建设的思想，是值得后人称道和借鉴的。其二，他把知识同做事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掌握了知识就能把事情干好，“万事顺遂”“百事昌盛”，这同我们今天倡导的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要求是多么相似啊。这与现在提倡的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达到预期的目的同出一辙。其三，他把知识同飞黄腾达、位居高官的仕途之路联系起来。认为“谁若有智慧就会被尊贵，谁若有知识就能成王（301）”。这是打破封建社会世袭制度的呐喊，他还倡导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国君应根据知识的多少，决定官职的大小”“应在实践中考验臣仆，根据才智分别授以官衔”。这些思想就是对于当今社会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知识幸福论”虽然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但反映的范围比较狭小，只是表达了当时知识界一部分人的愿望，并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求知、求学的要求和心声。
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权利。幸福和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价值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要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源，创造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最终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并存与发展；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人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力争自己在发展的同时，有利于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玉素甫只是把幸福同有知识的人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把无知识的劳动人民排斥在外。《福乐智慧》贬斥无知者的地方很多，这同他的阶级地位也有一定关系。他出身王族豪门，自然不能揭示劳动人民无知识的原因，这也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和当时阶级局限性的具体体现。
长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指明人生之路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尤其是第二十一章关于月圆劝诫其子贤明及第二十二章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如何教育子女的内容作了更加具体生动的阐述。
哲学价值是《福乐智慧》的最高价值，也是该书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玉素甫的哲学思想在《福乐智慧》中主要从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自然哲学思想在《福乐智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它主要回答宇宙的本原、天体的结构及黄道十二宫、四素及四性、自然和神、人及自然性、人运用知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等等。玉素甫的自然哲学思想及观念，虽然是在主创造天地万物生的情况下，以中世纪维吾尔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表达出来的，但不乏有许多可称为哲学价值的思想。
在长诗中，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探讨了诸如人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的关系，指出知识是认识的成果。以上所谈的知识治国论和知识幸福论全面阐述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他的知识造福于社会的思想，无疑是对宗教神学的挑战，是知识治国论的宣言。
辩证思想在玉素甫的自然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长诗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概念和范畴，如：矛盾、运动、循环、统一、无限、无定以及干与湿、冷与热、贫与福、贵与奸、善与恶、祸与福、荣与辱、悲与乐、苦与甜、生与死、美与丑、明与暗、强与弱、胜与败、曲与直、文与武、攻与守、战与和、远与近、奖与惩、粗暴与温顺、今世与来世、赞誉与咒骂、有知与无知、正确与错误、节俭与奢侈、贪婪与满足、允许的矛盾与不允许的矛盾、新事物与旧事物及其对立的斗争和转换等等。
人性理论是古今中外共同关心的话题。时代不同，文化各异，人们提出各自不同的人性理论。有的过分强调理性因素，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存在物，有的极力渲染人的非理性方面，把人看成是感情支配的非理性的存在物，有的把人看成饮食男女等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存在，有的从政治角度把握人性，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有的从社会伦理角度把握人性，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人性善与人性恶之抽象的争论中去，有的强调人的合群性，提示人是社会性动物，等等。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观点，不难发现他们有共性。他们不理解社会的本质，导致研究的片面。而玉素甫在讨论人性时强调人的知识和道德修养，强调人的文化素质，所以被称为文化人性论。在中世纪能提出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较之生物人性论、宗教人性论等理论，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福乐智慧》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对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做人、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福乐智慧》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长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填补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同时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无价之宝。
注释：
{1}姑丽娜尔·吾甫力：《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以艾合买提·孜亚依的古典文学研究为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月，第31卷，第1期。
{2}引自纪念中国维吾尔族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周年暨《福乐智慧》问世928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3}铁木尔·达瓦买提：《人生的足迹》，民族出版社，第11页。
{4}见《自然辩证法》。
栏目责编：刘涛
《福乐智慧》是喀喇汗王朝（11世纪—13世纪）时期伟大思想家，学识渊博的学者、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创作的名著，是维吾尔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长诗的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非常丰富，概括起来就是赞美真主和先知，歌颂英明君主，劝喻统治者公正、睿智、知足，同时还分析和评价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现实。作品以四个虚构的象征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深刻而细致地讨论上述内容。作为公正化身的“日出”国王求贤心切，象征幸福的“满月”前来谒见后即被封为宰相。宰相临终之际向国王推荐代表睿智的儿子“贤明”接替相位。但宰相之子却需要自己的叔父、最懂知足的“觉醒”来当助手。因三请而不就，国王深为焦虑。长诗就围绕这个并不复杂的情节叙事说理，以诗剧的形式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深入的讨论。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反映出维吾尔族在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至今具有很高学术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名著。《福乐智慧》结构完整、篇幅宏伟，其中的阿鲁孜韵律，对后世维吾尔诗歌的发展有较深刻的影响。它语言丰富、流畅，音调铿锵，既具有形象美，又具有音乐美，是当时已臻于成熟的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有叙事，有说理，有深刻精辟、意味隽永的哲言警语，亦有形象生动、刻画细致的景物描写，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喀喇汗朝时期著名的维吾尔族诗人，回历四一二年，出生于巴拉沙衮城的名门世家，五十岁时开始写作《福乐智慧》，后移居喀什噶尔，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教育，终生坚持学习、积累，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不断追求、探索创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巨著《福乐智慧》。他于公元1069年开始写这本书，次年年底完稿，历时十八个月完成，把它献给喀喇汗王朝的汗王“桃花石”——布格拉汗哈桑·本·苏来曼。布格拉汗为诗人非凡的才能所折服，赐予他“哈斯·哈吉甫（御前侍臣）”称号，并留在宫中任职。在宫中任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这位不朽的诗人为后人留下《福乐智慧》这部不朽的著作后，逝世于历史名城喀什噶尔。
墓地旧址在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东南部吐曼河畔，后因洪水威胁，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阿不都热西提汗执政时期（1533—1570），迁往“阿勒屯鲁克（皇族陵园）”，即今喀什市体育路南侧，陵墓建筑规模宏大，占地九百六十五平方米，充分体现了维吾尔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作才能。
《福乐智慧》的原稿至今未发现，目前学术界发现的是距原著写作年代十分久远的维也纳本（赫拉特本）、开罗本（埃及本）和费尔干纳本（纳曼干本）等三个抄本。
1. 维也纳抄本，由哈桑哈喇沙依勒在赫拉特城（今阿富汗境内西部省会城市）用回鹘文抄成，1474年发现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被奥地利东方学家送到维也纳，现存奥地利维也纳图书馆；因该抄本从赫拉特城抄成，所以称为赫拉特本，又因后来存于维也纳图书馆，因此也称维也纳本。2. 开罗抄本，又称埃及本，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维吾尔文抄成，由埃及开罗的凯迪温图书馆（今王家图书馆）馆长、阿拉伯学家、法国学者于1896年整理图书馆时发现，并首次公布。1897年给俄国著名学者、东方学家拉迪罗夫寄去了转抄本后，他将维也纳本和开罗本进行比较研究后，于1910年出版了撰写和翻译的《福乐智慧》。1943年开罗本影印本传到土耳其得以再版。因发现于开罗，故被称为“开罗本”。3. 费尔干纳抄本，又称“纳曼干本”，于12至13世纪用阿拉伯字母抄写，于1913年由塔塔尔学者发现于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的私人图书馆，现存于该共和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除此之外，在伊朗、阿富汗等地也发现有《福乐智慧》抄本残卷。三个抄本所存诗行数目不尽相同，开罗本5400个双行，费尔干纳本有6095个双行诗，维也纳本数目最少。三个抄本均有抄写错误。土耳其学者热西提·拉赫买提·阿拉提对三个抄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于1947年出版了85章6645个双行（13290诗行）组成《福乐智慧》全文音标撰写本，它包括正文、三个附篇和两篇序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乐智慧》的研究步入了正轨，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各族学者共同努力对其进行的研究、翻译、出版等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79年开始，耿世民先生等国内学者参加了《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学者翦伯赞、冯家■、耿世民、艾合买提·孜亚依、阿不都热依木·吾提库尔、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买买提明·玉苏福、郝关中、张宏超、刘宾、郎樱等学人为研究、翻译《福乐智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学者、翻译家艾合买提·孜亚依等人翻译的《福乐智慧》的现代维吾尔语诗体版。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郝关中、张宏超、刘宾翻译的《福乐智慧》（现代汉语全译本）。《福乐智慧》的现代哈萨克语本于1986年由斯拉夫文版转写而成。之后现代维吾尔散文体译本、柯尔克孜文译本也都在1990年后相继出版，2012年乌鲁木齐一帆电子有限公司出版了《福乐智慧》的维吾尔语诵读本，2015年民族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一帆电子有限公司一起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汉文诵读本和翻译家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翻译的《福乐智慧》的汉语散文体版。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是维吾尔古典文学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如著名学者阿迪拉恰尔所说：“《福乐智慧》犹如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凡进入其中的人都会眼花缭乱，无人能游遍每个街道，每人所记述的不过是各自有限的所见所闻而已。”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说：“《福乐智慧》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著名学者艾合买提·孜亚依这样写道： 我们开创了《福乐智慧》学的新时代，因为我们驱散了愚昧的迷雾。{1}
诗人的英名将流传百世，长诗的光芒将照亮文化历史。
中国社科院常务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汝信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人民为祖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11世纪，维吾尔族人民中就出现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而且在喀什噶尔写了驰名世界的巨著——《福乐智慧》。”{2}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也说过：“《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历史上一颗文化硕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集各种古老文明于其中，显示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3}
原自治区主席，现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说：“《福乐智慧》是问世于11世纪的伟大文学巨著，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宗教、语言、军事、外交、教育、天文、地理等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是维吾尔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4}生活在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感悟到了这一真理，他在充满理论思维的这部长诗中融入了自己只有用科学知识才能挽救百姓和社会，才能建立一个繁荣的封建王朝的思想，他把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充满人性及理想化的心灵与按科学知识办事、重自然规律、重法治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思想深度早在千年前提出并通过诗歌的形式阐释出来是罕见的，是人类文明史上耀眼的成果之一。他的这种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来医治社会弊端的思想，在一千多年前提出提倡科学、崇尚知识，鼓励人们去探索、去寻求知识的思想，反映了正义、进步、民主的倾向，对中世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生活在昏暗的中世纪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道理。他像人类历史上许多先驱者一样，把提倡科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终生。在《福乐智慧》中对知识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以哲学的角度，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解释，还从反面总结教训，指出无智慧者像不结果的树。他把无知识、不学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说这些人如同得了不治之症，虽然活着，但早已死去，因为他们已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同时他高度歌颂那些有志之士，称赞为人类提供知识的人虽死犹生，他们名垂青史。
把知识看作幸福的标志、繁荣的基础、生命的明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认为知识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谁有知识谁就是世界的主人。他在诗篇中劝导人们学习、掌握知识。他说：“人不会生而知之，知识是通过学习，甚至以黄金般的青春作代价才能得到。”他重视知识的实用性，主张学用结合。他强调没有价值的知识毫无用处，正如没有被从海底捞出来的珍珠，就如同河底的沙子毫无用途。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崇尚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因为有了知识，才能造福于人类，所以知识应当受到尊重，有知识的人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道德品质高尚，知道羞耻，有良知。这些人不会向邪恶、残暴、贪婪等丑恶行径屈从。他们玉一般的清廉品质像山泉一样，清澈的心灵不会受到腐蚀，不会被玷污。他认为要医治人类的精神病态，非靠知识和有知者不可。
把知识作为区别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说：“正如能识黄金价值的金匠，也能识别出黄铜与黄金，有知识的人能辨别真理和谬误。是因为有知识的人有思维的精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像绚丽的鲜花和不竭的泉水，闪烁着启蒙和智慧的光芒。”
作者在他的知识观中首先区分了智慧和知识两个概念，认为智慧和知识的形成路径是不同的，智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是真主赋予的，而知识则是后天的，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十分重视知识的运用，把知识、道德、法律视为治国的重要武器。玉素甫劝诫国君以及大臣、侍臣、将领、宫监、使节、司库、膳监等都要博览群书，无论是圣书还是几何、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都要学习，成为能读、会写、会算的有本领的人。他还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思想概括为知识治国论。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知识治国论是有理有据的。《福乐智慧》产生于11世纪，当时的喀喇汗王朝就其生产方式来讲，已经完成了从游牧经济到农业经济的转变，经济制度封建化基本结束，新生的封建制度急需完善和巩固。另一个方面，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宗教战争连绵不断，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政变层出不穷，致使社会上世风日下，法制不严，经济文化发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引起人民强烈不满。作为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玉素甫的“知识治国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提出知识治国在当时来说也是前无古人的，是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进步的、有价值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了知识的巨大威力，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尚处于萌芽状态，所谓的哲人、学者所传播的知识更多的是渗透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文科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这些知识对于治国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他也看到和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从经验获得的知识，如：领兵打仗需要军事知识，星占术需要天文知识，使节需要多种语言知识，工匠需要技能知识，这些知识帮人们认识到并真正体会到了知识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可以治国，同时可以救国、可以兴国。生活在11世纪的玉素甫能看到知识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具有超群的智慧。
“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是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16世纪提出的，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岂不知这个思想在早他五百年的《福乐智慧》中就已经表达出来了。 《福乐智慧》在提出知识治国论的同时还提出了知识幸福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知识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只要掌握了知识就能“高大完美”“受人尊重”“横空出世”“获得福运”。
《福乐智慧》的“知识幸福论”观点有几点很有价值。其一，他把知识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知识是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世人学会了知识，“自能行为善良，品行端正”“惠人以衣食，惠人以骑乘（2439）”，这种以学习知识促进道德建设的思想，是值得后人称道和借鉴的。其二，他把知识同做事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掌握了知识就能把事情干好，“万事顺遂”“百事昌盛”，这同我们今天倡导的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要求是多么相似啊。这与现在提倡的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达到预期的目的同出一辙。其三，他把知识同飞黄腾达、位居高官的仕途之路联系起来。认为“谁若有智慧就会被尊贵，谁若有知识就能成王（301）”。这是打破封建社会世袭制度的呐喊，他还倡导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国君应根据知识的多少，决定官职的大小”“应在实践中考验臣仆，根据才智分别授以官衔”。这些思想就是对于当今社会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知识幸福论”虽然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但反映的范围比较狭小，只是表达了当时知识界一部分人的愿望，并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求知、求学的要求和心声。
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权利。幸福和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价值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要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源，创造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最终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并存与发展；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人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力争自己在发展的同时，有利于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玉素甫只是把幸福同有知识的人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把无知识的劳动人民排斥在外。《福乐智慧》贬斥无知者的地方很多，这同他的阶级地位也有一定关系。他出身王族豪门，自然不能揭示劳动人民无知识的原因，这也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和当时阶级局限性的具体体现。
长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指明人生之路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尤其是第二十一章关于月圆劝诫其子贤明及第二十二章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如何教育子女的内容作了更加具体生动的阐述。
哲学价值是《福乐智慧》的最高价值，也是该书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玉素甫的哲学思想在《福乐智慧》中主要从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自然哲学思想在《福乐智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它主要回答宇宙的本原、天体的结构及黄道十二宫、四素及四性、自然和神、人及自然性、人运用知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等等。玉素甫的自然哲学思想及观念，虽然是在主创造天地万物生的情况下，以中世纪维吾尔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表达出来的，但不乏有许多可称为哲学价值的思想。
在长诗中，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探讨了诸如人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的关系，指出知识是认识的成果。以上所谈的知识治国论和知识幸福论全面阐述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他的知识造福于社会的思想，无疑是对宗教神学的挑战，是知识治国论的宣言。
辩证思想在玉素甫的自然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长诗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概念和范畴，如：矛盾、运动、循环、统一、无限、无定以及干与湿、冷与热、贫与福、贵与奸、善与恶、祸与福、荣与辱、悲与乐、苦与甜、生与死、美与丑、明与暗、强与弱、胜与败、曲与直、文与武、攻与守、战与和、远与近、奖与惩、粗暴与温顺、今世与来世、赞誉与咒骂、有知与无知、正确与错误、节俭与奢侈、贪婪与满足、允许的矛盾与不允许的矛盾、新事物与旧事物及其对立的斗争和转换等等。
人性理论是古今中外共同关心的话题。时代不同，文化各异，人们提出各自不同的人性理论。有的过分强调理性因素，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存在物，有的极力渲染人的非理性方面，把人看成是感情支配的非理性的存在物，有的把人看成饮食男女等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存在，有的从政治角度把握人性，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有的从社会伦理角度把握人性，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人性善与人性恶之抽象的争论中去，有的强调人的合群性，提示人是社会性动物，等等。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观点，不难发现他们有共性。他们不理解社会的本质，导致研究的片面。而玉素甫在讨论人性时强调人的知识和道德修养，强调人的文化素质，所以被称为文化人性论。在中世纪能提出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较之生物人性论、宗教人性论等理论，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福乐智慧》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对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做人、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福乐智慧》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长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填补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同时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无价之宝。
注释：
{1}姑丽娜尔·吾甫力：《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以艾合买提·孜亚依的古典文学研究为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月，第31卷，第1期。
{2}引自纪念中国维吾尔族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周年暨《福乐智慧》问世928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3}铁木尔·达瓦买提：《人生的足迹》，民族出版社，第11页。
{4}见《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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