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西周；青铜器；臣谏簋；邢侯；；戎
【摘要】青铜器臣谏簋铭文涉及到邢侯的“搏戎”，是研究邢国“迁封”之后，援“”抗“戎”战事的重要材料。本文根据有关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侯对“戎”的抵御与“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西周初青铜器臣谏簋的铭文，涉及到邢国“迁封”之后邢侯的救“”搏“戎”，李学勤、唐云明[１]、沈长云[２]、王冠英[３]及李先登[４]诸位先生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广集诸家之说，参以笔者管见，除对臣谏簋的器物和有关铭文进行解释外，并结合有关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就邢侯搏“戎”与所搏之“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问题试作考述。
一、臣谏簋的出土、形制、纹饰和断代
１９７３年３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收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来的元氏县西张村农民张新爱的信函，即派人对元氏西张村出土青铜器的遗址进行了调查。西张村位于元氏县城南约５公里，村东有一高大土丘，俗称霸王岗，因土丘四周和中部遭到破坏，断崖上暴露出灰坑和墓葬，张新爱等在此挖土时发现了多件青铜器，臣谏簋便是其中之一[５]。据简报可知，臣谏簋的形制为敛口、卷沿、方唇、束颈，腹部偏下鼓圆，圜底近平，矮圈足，颈腹间有四个对称的兽耳将腹部分为四格，耳下附长方形圆角垂珥。纹饰为腹部四格饰象纹，圈足饰变体龙纹（图一）。
关于臣谏簋的断代，诸家多有论及，但意见分歧较大，如：
王冠英先生《邢器铸造》认为：“臣谏簋和邢侯簋不仅形制相同，纹饰相似，铭文内容也有联系，都记载了邢侯的事，因此它们的铸作年代一定很相近。”又说：“从铭文上看邢侯簋和臣谏簋的文字风格也极近，如出一人手笔，这都不应是偶然的因素，很可能器、铭均为同一工匠同一书家所作，因而它们的铸作时代一定很相近。”又引李学勤、唐云明先生意见说：“类似臣谏簋、邢侯簋腹身的象纹，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据此，王冠英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应为“成王时器”。
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认为：“臣谏簋是四耳四珥的无盖簋，腹饰象纹，其形制、纹饰均与１９２１年洛阳出土的邢侯簋相同。同样的纹饰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这几件器物的时代当大致相同。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但李、唐两先生并未据此定臣谏簋与邢侯簋为“成王时器”，而认为：“邢侯簋是邢侯作器以祭祀其父周公，其年代应略晚于麦尊，可以估定在成康之际。因此和邢侯簋同形的臣谏簋，也是成康之际制作的器物。”
陈平先生《邢侯簋再研究》[６]认为：“李学勤先生将麦尊铭所言封邢侯事定为周公殁后成王后期初封邢侯的记录，将麦尊定为成王后期器，将邢侯簋、臣谏簋定为年代略晚于麦尊的成康之际器，将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中的邢侯定为周公之子第一代邢侯，都是十分正确的。”陈平先生在此虽然没有直接明言臣谏簋应为何时器，但就其上述口气看，他是赞同李、唐先生将臣谏簋定为“成康之际器”的。
沈长云先生《铭文补说》认为：麦尊是“康王时的铜器”，铭文中谈到“邢侯返周朝见周康王时，受到了康王很高的礼遇”。又说：“在麦尊之前，这位初封的邢侯自己还做过一件簋，即邢侯簋。”铭文又谈到了“邢侯曾被赋予王朝的政事，而邢侯在接受王命和赏赐之后，又表示自己要……永远臣服于天子，用以主管王赋予王朝的大命”。沈长云先生以上论述虽然也没有直接谈到臣谏簋的断代，但就其所定麦尊和邢侯簋为康王器这一点来看，他也将晚于麦尊和邢侯簋的臣谏簋看成了“康王时的铜器”。
李先登先生《邢器分析》认为：臣谏簋铭文记载“当戎侵扰国之时，邢侯出兵保护国，这既说明邢侯为当时这一地区的方伯，又说明这些国青铜器与邢器有关，可与邢器一并加以研究。”他又说“关于臣谏簋的年代，李学勤先生定为成王”（笔者按：实定为“成康之际”），但“从其形制纹饰与邢侯簋相近而又有别来看，其年代应（与邢侯簋）相近而略晚”。据此，李先登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也应为“康王”器。
彭裕商先生《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７]认为：在元氏县出土的铜器中，“年代较早的大概要属臣谏簋，该器器形、纹饰同传世的邢侯簋。”又说：邢侯簋的“铭文字体较早，所饰象纹也流行于昭世，……故其年代大约在昭王时期。”而臣谏簋的铭文字体略晚于邢侯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根据陈梦家的研究，铭文中这种语句最早“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据此，彭裕商先生认为臣谏簋的年代“大致在昭末穆初”。
以上诸家对臣谏簋的断代，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一是王冠英先生断其为成王器；二是李学勤、唐云明、陈平先生断其为成康之际器；三是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断其为康王器；四是彭裕商先生断其为昭末穆初器。以上这四种意见以何为妥？根据笔者管见，分别提出如下看法：
１、王冠英先生断臣谏簋为“成王时器”，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是臣谏簋不论在形制、纹饰上，还是在文字风格上，都与邢侯簋几乎相同。据此，既然可以认为邢侯簋是成王器，那么与邢侯簋几乎相同的臣谏簋也应是成王器。笔者认为臣谏簋的铸造时间既然比邢侯簋略晚，那么两器虽然同为成王器，但在具体时间上应当略有前后。按邢侯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的“迁封”之事，笔者曾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为成王晚期之初，而臣谏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搏戎”的事，其发生在邢侯“迁封”之后，据此，笔者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应在成王晚期之末。
２、李学勤、唐云明、陈平等先生将臣谏簋的制作时间断在“成康之际”，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意见，理由是如果根据这种意见，不论将臣谏簋断在成王之时还是断在康王之时都可以。笔者以前曾提出，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就器物断代的时间幅度上应当宁小勿大，凡是可以断在一个王世也可以断在两个王世的器物，就应当将它断在一个王世，因为一件器物的固有铸造时间只能是铸于一个王世，而不太可能铸于两个王世。
３、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所以将臣谏簋断为康王器，似是根据对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三器的断代排比推定的。如沈长云先生断麦尊和邢侯簋均为康王器，对于晚于麦尊、邢侯簋的臣谏簋的断代虽未明言，但就其论述口气，可知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只能定在康王时。而李先登先生断麦尊为成王末年器，断邢侯簋为周成王末年至周康王时器，因臣谏簋既晚于麦尊又晚于邢侯簋，故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不会超过康王时。
４、彭裕商先生所以断臣谏簋为昭末穆初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彭先生对标准器的断代有些偏晚，以此推定邢国诸器就都普遍偏晚，比如何尊是大家所公认的“成王时期标准器”[８]，而彭先生将与何尊相同的麦尊断为昭王器，以此推定晚于麦尊的邢侯簋也为昭王器，进而推定晚于邢侯簋的臣谏簋则必为昭末穆初器。二是由于彭先生过于偏重将相同的铭文语句作为器物的断代标准，而对于相同形制、纹饰、字体作为器物断代标准的重视不足。如臣谏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的语句，由于这种语句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铭文中，便依此为据，认为臣谏簋与遹簋为相近器物，进而将臣谏簋的时代断在昭末穆初。
二、臣谏簋的铭文、隶定、考释和通读
臣谏簋铭文刻铸于器内，由于锈蚀太甚，约有半数左右的字迹漫漶不清或“根本无存”。从残存的文字看，铭文应为８行，每行９字，共计７２字（图二）。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认为铭文现存５９字，“有些文字可以依文义试补”，据此，全铭隶定当如下：
隹戎大出于，井
戎，令臣谏□□亚
旅处于，从王□□。臣
谏曰：“拜手首，臣谏子
亡，母弟引庸又长子□，
余皇辟，令服。”乍
朕皇文考宝，隹用□
康令于皇辟，□□。
根据铭文内容层次，我们可以将全铭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由铭始“隹戎大出于”至“从王□□”，大意是记“戎”大举进攻“”和邢侯命“谏”领兵救“”搏“戎”；第二段由“臣谏曰”至“令服”，大意是记“谏”请示邢侯，让母弟长子继其服政；第三段由“乍朕皇文考宝”至铭末“匄□□”，大意是记“谏”为纪念其亡父而作此器。现将第一段有关邢侯为救援“”国而抵御“戎”族大举进攻的铭文详解如下：
“隹戎大出于”中的“隹”即“唯”或“惟”的初文，是古语首助词，无义。“戎”应是住在今河北中部的部族，具体地望在石家庄地区的西半部。“出”为动词，义为由内而外，在此指出兵，“大出”义指大举出兵。“”为古国名，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指出：在《说文》中有“”、“”两字，许慎解“彼此不相混淆”，但据《文源》解，“”、“”两字为“同字”，而《说文新义》也解“”、“”两字“同出一源”，认为从“车”从“氏”之“”也即从“车”从“氐”之“”。
“井矦戎”中的“井”为“邢”的初文，“矦”为“侯”之古写，依此，“井矦”即“邢侯”。“”即“搏”字，义为搏斗抵抗。按“”字从“厂”从“”，与不其簋铭文从“戈”从“”作“”同；也与簋铭文从“十”从“”作“博”同。
“令臣谏□□亚旅处于”中的“”字即“诞”，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以为“诞”为“助词，无义”；笔者则认为“诞”字在此当为发语词，与《诗经·生民》所言“诞寘之隘巷”[９]中的“诞”字应为相同含义。按“令”通“命”，在此应是邢侯命“谏”之“命”；“臣”则为谏之自称，义为臣下。“”为“以”之古写，在此应为介词，可引为动词“率领”，如小臣簋铭文所记“白懋父殷八征东尸”释为“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东夷”，其与此“”释为“率领”相同。“亚旅”，依文献当为官名，如《尚书·牧誓》记“司徒、司马、司空、亚旅”[１０]，《孔氏传》云“亚，次；旅，众也”，认为亚旅为“众大夫，其位次卿”。据此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解释说：“本铭谏为邢侯之臣，邢侯命他率亚旅出居于，谏的身份应为卿，亚旅则为在他之下的众大夫。”
“从王□□”的“王”指周王，因笔者倾向臣谏簋为成王晚期之末器，故以为此“王”应为成王。“王”字前为一缺字，李学勤、唐云明先生在《西周邢国》中依铭文句例补为“从”，但“王”字后的两缺字未补。笔者认为，根据麦盉、麦鼎铭文并言“从井矦征事”句例，“王”字后的两缺字可补为“征事”。按麦盉、麦鼎铭文所记“从井矦征事”，是指邢侯的官吏“麦”的“从邢侯征事”；而臣谏簋铭文“从王征事”，应是指周王的诸侯“邢侯”的“从周王征事”。按“从王征”为金文习见之恒语，其含义当有两种解释：一是“从王亲征”；二是“从王命征”。笔者认为此邢侯的“从王征事”应是“从王命征”。
依上所释，此段铭文大意应为：戎人大举出兵进攻国，邢侯对戎人进行了搏战，命臣谏率领□□亚旅进驻国。
三、邢侯所搏之“戎”族属的争论
臣谏簋铭文所记“隹戎大出于，井矦戎”，义即“戎族大举进攻国，邢侯对戎进行了搏战”。关于邢侯所“搏”之“戎”究竟属于哪一个族属，它们原来居住在何地，诸家提出了许多意见，但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１、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在《西周邢国》中说：“北戎是散居在晋国境内的一种民族，多数在今山西省东部和东南部。臣谏簋所记，应即北戎东出井陉南下，以致威胁邢国。周平王时北戎乘周室危弱之机，由太行向南发展，又被邢国击破。”又说：“邢国的历史始终与戎狄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载周室东迁，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这条重要史料当出于古本《纪年》。臣谏簋所御的戎，我们以为也是北戎。”又说：“春秋前期白狄通过晋北进入太行山区。公元前６６２年，狄人伐邢；６６１年，齐军救邢；６６０年，狄人灭卫；６５９年，齐、宋、曹救邢，迁邢国于夷仪。”
依上所述，可知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初“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为同一族属，铭文所记之“戎”也即文献所记之“北戎”，认为它们原住在山西省东部和东南部，其后“东出井陉”，才来到了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而文献所记春秋前期“狄伐邢”之“狄”和“狄人灭卫”之“狄人”，与西周初的“戎”和东周初的“北戎”则不是同族，它们的族属是“白狄”，原来的住地在“晋北”，它们不是“东出井陉”来到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而是“通过晋北进入太行山区”。
２、沈长云先生在《铭文补说》中说：“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虽然把‘北戎’与‘山戎’划分为两事，但仍区别戎与狄为两大族系，认为邢灭于狄人与戎无涉。”认为“戎”是“中国之人”对敌对异姓部族的一种“泛称”，“狄”则应是来自狄人的一种“自称”，而“周代北方的戎人，多数就是狄人”。又说：“《左传》中‘戎’与‘北戎’的称呼早于‘狄’，寻其内在联系，‘狄’正是‘北戎’日后的改称。”故他认为：“早期的‘北戎’或‘戎’，与较晚时期的‘狄人’都活跃在中原一带，与‘北戎’发生关系的晋、齐、鲁、郑、周，而后也都与‘狄人’发生关系，故‘北戎’与‘狄’必是一事。”
依上所述，可知沈长云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初“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以及《左传》所记春秋时和邢、晋、齐、鲁、郑、周等发生过关系的“狄”，均属同一族属。这个族属“早期”本称“戎”或“北戎”，“较晚”时之所以称“狄”，只不过是原“戎”或“北戎”的改称。
３、张怀通先生在《邢侯所搏之“戎”考》[１１]中说：臣谏簋铭文记邢侯所“搏”之“戎”，应是“周人的宿敌商人”，具体说“就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他认为商代的“王畿向北一直到达今河北石家庄与保定之间”，由于在“河北新乐、藁城、定州一带发现了带有‘’徽的商铜器”，便认为这一带居住着一个以“”为族徽的“显赫的武士家族”。他根据丁山将这个族徽隶定为“戎”字，便认为“周公东征，武庚禄父北奔，或与‘’氏族及其他商人氏族在北方的势力较大有关”，从而“居住于新乐一带的‘’氏族可能在三监叛乱失败后逃进了太行山中”，故臣谏簋所记成王末年邢侯所搏之“戎”，即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又认为：“春秋前期……邢国步步向南退却，只是由于齐、晋的强大才阻止了‘戎’人的南侵……这时‘戎’人迫于齐、晋的压力开始逐渐向北转移，春秋中后期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建立了代。”
依上所述，可知张怀通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春秋时逼迫邢国南退的“狄”同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张怀通先生在考述中虽然没有明确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为何族属，但就其所言西周初之“戎”与春秋中后期之“狄”同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无疑他也将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视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
４、张全喜先生在《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１２]中认为：张怀通先生将“邢侯所搏”之“戎”说成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认为“将铜器铭文中用作泛称的‘戎’的概念，同甲骨文用作专称的以‘’为族徽的一个武士家族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造成了“混乱”，因此对“邢侯所搏之‘戎’的族属问题之考察，不应从甲骨文所载殷商中晚期北土的民族地理分布入手，而应结合西周时期北土之境民族的地理格局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探讨”，故“臣谏簋铭文所论邢侯所搏之‘戎’，很有可能即为两周之际犹居于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族的一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即为姬姓鲜虞”。而从“春秋初期邢侯大破北戎，到春秋中期狄人攻破卫国”和“灭邢”，“不难看出鲜虞确为两周时期北土之境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依上所述，可知张全喜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之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属于同一族属，而“戎”或“北戎”与文献所记春秋中期“灭亡邢国”和“攻破卫国”的“狄”也属于同一族属。他认为这一族属可能是居住在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族的一支”，其具体族属“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属于“姬姓”的“鲜虞”族。
四、西周、春秋时的戎、北戎、狄、北狄
根据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期与邢国发生过冲突的部族，就名称来说有“戎”、“北戎”、“狄”、“北狄”等。这些部族的族属关系如何，它们原来居住在何地，后来又迁到了什么地方？按上列诸家解释，颇为分歧。下面就笔者管见，试作考述：
第一，西周、春秋时期，散布在今河北与山西境内的部族很多，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部族的名称可以笼统称“戎”或“狄”，亦可以合称“戎狄”，作为部族群体，又可以称为“诸戎”或“诸狄”。但如果具体到某一部族的具体名称，则常见在“戎”或“狄”之前冠以地名或徽名，如散布在今河北东北部燕山以南的戎称“山戎”，散布在今河北西北古代水一带的戎称“代戎”，散布在今河北西部太行山东麓的戎称“北戎”或“北狄”，散布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带的戎称“太原之戎”，散布在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一带的戎称“条戎”，散布在今山西东部太行山西麓的狄称“白狄”。
第二，依上所述，笔者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邢侯搏戎”之“戎”与《后汉书》所记“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应是同一部族，它与文献所记之“狄”即“北狄”也应是同一部族。依此，笔者认为“戎”即“狄”，也即“北戎”、“北狄”。有的学者认为“北戎”也即“北狄”原来的住地在山西境内，其后所以活动在河北境内是由于它们的“东迁”。笔者则认为它们原来的住地不在山西境内而应在河北境内，大体地望在今河北中部的太行山以东，具体地点在今河北中部的石家庄地区。按此原来住在今河北中部的“戎”也即“北戎”，与原来住在今河北东北部的“山戎”，以及原来住在今河北西北部的“代戎”属于同一族种，殷商时曾臣属于商，并为商人赐姓，从张守义《史记正义》所注“代”为“子姓”[１３]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代，子姓”[１４]可知，与“代戎”同一族种的“山戎”和“北戎”的族姓，也应和“代戎”的族姓一样，同为“子姓”戎。
第三，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戎本无君长，……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１５]再根据《逸周书·世俘解》所记：周初“服国六百五十有二”[１６]和《吕氏春秋·观世》所记：周初“服国八百余”[１７]，可知周初原来住在今河北中部的戎狄，在商亡后已是周人的“藩服”，故周初封燕于河北北部时，燕国的封域越过了戎狄居住的河北中部；同样，原来住在今河北南部的“”、“苏”诸族，在商亡后亦应已是周的“服国”，故周初封卫于河南北部时，卫国的封域也不到“”、“苏”所居住的河北南部。不过后来由于居住在河北中部的戎狄日益强大，不断对居住在河北南部的小国进行侵扰，才使河北中部与南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四，周初成王为加强对东方东夷叛离的征伐，曾经始封邢国于邢丘，其后为加强对北方戎狄侵扰的抵御，复又迁封邢国于邢台。从元氏铜器臣谏簋铭文所记“隹戎大出于，邢侯搏戎”，可证邢国在迁封邢台之后曾对北方戎狄的南侵进行了搏战抵御；而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邢侯大破北戎”，又可知邢国在东周之初还曾对戎狄的南侵进行了征战，并可说明此时的邢国尚保持着强劲的实力。但从春秋中期开始邢国的国势逐渐衰落，因无力抵御戎狄的进攻而步步南退，这就是《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经文所记的公元前６６２年的“狄伐邢”[１８]，《闵公元年》所记的公元前６６１年的“齐人救邢”[１９]，《僖公元年》所记的公元前６５９年的“齐、宋、曹救邢”和“迁邢于夷仪”[２０]。
第五，在邢国南迁夷仪之后，邢国原来的都城邢邑便被“狄人”长期占领。在此期间，“狄人”不仅对邢邑的财物进行了大肆掠夺，而且对邢邑西郊的邢侯墓葬还进行了疯狂的挖掘，囊括了历代邢侯的殉葬宝器。按邢侯墓葬群发现的地点在今邢台市西郊的葛家庄村北，此与《太平寰宇记》所记邢侯墓“在邢台西”相合[２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对邢侯墓葬群进行了发掘，但令人意外的是：不论“邢侯大墓”还是“陪葬小墓”的殉葬品几乎都“荡然无存”。笔者认为这应与“狄人”对邢侯墓葬群的大肆挖掘有关，理由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现象，绝不是一般盗墓贼盗墓之后所留下的结果。
第六，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从公元前６５９年邢国南逃夷仪后，至公元前６３５年为止，邢国在夷仪维持了２４年之久，至公元前６３５年春天方被卫国灭亡，这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的“卫侯灭邢”[２２]。由此可知，邢实灭于卫，而非灭于狄，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的所谓“狄人灭邢”或“中山灭邢”与史不合。卫灭邢之后，其势力曾一度北逐邢地，甚至到达了更远的今河北中部石家庄以南的元氏，从《元和姓纂》所记的卫大夫“咺”食邑于“元”[２３]，其后以“元”为姓，“咺”称“元咺”，而“元”称“元氏”，可以说为“卫灭邢”后其势力到达这一地区提供了一个旁证。
第七，石家庄地区南部是“狄人”也即“北狄”南入邢地后的大后方，因此卫国势力深入于此，必然引起“北狄”的惊恐逃离。“北狄”的逃离路线应是沿太行山东麓向北，经曲阳以北的谷道即今红姑沟逃入蔚县，其中一部分“北狄”人与原住在古代水，即古祁夷水，也即今壶流河[２４]流域的“代戎”融合，另一部分则继续北逃，一直逃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古鲜卑山一带。逃到鲜卑山一带的这部分“北狄”人，与后来越过燕山向北逃到鲜卑山一带的“山戎”人聚居。大概到了汉朝之初，“山戎”与“北狄”的后裔因鲜卑山之名而将族名称作鲜卑，故裴在《史记集解》中引服虔之说而解释为：“山戎、北狄，盖即鲜卑也。”[２５]
五、春秋战国时的鲜虞、中山
根据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活动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部族，除西周、春秋时期已存在的戎、狄之外，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等。这些部族的族属关系如何，诸家在考述中多有论及，但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戎与狄有族属关系，与中山也有族属关系，但与鲜虞无族属关系。二是认为戎与狄无族属关系，但狄与鲜虞和中山有族属关系。三是认为戎即狄，而鲜虞即中山，但认为戎、狄与鲜虞、中山无族属关系。笔者倾向第三种意见。
关于戎即狄，前面已经详述，兹就鲜虞即中山以及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盛和消亡等历史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春秋中期，在狄（即北狄，也即戎、北戎）北逃之后，原来居住在今山西东部的一部分白狄经井陉东进河北中部。这一部分白狄属于白狄别种，其中较大的一支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西部和南部，这就是文献中所记的鲜虞。另有较小的两支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东部，这就是文献中所记后来建的肥和鼓。鲜虞的活动始见于春秋后期，比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注云：“鲜虞，白狄别种。”[２６]又《国语·郑语》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 也。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韦注云：“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２７]依此可知，狄就是北狄，而鲜虞则是生活在狄的姬姓的白狄别种。
第二，春秋后期的前半段，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西部和南部的鲜虞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曾利用燕国远在河北北部无力顾及河北中部之际，先后占领了今石家庄地区的北部地带，其中包括今行唐境内的南行唐，新乐境内的野合，曲阳境内的丹丘，唐县境内的左人、中人、平中和定州的顾。随后以今正定城北２０公里的新城铺为都城，正式建立了鲜虞国，并威逼位于今石家庄地区东部藁城的同族“肥”和位于今石家庄地区东部晋州的同族“鼓”成为自己的附庸国。
第三，春秋后期的后半段，晋国六卿的斗争激烈，六卿之一的荀吴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率军进入了河北中部，对鲜虞势力开始了冲击。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公元前５３０年，荀吴灭了鲜虞的附庸国肥[２８]；《昭公十五年》记：在公元前５２７年又灭了鲜虞的附庸国鼓[２９]；《昭公二十二年》记：公元前５２０年“以上军略东阳”（按：大体包括太行山以东至古黄河以西地区）[３０]。荀吴病死，其子荀寅继位之后，晋人在河北的形势有所逆转，鲜虞对晋人开始了反击，如《左传·定公三年》记：公元前５０７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３１]；《哀公元年》又记：公元前４９４年“鲜虞人伐晋，取棘蒲（今赵县）”[３２]。
第四，与荀吴进入河北中部的同时，六卿之一的赵鞅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进入了河北南部，遂与南面卫国对邯郸的深入和北面荀寅对东阳的深入发生了矛盾。在他们的争斗中赵鞅取胜，他首先铲除了南面卫国在邯郸的势力，阻止了卫国北进，同时又击败了北面荀寅在东阳的势力，并逼使荀寅北投鲜虞，故《左传·哀公四年》记：公元前４９１年荀寅“奔鲜虞”，在齐人与鲜虞会师后，“纳荀寅于柏人（今隆尧城西南）”[３３]；《哀公五年》记：公元前４９０年由于赵鞅围攻柏人，荀寅又被迫“奔齐”[３４]。至此，赵氏完全控制了东阳地区，前后占领邢、临、鄗、栾诸邑，从而将其势力推进到了石家庄地区的南部，与盘踞在今石家庄地区的鲜虞人形成了对峙局面。
第五，春秋后期的鲜虞和战国时期的中山应为同一部族，所不同者是鲜虞为族名，而中山是国名。就文献记述，中山之名始见于春秋后期，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公元前５０７年荀寅说：“国家方危，诸侯方贰……疾疟方起，中山不服。”[３５]《哀公三年》则记，公元前４９２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３６]。以上两处所记中山之名，应是左氏以战国鲜虞所建之中山的国名而记春秋后期的鲜虞之事，故杜预在注中明确指出，此“中山，鲜虞也”。按春秋时鲜虞以今正定城北的新城铺为都城所建之国为族国，故沿其族名称鲜虞；而战国时鲜虞以今定州为都城所建之国自命为公国，故因山名而改称中山。
第六，依《史记·赵世家》所记：鲜虞定都定州，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３７]赵献侯十年为公元前４１４年，武公为中山国的第一代君，都城在顾，即今定州。桓公为武公之子，为中山国的第二代君，都城迁到了灵寿。１９７４年在平山县三汲发现了中山的都城遗址，可知桓公所迁之灵寿即在此处。中山王壶铭文记有：“唯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３８]铭文所记之“文”指文公，“武”指武公，“桓”指桓公。文公为武公之父，武公为桓公之父，此与《世本》所记“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的世系关系正相吻合。
中山国在武公和桓公之时势力十分强盛，其控制区域大体相当于今河北保定地区的西部和石家庄地区的全部。但桓公之后，由于受到赵国的强大攻击，其势逐渐衰落，并最终于公元前２９６年为赵所灭。
六、所谓“魏灭中山”与“中山复国”
关于“魏灭中山”，在《史记·赵世家》和《魏世家》中均见记载，但笔者感到这些记载疑点很多，未必可信。
首先，《史记·赵世家》所记“魏灭中山”的时间与《魏世家》所记“魏灭中山”的时间不合。《赵世家》记：赵“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３９]；而《魏世家》则记：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４０]。赵烈侯元年为公元前４０９年，而魏文侯十七年则为公元前４３０年，两处所记同为“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之事，但在时间上却前后相差了２１年之多。
其次，《史记》所记魏国的地理位置在赵国的南面，依常理，魏国越过赵国之境而北灭中山不大可能。魏文侯之时，赵国的南疆已到达了今山东西北的武坡、河北南部的武安和山西南部的长治，魏国如果北伐中山，则首先必须通过赵国的这条防线，然后穿过赵国的领土，才能与北部的中山接触。按此时魏、赵交仇，魏国如果礼求假道，赵国是不会允许的；如果强行通过，那就必然遭到赵国的武力阻拦。
其三，根据《史记》所记，中山建国的时间晚而亡国的时间早，依常理，这与一个国家先建国而后灭国的实际不合。如《赵世家》记：赵献侯十年中山初立，而《魏世家》则记：魏文侯十七年中山灭亡。按赵献侯十年为公元前４１４年，而魏文侯十七年则为公元前４３０年，依此则中山建国的时间反比亡国的时间晚了１６年。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足证“魏灭中山”之说实难成立。“魏灭中山”是“中山复国”的立论前提，既然“魏灭中山”之说不能成立，那么“中山复国”之说也就无从谈起。
附：在诸家的论述中常常涉及到春秋的分期问题，而且大多是依某一事件发生在春秋的某一时间段而定，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笔者在历史教学中有感于学生对历史分期常常要求概念明确，曾对春秋的分期进行了如下的划定：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开始，至公元前４０３年结束，前后共计３６７年。根据此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政治形势，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春秋前期、春秋中期、春秋后期。
春秋前期是指公元前７７０年的“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６７９年的“诸侯与齐桓公会于甄”。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王室衰微，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强大与强国齐桓公霸业局面的开始。
春秋中期是指公元前６７９年的“诸侯与齐桓公会于甄”至公元前５４６年诸侯的“弭兵之会”。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齐国始霸，接着是晋、宋、楚、吴等国的争霸，到大国之间的暂时妥协。
春秋后期是指公元前５４６年的“弭兵之会”至公元前４０３年的“三家分晋”。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公室衰微，大夫势强，大夫凌驾诸侯和取代诸侯之事每每发生。
————————
[１]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１９７８年１期。下引简称《西周邢国》。
[２]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载《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下引简称《铭文补说》。
[３]王冠英：《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载《邢台历史经济论丛》，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下引简称《邢器铸造》。
[４]李先登：《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下引简称《邢器分析》。
[５]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１９７９年１期。
[６]陈平：《邢侯簋再研究》，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７]彭裕商：《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
[８]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１页。
[９]《毛诗正义》卷１７《生民》，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５３０页。
[１０]《尚书正义》卷１１《牧誓》，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１８３页。
[１１]张怀通：《邢侯所搏之“戎”考》，《文物春秋》１９９９年２期。
[１２]张全喜：《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文物春秋》２００１年３期。
[１３]《史记》卷４３《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６册第１７８８页。
[１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１７册《山西》，上海涵芬楼影印稿本，第２３册第３～４页。
[１５]《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１０册第２８７５页。
[１６]《汲冢周书》卷４《世俘解》，载《四部丛刊》初编，中华书局，第１５册第２５页。
[１７]《吕氏春秋》卷１６《观世》，载《四部丛刊》初编，中华书局，第２４册第１０３页。
[１８]《春秋左传正义》卷１０《庄公三十二年》，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１７８３页。
[１９]同[１８]，卷１１《闵公元年》，下册第１７８６页。
[２０]同[１８]，卷１２《僖公元年》，下册第１７９０页。
[２１]《太平寰宇记》卷５９《河北道八》，载《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４６９册第４９２页。
[２２]同[１８]，卷１６《僖公二十五年》，下册第１７９０页。
[２３]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第１册第４５０页。
[２４]王国维：《水经注校》卷１３《湿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４３３页。
[２５]同[１３]，卷３２《齐太公世家》，第５册第１４８８页。
[２６][２８]同[１８]，卷４５《昭公十二年》，下册第２０６２页。
[２７]《国语》卷１６《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第５０７页。
[２９]同[１８]，卷４６《昭公十五年》，下册第２０７７页。
[３０]同[１８]，卷５０《昭公二十二年》，下册第２１００页。
[３１]同[１８]，卷５４《定公三年》，下册第２１３２页。
[３２]同[１８]，卷５７《哀公元年》，下册第２１５５页。
[３３]同[１８]，卷５７《哀公四年》，下册第２１５８页。
[３４]同[１８]，卷５７《哀公五年》，下册第２１５９页。
[３５]同[１８]，卷５４《定公四年》，下册第２１３３页。
[３６]同[１８]，卷５７《哀公三年》，下册第２１５７页。
[３７]同[１３]，第６册第１７９６页。
[３８]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７９年１期。
[３９]同[１３]，第６册第１７９７页。
[４０]同[１３]，卷４４《魏世家》，第６册第１８３８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许潞梅〕
【摘要】青铜器臣谏簋铭文涉及到邢侯的“搏戎”，是研究邢国“迁封”之后，援“”抗“戎”战事的重要材料。本文根据有关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侯对“戎”的抵御与“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西周初青铜器臣谏簋的铭文，涉及到邢国“迁封”之后邢侯的救“”搏“戎”，李学勤、唐云明[１]、沈长云[２]、王冠英[３]及李先登[４]诸位先生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广集诸家之说，参以笔者管见，除对臣谏簋的器物和有关铭文进行解释外，并结合有关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就邢侯搏“戎”与所搏之“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问题试作考述。
一、臣谏簋的出土、形制、纹饰和断代
１９７３年３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收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来的元氏县西张村农民张新爱的信函，即派人对元氏西张村出土青铜器的遗址进行了调查。西张村位于元氏县城南约５公里，村东有一高大土丘，俗称霸王岗，因土丘四周和中部遭到破坏，断崖上暴露出灰坑和墓葬，张新爱等在此挖土时发现了多件青铜器，臣谏簋便是其中之一[５]。据简报可知，臣谏簋的形制为敛口、卷沿、方唇、束颈，腹部偏下鼓圆，圜底近平，矮圈足，颈腹间有四个对称的兽耳将腹部分为四格，耳下附长方形圆角垂珥。纹饰为腹部四格饰象纹，圈足饰变体龙纹（图一）。
关于臣谏簋的断代，诸家多有论及，但意见分歧较大，如：
王冠英先生《邢器铸造》认为：“臣谏簋和邢侯簋不仅形制相同，纹饰相似，铭文内容也有联系，都记载了邢侯的事，因此它们的铸作年代一定很相近。”又说：“从铭文上看邢侯簋和臣谏簋的文字风格也极近，如出一人手笔，这都不应是偶然的因素，很可能器、铭均为同一工匠同一书家所作，因而它们的铸作时代一定很相近。”又引李学勤、唐云明先生意见说：“类似臣谏簋、邢侯簋腹身的象纹，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据此，王冠英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应为“成王时器”。
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认为：“臣谏簋是四耳四珥的无盖簋，腹饰象纹，其形制、纹饰均与１９２１年洛阳出土的邢侯簋相同。同样的纹饰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这几件器物的时代当大致相同。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但李、唐两先生并未据此定臣谏簋与邢侯簋为“成王时器”，而认为：“邢侯簋是邢侯作器以祭祀其父周公，其年代应略晚于麦尊，可以估定在成康之际。因此和邢侯簋同形的臣谏簋，也是成康之际制作的器物。”
陈平先生《邢侯簋再研究》[６]认为：“李学勤先生将麦尊铭所言封邢侯事定为周公殁后成王后期初封邢侯的记录，将麦尊定为成王后期器，将邢侯簋、臣谏簋定为年代略晚于麦尊的成康之际器，将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中的邢侯定为周公之子第一代邢侯，都是十分正确的。”陈平先生在此虽然没有直接明言臣谏簋应为何时器，但就其上述口气看，他是赞同李、唐先生将臣谏簋定为“成康之际器”的。
沈长云先生《铭文补说》认为：麦尊是“康王时的铜器”，铭文中谈到“邢侯返周朝见周康王时，受到了康王很高的礼遇”。又说：“在麦尊之前，这位初封的邢侯自己还做过一件簋，即邢侯簋。”铭文又谈到了“邢侯曾被赋予王朝的政事，而邢侯在接受王命和赏赐之后，又表示自己要……永远臣服于天子，用以主管王赋予王朝的大命”。沈长云先生以上论述虽然也没有直接谈到臣谏簋的断代，但就其所定麦尊和邢侯簋为康王器这一点来看，他也将晚于麦尊和邢侯簋的臣谏簋看成了“康王时的铜器”。
李先登先生《邢器分析》认为：臣谏簋铭文记载“当戎侵扰国之时，邢侯出兵保护国，这既说明邢侯为当时这一地区的方伯，又说明这些国青铜器与邢器有关，可与邢器一并加以研究。”他又说“关于臣谏簋的年代，李学勤先生定为成王”（笔者按：实定为“成康之际”），但“从其形制纹饰与邢侯簋相近而又有别来看，其年代应（与邢侯簋）相近而略晚”。据此，李先登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也应为“康王”器。
彭裕商先生《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７]认为：在元氏县出土的铜器中，“年代较早的大概要属臣谏簋，该器器形、纹饰同传世的邢侯簋。”又说：邢侯簋的“铭文字体较早，所饰象纹也流行于昭世，……故其年代大约在昭王时期。”而臣谏簋的铭文字体略晚于邢侯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根据陈梦家的研究，铭文中这种语句最早“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据此，彭裕商先生认为臣谏簋的年代“大致在昭末穆初”。
以上诸家对臣谏簋的断代，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一是王冠英先生断其为成王器；二是李学勤、唐云明、陈平先生断其为成康之际器；三是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断其为康王器；四是彭裕商先生断其为昭末穆初器。以上这四种意见以何为妥？根据笔者管见，分别提出如下看法：
１、王冠英先生断臣谏簋为“成王时器”，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是臣谏簋不论在形制、纹饰上，还是在文字风格上，都与邢侯簋几乎相同。据此，既然可以认为邢侯簋是成王器，那么与邢侯簋几乎相同的臣谏簋也应是成王器。笔者认为臣谏簋的铸造时间既然比邢侯簋略晚，那么两器虽然同为成王器，但在具体时间上应当略有前后。按邢侯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的“迁封”之事，笔者曾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为成王晚期之初，而臣谏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搏戎”的事，其发生在邢侯“迁封”之后，据此，笔者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应在成王晚期之末。
２、李学勤、唐云明、陈平等先生将臣谏簋的制作时间断在“成康之际”，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意见，理由是如果根据这种意见，不论将臣谏簋断在成王之时还是断在康王之时都可以。笔者以前曾提出，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就器物断代的时间幅度上应当宁小勿大，凡是可以断在一个王世也可以断在两个王世的器物，就应当将它断在一个王世，因为一件器物的固有铸造时间只能是铸于一个王世，而不太可能铸于两个王世。
３、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所以将臣谏簋断为康王器，似是根据对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三器的断代排比推定的。如沈长云先生断麦尊和邢侯簋均为康王器，对于晚于麦尊、邢侯簋的臣谏簋的断代虽未明言，但就其论述口气，可知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只能定在康王时。而李先登先生断麦尊为成王末年器，断邢侯簋为周成王末年至周康王时器，因臣谏簋既晚于麦尊又晚于邢侯簋，故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不会超过康王时。
４、彭裕商先生所以断臣谏簋为昭末穆初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彭先生对标准器的断代有些偏晚，以此推定邢国诸器就都普遍偏晚，比如何尊是大家所公认的“成王时期标准器”[８]，而彭先生将与何尊相同的麦尊断为昭王器，以此推定晚于麦尊的邢侯簋也为昭王器，进而推定晚于邢侯簋的臣谏簋则必为昭末穆初器。二是由于彭先生过于偏重将相同的铭文语句作为器物的断代标准，而对于相同形制、纹饰、字体作为器物断代标准的重视不足。如臣谏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的语句，由于这种语句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铭文中，便依此为据，认为臣谏簋与遹簋为相近器物，进而将臣谏簋的时代断在昭末穆初。
二、臣谏簋的铭文、隶定、考释和通读
臣谏簋铭文刻铸于器内，由于锈蚀太甚，约有半数左右的字迹漫漶不清或“根本无存”。从残存的文字看，铭文应为８行，每行９字，共计７２字（图二）。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认为铭文现存５９字，“有些文字可以依文义试补”，据此，全铭隶定当如下：
隹戎大出于，井
戎，令臣谏□□亚
旅处于，从王□□。臣
谏曰：“拜手首，臣谏子
亡，母弟引庸又长子□，
余皇辟，令服。”乍
朕皇文考宝，隹用□
康令于皇辟，□□。
根据铭文内容层次，我们可以将全铭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由铭始“隹戎大出于”至“从王□□”，大意是记“戎”大举进攻“”和邢侯命“谏”领兵救“”搏“戎”；第二段由“臣谏曰”至“令服”，大意是记“谏”请示邢侯，让母弟长子继其服政；第三段由“乍朕皇文考宝”至铭末“匄□□”，大意是记“谏”为纪念其亡父而作此器。现将第一段有关邢侯为救援“”国而抵御“戎”族大举进攻的铭文详解如下：
“隹戎大出于”中的“隹”即“唯”或“惟”的初文，是古语首助词，无义。“戎”应是住在今河北中部的部族，具体地望在石家庄地区的西半部。“出”为动词，义为由内而外，在此指出兵，“大出”义指大举出兵。“”为古国名，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指出：在《说文》中有“”、“”两字，许慎解“彼此不相混淆”，但据《文源》解，“”、“”两字为“同字”，而《说文新义》也解“”、“”两字“同出一源”，认为从“车”从“氏”之“”也即从“车”从“氐”之“”。
“井矦戎”中的“井”为“邢”的初文，“矦”为“侯”之古写，依此，“井矦”即“邢侯”。“”即“搏”字，义为搏斗抵抗。按“”字从“厂”从“”，与不其簋铭文从“戈”从“”作“”同；也与簋铭文从“十”从“”作“博”同。
“令臣谏□□亚旅处于”中的“”字即“诞”，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以为“诞”为“助词，无义”；笔者则认为“诞”字在此当为发语词，与《诗经·生民》所言“诞寘之隘巷”[９]中的“诞”字应为相同含义。按“令”通“命”，在此应是邢侯命“谏”之“命”；“臣”则为谏之自称，义为臣下。“”为“以”之古写，在此应为介词，可引为动词“率领”，如小臣簋铭文所记“白懋父殷八征东尸”释为“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东夷”，其与此“”释为“率领”相同。“亚旅”，依文献当为官名，如《尚书·牧誓》记“司徒、司马、司空、亚旅”[１０]，《孔氏传》云“亚，次；旅，众也”，认为亚旅为“众大夫，其位次卿”。据此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解释说：“本铭谏为邢侯之臣，邢侯命他率亚旅出居于，谏的身份应为卿，亚旅则为在他之下的众大夫。”
“从王□□”的“王”指周王，因笔者倾向臣谏簋为成王晚期之末器，故以为此“王”应为成王。“王”字前为一缺字，李学勤、唐云明先生在《西周邢国》中依铭文句例补为“从”，但“王”字后的两缺字未补。笔者认为，根据麦盉、麦鼎铭文并言“从井矦征事”句例，“王”字后的两缺字可补为“征事”。按麦盉、麦鼎铭文所记“从井矦征事”，是指邢侯的官吏“麦”的“从邢侯征事”；而臣谏簋铭文“从王征事”，应是指周王的诸侯“邢侯”的“从周王征事”。按“从王征”为金文习见之恒语，其含义当有两种解释：一是“从王亲征”；二是“从王命征”。笔者认为此邢侯的“从王征事”应是“从王命征”。
依上所释，此段铭文大意应为：戎人大举出兵进攻国，邢侯对戎人进行了搏战，命臣谏率领□□亚旅进驻国。
三、邢侯所搏之“戎”族属的争论
臣谏簋铭文所记“隹戎大出于，井矦戎”，义即“戎族大举进攻国，邢侯对戎进行了搏战”。关于邢侯所“搏”之“戎”究竟属于哪一个族属，它们原来居住在何地，诸家提出了许多意见，但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１、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在《西周邢国》中说：“北戎是散居在晋国境内的一种民族，多数在今山西省东部和东南部。臣谏簋所记，应即北戎东出井陉南下，以致威胁邢国。周平王时北戎乘周室危弱之机，由太行向南发展，又被邢国击破。”又说：“邢国的历史始终与戎狄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载周室东迁，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这条重要史料当出于古本《纪年》。臣谏簋所御的戎，我们以为也是北戎。”又说：“春秋前期白狄通过晋北进入太行山区。公元前６６２年，狄人伐邢；６６１年，齐军救邢；６６０年，狄人灭卫；６５９年，齐、宋、曹救邢，迁邢国于夷仪。”
依上所述，可知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初“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为同一族属，铭文所记之“戎”也即文献所记之“北戎”，认为它们原住在山西省东部和东南部，其后“东出井陉”，才来到了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而文献所记春秋前期“狄伐邢”之“狄”和“狄人灭卫”之“狄人”，与西周初的“戎”和东周初的“北戎”则不是同族，它们的族属是“白狄”，原来的住地在“晋北”，它们不是“东出井陉”来到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而是“通过晋北进入太行山区”。
２、沈长云先生在《铭文补说》中说：“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虽然把‘北戎’与‘山戎’划分为两事，但仍区别戎与狄为两大族系，认为邢灭于狄人与戎无涉。”认为“戎”是“中国之人”对敌对异姓部族的一种“泛称”，“狄”则应是来自狄人的一种“自称”，而“周代北方的戎人，多数就是狄人”。又说：“《左传》中‘戎’与‘北戎’的称呼早于‘狄’，寻其内在联系，‘狄’正是‘北戎’日后的改称。”故他认为：“早期的‘北戎’或‘戎’，与较晚时期的‘狄人’都活跃在中原一带，与‘北戎’发生关系的晋、齐、鲁、郑、周，而后也都与‘狄人’发生关系，故‘北戎’与‘狄’必是一事。”
依上所述，可知沈长云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初“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以及《左传》所记春秋时和邢、晋、齐、鲁、郑、周等发生过关系的“狄”，均属同一族属。这个族属“早期”本称“戎”或“北戎”，“较晚”时之所以称“狄”，只不过是原“戎”或“北戎”的改称。
３、张怀通先生在《邢侯所搏之“戎”考》[１１]中说：臣谏簋铭文记邢侯所“搏”之“戎”，应是“周人的宿敌商人”，具体说“就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他认为商代的“王畿向北一直到达今河北石家庄与保定之间”，由于在“河北新乐、藁城、定州一带发现了带有‘’徽的商铜器”，便认为这一带居住着一个以“”为族徽的“显赫的武士家族”。他根据丁山将这个族徽隶定为“戎”字，便认为“周公东征，武庚禄父北奔，或与‘’氏族及其他商人氏族在北方的势力较大有关”，从而“居住于新乐一带的‘’氏族可能在三监叛乱失败后逃进了太行山中”，故臣谏簋所记成王末年邢侯所搏之“戎”，即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又认为：“春秋前期……邢国步步向南退却，只是由于齐、晋的强大才阻止了‘戎’人的南侵……这时‘戎’人迫于齐、晋的压力开始逐渐向北转移，春秋中后期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建立了代。”
依上所述，可知张怀通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春秋时逼迫邢国南退的“狄”同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张怀通先生在考述中虽然没有明确文献所记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为何族属，但就其所言西周初之“戎”与春秋中后期之“狄”同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无疑他也将东周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视为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
４、张全喜先生在《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１２]中认为：张怀通先生将“邢侯所搏”之“戎”说成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认为“将铜器铭文中用作泛称的‘戎’的概念，同甲骨文用作专称的以‘’为族徽的一个武士家族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造成了“混乱”，因此对“邢侯所搏之‘戎’的族属问题之考察，不应从甲骨文所载殷商中晚期北土的民族地理分布入手，而应结合西周时期北土之境民族的地理格局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探讨”，故“臣谏簋铭文所论邢侯所搏之‘戎’，很有可能即为两周之际犹居于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族的一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即为姬姓鲜虞”。而从“春秋初期邢侯大破北戎，到春秋中期狄人攻破卫国”和“灭邢”，“不难看出鲜虞确为两周时期北土之境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依上所述，可知张全喜先生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西周“邢侯搏戎”之“戎”，与文献所记东周之初“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属于同一族属，而“戎”或“北戎”与文献所记春秋中期“灭亡邢国”和“攻破卫国”的“狄”也属于同一族属。他认为这一族属可能是居住在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族的一支”，其具体族属“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属于“姬姓”的“鲜虞”族。
四、西周、春秋时的戎、北戎、狄、北狄
根据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期与邢国发生过冲突的部族，就名称来说有“戎”、“北戎”、“狄”、“北狄”等。这些部族的族属关系如何，它们原来居住在何地，后来又迁到了什么地方？按上列诸家解释，颇为分歧。下面就笔者管见，试作考述：
第一，西周、春秋时期，散布在今河北与山西境内的部族很多，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部族的名称可以笼统称“戎”或“狄”，亦可以合称“戎狄”，作为部族群体，又可以称为“诸戎”或“诸狄”。但如果具体到某一部族的具体名称，则常见在“戎”或“狄”之前冠以地名或徽名，如散布在今河北东北部燕山以南的戎称“山戎”，散布在今河北西北古代水一带的戎称“代戎”，散布在今河北西部太行山东麓的戎称“北戎”或“北狄”，散布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带的戎称“太原之戎”，散布在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一带的戎称“条戎”，散布在今山西东部太行山西麓的狄称“白狄”。
第二，依上所述，笔者认为臣谏簋铭文所记“邢侯搏戎”之“戎”与《后汉书》所记“邢侯大破北戎”之“北戎”应是同一部族，它与文献所记之“狄”即“北狄”也应是同一部族。依此，笔者认为“戎”即“狄”，也即“北戎”、“北狄”。有的学者认为“北戎”也即“北狄”原来的住地在山西境内，其后所以活动在河北境内是由于它们的“东迁”。笔者则认为它们原来的住地不在山西境内而应在河北境内，大体地望在今河北中部的太行山以东，具体地点在今河北中部的石家庄地区。按此原来住在今河北中部的“戎”也即“北戎”，与原来住在今河北东北部的“山戎”，以及原来住在今河北西北部的“代戎”属于同一族种，殷商时曾臣属于商，并为商人赐姓，从张守义《史记正义》所注“代”为“子姓”[１３]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代，子姓”[１４]可知，与“代戎”同一族种的“山戎”和“北戎”的族姓，也应和“代戎”的族姓一样，同为“子姓”戎。
第三，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戎本无君长，……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１５]再根据《逸周书·世俘解》所记：周初“服国六百五十有二”[１６]和《吕氏春秋·观世》所记：周初“服国八百余”[１７]，可知周初原来住在今河北中部的戎狄，在商亡后已是周人的“藩服”，故周初封燕于河北北部时，燕国的封域越过了戎狄居住的河北中部；同样，原来住在今河北南部的“”、“苏”诸族，在商亡后亦应已是周的“服国”，故周初封卫于河南北部时，卫国的封域也不到“”、“苏”所居住的河北南部。不过后来由于居住在河北中部的戎狄日益强大，不断对居住在河北南部的小国进行侵扰，才使河北中部与南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四，周初成王为加强对东方东夷叛离的征伐，曾经始封邢国于邢丘，其后为加强对北方戎狄侵扰的抵御，复又迁封邢国于邢台。从元氏铜器臣谏簋铭文所记“隹戎大出于，邢侯搏戎”，可证邢国在迁封邢台之后曾对北方戎狄的南侵进行了搏战抵御；而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邢侯大破北戎”，又可知邢国在东周之初还曾对戎狄的南侵进行了征战，并可说明此时的邢国尚保持着强劲的实力。但从春秋中期开始邢国的国势逐渐衰落，因无力抵御戎狄的进攻而步步南退，这就是《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经文所记的公元前６６２年的“狄伐邢”[１８]，《闵公元年》所记的公元前６６１年的“齐人救邢”[１９]，《僖公元年》所记的公元前６５９年的“齐、宋、曹救邢”和“迁邢于夷仪”[２０]。
第五，在邢国南迁夷仪之后，邢国原来的都城邢邑便被“狄人”长期占领。在此期间，“狄人”不仅对邢邑的财物进行了大肆掠夺，而且对邢邑西郊的邢侯墓葬还进行了疯狂的挖掘，囊括了历代邢侯的殉葬宝器。按邢侯墓葬群发现的地点在今邢台市西郊的葛家庄村北，此与《太平寰宇记》所记邢侯墓“在邢台西”相合[２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对邢侯墓葬群进行了发掘，但令人意外的是：不论“邢侯大墓”还是“陪葬小墓”的殉葬品几乎都“荡然无存”。笔者认为这应与“狄人”对邢侯墓葬群的大肆挖掘有关，理由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现象，绝不是一般盗墓贼盗墓之后所留下的结果。
第六，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从公元前６５９年邢国南逃夷仪后，至公元前６３５年为止，邢国在夷仪维持了２４年之久，至公元前６３５年春天方被卫国灭亡，这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的“卫侯灭邢”[２２]。由此可知，邢实灭于卫，而非灭于狄，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的所谓“狄人灭邢”或“中山灭邢”与史不合。卫灭邢之后，其势力曾一度北逐邢地，甚至到达了更远的今河北中部石家庄以南的元氏，从《元和姓纂》所记的卫大夫“咺”食邑于“元”[２３]，其后以“元”为姓，“咺”称“元咺”，而“元”称“元氏”，可以说为“卫灭邢”后其势力到达这一地区提供了一个旁证。
第七，石家庄地区南部是“狄人”也即“北狄”南入邢地后的大后方，因此卫国势力深入于此，必然引起“北狄”的惊恐逃离。“北狄”的逃离路线应是沿太行山东麓向北，经曲阳以北的谷道即今红姑沟逃入蔚县，其中一部分“北狄”人与原住在古代水，即古祁夷水，也即今壶流河[２４]流域的“代戎”融合，另一部分则继续北逃，一直逃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古鲜卑山一带。逃到鲜卑山一带的这部分“北狄”人，与后来越过燕山向北逃到鲜卑山一带的“山戎”人聚居。大概到了汉朝之初，“山戎”与“北狄”的后裔因鲜卑山之名而将族名称作鲜卑，故裴在《史记集解》中引服虔之说而解释为：“山戎、北狄，盖即鲜卑也。”[２５]
五、春秋战国时的鲜虞、中山
根据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活动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部族，除西周、春秋时期已存在的戎、狄之外，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等。这些部族的族属关系如何，诸家在考述中多有论及，但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戎与狄有族属关系，与中山也有族属关系，但与鲜虞无族属关系。二是认为戎与狄无族属关系，但狄与鲜虞和中山有族属关系。三是认为戎即狄，而鲜虞即中山，但认为戎、狄与鲜虞、中山无族属关系。笔者倾向第三种意见。
关于戎即狄，前面已经详述，兹就鲜虞即中山以及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盛和消亡等历史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春秋中期，在狄（即北狄，也即戎、北戎）北逃之后，原来居住在今山西东部的一部分白狄经井陉东进河北中部。这一部分白狄属于白狄别种，其中较大的一支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西部和南部，这就是文献中所记的鲜虞。另有较小的两支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的东部，这就是文献中所记后来建的肥和鼓。鲜虞的活动始见于春秋后期，比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注云：“鲜虞，白狄别种。”[２６]又《国语·郑语》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 也。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韦注云：“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２７]依此可知，狄就是北狄，而鲜虞则是生活在狄的姬姓的白狄别种。
第二，春秋后期的前半段，散布在今河北中部石家庄地区西部和南部的鲜虞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曾利用燕国远在河北北部无力顾及河北中部之际，先后占领了今石家庄地区的北部地带，其中包括今行唐境内的南行唐，新乐境内的野合，曲阳境内的丹丘，唐县境内的左人、中人、平中和定州的顾。随后以今正定城北２０公里的新城铺为都城，正式建立了鲜虞国，并威逼位于今石家庄地区东部藁城的同族“肥”和位于今石家庄地区东部晋州的同族“鼓”成为自己的附庸国。
第三，春秋后期的后半段，晋国六卿的斗争激烈，六卿之一的荀吴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率军进入了河北中部，对鲜虞势力开始了冲击。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公元前５３０年，荀吴灭了鲜虞的附庸国肥[２８]；《昭公十五年》记：在公元前５２７年又灭了鲜虞的附庸国鼓[２９]；《昭公二十二年》记：公元前５２０年“以上军略东阳”（按：大体包括太行山以东至古黄河以西地区）[３０]。荀吴病死，其子荀寅继位之后，晋人在河北的形势有所逆转，鲜虞对晋人开始了反击，如《左传·定公三年》记：公元前５０７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３１]；《哀公元年》又记：公元前４９４年“鲜虞人伐晋，取棘蒲（今赵县）”[３２]。
第四，与荀吴进入河北中部的同时，六卿之一的赵鞅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进入了河北南部，遂与南面卫国对邯郸的深入和北面荀寅对东阳的深入发生了矛盾。在他们的争斗中赵鞅取胜，他首先铲除了南面卫国在邯郸的势力，阻止了卫国北进，同时又击败了北面荀寅在东阳的势力，并逼使荀寅北投鲜虞，故《左传·哀公四年》记：公元前４９１年荀寅“奔鲜虞”，在齐人与鲜虞会师后，“纳荀寅于柏人（今隆尧城西南）”[３３]；《哀公五年》记：公元前４９０年由于赵鞅围攻柏人，荀寅又被迫“奔齐”[３４]。至此，赵氏完全控制了东阳地区，前后占领邢、临、鄗、栾诸邑，从而将其势力推进到了石家庄地区的南部，与盘踞在今石家庄地区的鲜虞人形成了对峙局面。
第五，春秋后期的鲜虞和战国时期的中山应为同一部族，所不同者是鲜虞为族名，而中山是国名。就文献记述，中山之名始见于春秋后期，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公元前５０７年荀寅说：“国家方危，诸侯方贰……疾疟方起，中山不服。”[３５]《哀公三年》则记，公元前４９２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３６]。以上两处所记中山之名，应是左氏以战国鲜虞所建之中山的国名而记春秋后期的鲜虞之事，故杜预在注中明确指出，此“中山，鲜虞也”。按春秋时鲜虞以今正定城北的新城铺为都城所建之国为族国，故沿其族名称鲜虞；而战国时鲜虞以今定州为都城所建之国自命为公国，故因山名而改称中山。
第六，依《史记·赵世家》所记：鲜虞定都定州，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３７]赵献侯十年为公元前４１４年，武公为中山国的第一代君，都城在顾，即今定州。桓公为武公之子，为中山国的第二代君，都城迁到了灵寿。１９７４年在平山县三汲发现了中山的都城遗址，可知桓公所迁之灵寿即在此处。中山王壶铭文记有：“唯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３８]铭文所记之“文”指文公，“武”指武公，“桓”指桓公。文公为武公之父，武公为桓公之父，此与《世本》所记“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的世系关系正相吻合。
中山国在武公和桓公之时势力十分强盛，其控制区域大体相当于今河北保定地区的西部和石家庄地区的全部。但桓公之后，由于受到赵国的强大攻击，其势逐渐衰落，并最终于公元前２９６年为赵所灭。
六、所谓“魏灭中山”与“中山复国”
关于“魏灭中山”，在《史记·赵世家》和《魏世家》中均见记载，但笔者感到这些记载疑点很多，未必可信。
首先，《史记·赵世家》所记“魏灭中山”的时间与《魏世家》所记“魏灭中山”的时间不合。《赵世家》记：赵“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３９]；而《魏世家》则记：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４０]。赵烈侯元年为公元前４０９年，而魏文侯十七年则为公元前４３０年，两处所记同为“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之事，但在时间上却前后相差了２１年之多。
其次，《史记》所记魏国的地理位置在赵国的南面，依常理，魏国越过赵国之境而北灭中山不大可能。魏文侯之时，赵国的南疆已到达了今山东西北的武坡、河北南部的武安和山西南部的长治，魏国如果北伐中山，则首先必须通过赵国的这条防线，然后穿过赵国的领土，才能与北部的中山接触。按此时魏、赵交仇，魏国如果礼求假道，赵国是不会允许的；如果强行通过，那就必然遭到赵国的武力阻拦。
其三，根据《史记》所记，中山建国的时间晚而亡国的时间早，依常理，这与一个国家先建国而后灭国的实际不合。如《赵世家》记：赵献侯十年中山初立，而《魏世家》则记：魏文侯十七年中山灭亡。按赵献侯十年为公元前４１４年，而魏文侯十七年则为公元前４３０年，依此则中山建国的时间反比亡国的时间晚了１６年。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足证“魏灭中山”之说实难成立。“魏灭中山”是“中山复国”的立论前提，既然“魏灭中山”之说不能成立，那么“中山复国”之说也就无从谈起。
附：在诸家的论述中常常涉及到春秋的分期问题，而且大多是依某一事件发生在春秋的某一时间段而定，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笔者在历史教学中有感于学生对历史分期常常要求概念明确，曾对春秋的分期进行了如下的划定：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开始，至公元前４０３年结束，前后共计３６７年。根据此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政治形势，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春秋前期、春秋中期、春秋后期。
春秋前期是指公元前７７０年的“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６７９年的“诸侯与齐桓公会于甄”。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王室衰微，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强大与强国齐桓公霸业局面的开始。
春秋中期是指公元前６７９年的“诸侯与齐桓公会于甄”至公元前５４６年诸侯的“弭兵之会”。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齐国始霸，接着是晋、宋、楚、吴等国的争霸，到大国之间的暂时妥协。
春秋后期是指公元前５４６年的“弭兵之会”至公元前４０３年的“三家分晋”。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形势是公室衰微，大夫势强，大夫凌驾诸侯和取代诸侯之事每每发生。
————————
[１]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１９７８年１期。下引简称《西周邢国》。
[２]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载《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下引简称《铭文补说》。
[３]王冠英：《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载《邢台历史经济论丛》，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下引简称《邢器铸造》。
[４]李先登：《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下引简称《邢器分析》。
[５]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１９７９年１期。
[６]陈平：《邢侯簋再研究》，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７]彭裕商：《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
[８]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１页。
[９]《毛诗正义》卷１７《生民》，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５３０页。
[１０]《尚书正义》卷１１《牧誓》，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１８３页。
[１１]张怀通：《邢侯所搏之“戎”考》，《文物春秋》１９９９年２期。
[１２]张全喜：《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文物春秋》２００１年３期。
[１３]《史记》卷４３《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６册第１７８８页。
[１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１７册《山西》，上海涵芬楼影印稿本，第２３册第３～４页。
[１５]《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１０册第２８７５页。
[１６]《汲冢周书》卷４《世俘解》，载《四部丛刊》初编，中华书局，第１５册第２５页。
[１７]《吕氏春秋》卷１６《观世》，载《四部丛刊》初编，中华书局，第２４册第１０３页。
[１８]《春秋左传正义》卷１０《庄公三十二年》，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１７８３页。
[１９]同[１８]，卷１１《闵公元年》，下册第１７８６页。
[２０]同[１８]，卷１２《僖公元年》，下册第１７９０页。
[２１]《太平寰宇记》卷５９《河北道八》，载《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４６９册第４９２页。
[２２]同[１８]，卷１６《僖公二十五年》，下册第１７９０页。
[２３]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第１册第４５０页。
[２４]王国维：《水经注校》卷１３《湿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４３３页。
[２５]同[１３]，卷３２《齐太公世家》，第５册第１４８８页。
[２６][２８]同[１８]，卷４５《昭公十二年》，下册第２０６２页。
[２７]《国语》卷１６《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第５０７页。
[２９]同[１８]，卷４６《昭公十五年》，下册第２０７７页。
[３０]同[１８]，卷５０《昭公二十二年》，下册第２１００页。
[３１]同[１８]，卷５４《定公三年》，下册第２１３２页。
[３２]同[１８]，卷５７《哀公元年》，下册第２１５５页。
[３３]同[１８]，卷５７《哀公四年》，下册第２１５８页。
[３４]同[１８]，卷５７《哀公五年》，下册第２１５９页。
[３５]同[１８]，卷５４《定公四年》，下册第２１３３页。
[３６]同[１８]，卷５７《哀公三年》，下册第２１５７页。
[３７]同[１３]，第６册第１７９６页。
[３８]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７９年１期。
[３９]同[１３]，第６册第１７９７页。
[４０]同[１３]，卷４４《魏世家》，第６册第１８３８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