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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彝尊的“求醇”诗学观念是其整个文学创作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求醇”就是对诗歌纯正、精纯不杂的探索。这种观念包括“醇正”“醇真”“醇雅”三部分，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温柔敦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回归与重申，也是朱彝尊结合自身经历所进行的一种再创造。
关键词：朱彝尊 “求醇” 诗学观念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生长于明清易代之际，精通诗、词和文章创作，在清初文坛以兼通百家、学识渊博而著称。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与王世祯并称“朱王”，在清诗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朱彝尊在诗歌创作的同時十分注重诗学理论的发展，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诗学观念。他的诗学观念除在《明诗综》中有部分讨论之外，最主要的都是集中在《曝书亭集》中他所作的诗集序文里。朱彝尊的诗学观念涉及诗歌的创作主旨、创作风格、创作功能、创作方法等方方面面。本文主要选取朱彝尊诗学观念中的“求醇”观念进行讨论。
一、“醇”的释义
中华民族的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刻画符号了，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呈现出多种文化意义。那么何为“醇”呢？
我国的古书典籍中对“醇”字也都有所记录。较早的典籍《书·说命中》中就有“惟厥攸居，政治惟醇”。 此后的很多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汉书？爰盎传》“买二石醇醪”。《汉书·礼乐志》：“河龙供鲤醇牺牲。”《淮南子·泛论训》：“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张衡《东京赋》：“春醴惟醇。”《三国志·何夔传》：“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文选·嵇康〈琴赋〉》：“兰肴兼御，旨酒清醇。”唐韩愈《读荀》：“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元代《落梅歌》：“含章檐下肌理匀，春梦未醒香醪醇。”明李贽《宋人讥荀卿》：“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纵观“醇” 字在古书中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味道纯正浓厚的酒”“精纯，纯一不杂”“道德风尚的淳厚质朴”。总的来说，“醇”字在流变过程中，始终都没有离开它的本意。
朱彝尊诗歌中的“求醇”观念，我们从训诂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是朱彝尊对诗歌中所具有的纯正、淳厚、精纯不杂的探索。
二、“求醇”观念
我们通过对“醇”字的训诂，讨论朱彝尊“求醇”的诗学观念，是脱离了朱彝尊这个研究对象来说的，这只是从外在的方面进行的一个笼统的解释。下面我们从朱彝尊的诗歌作品和诗论作品中来探索其“求醇”的诗学观。关于这一观念，严迪昌先生认为“醇含两个层次，一是醇真，一为醇雅，这关系到诗的审美意识。”①朱则杰先生认为：“所谓醇，主要指内容‘醇正’，语言纯净。”②两位先生的论点有相通处，亦有不同处，只不过是从不同方面讨论罢了。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应该将二位先生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即朱彝尊的“求醇”观念应该包括“醇正”“醇真”“醇雅”三个方面。
（一）醇正
朱则杰先生认为朱彝尊的“醇正”是针对内容方面而言的，“内容‘醇正’，意谓不违背六经之旨。”②也就是说，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应该不违背六经的要旨。朱彝尊在《答胡司泉书》中就曾说过，“ 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朱彝尊所说的“文”自然也包括他的诗，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来源于六经。而六经主要就是儒家的各种经典。
实际上，朱彝尊的这种“宗六经”的说法，从诗歌的发展史上来看，是对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的一种重申。诗歌的创作应该回到诗歌的正统上去。何为正统？应该如朱彝尊在《高舍人诗序》中所说：“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唯蕴诸心也正……凡可受诗人之目者，类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
通过朱彝尊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正统就是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而朱彝尊所倡导的“醇正”就是对这种诗教观念的回归。同时，他也把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标准和典型来纠正那些“不正”的诗教观念，这也是他“醇正”观念的功能体现。
（二）醇真
“醇真”应该指创作者即诗人在创作之时所流露的真性情，所见到的真内容，应该是自然流露而非虚情假意。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所作的大量的《序》中，围绕“言志”和“缘情”两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论述。《放胆诗序》：“言志之谓诗。”《天愚山人诗集序》：“诗以言志，诵其诗可以知其志矣。”《九歌草堂诗集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诗亡也。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记》曰：‘诗，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钱舍人诗序》：“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当抒发自己心中之“志”，抒发自己内心之“情”，诗歌只有具备“真情实感”方为诗。反过来，诗人因为有了“志”和“情”，才发而为诗。
关于“醇真”，表现在朱彝尊对明代学唐而失“真”的风气的批评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了“宗唐宗宋”的问题。朱彝尊在《王先生言远诗序》中说：“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暂且不论朱彝尊是宗唐还宗宋的问题，朱彝尊认为诗歌当中应该抒发“唐人之志”，而明代学唐人而无唐人之志，这是一种失“真”的表现。通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诗歌中的“醇真”就是“言志”与“缘情”。
（三）醇雅
关于诗歌中“雅”的观念，自古已有之。在《礼记·经解》中，孔子就有过相关论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统领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孔子的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也指导着后世诗歌的创作。《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雅》就有105篇，并且有《大雅》《小雅》之分。《毛诗序》对“雅”的解释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指的是朝廷的正乐，也就是那些合乎礼仪规范的作品。《诗》是后来经孔子删定而成的，必然要符合孔子的诗教观念，所以《诗》中之“雅”与“温柔敦厚”是相关的。 “雅”的观念也一直存在于诗歌的创作过程之中。古代的诗歌是“诗、乐、舞”的有机统一。诗歌的“雅”应该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内容上主要是指诗歌中物象、意象、情感等要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形式上主要是针对“音调”而言的。传统儒家持“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雅”诗应该如《论语·八佾》中对《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彝尊对“雅”的观念进行了再一次的重申和阐发，并提出“醇雅”的观念。他在《钱舍人诗序》中提出：“中书舍人华亭钱君芳标，字葆馚，于学无不博，尤工于诗。……予反复诵之，其辞雅以醇，其志廉以洁，其言情也绮丽而不佻，信夫情之挚而一本乎自得者欤！”
在这段序言中，朱彝尊认为“于学无不博”之辞“雅以醇”，也就是“以博为雅”。他在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学养，主张博学取材，这主要是由于他通观经史百家，学识渊博。诗歌博学取材于经史，这也是“雅”的一种体现。
关于“醇雅”，朱彝尊在《李上舍瓦缶集序》中有进一步论述：
“今上舍之诗丽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上舍务以汉魏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优游涵泳，日进不已……试奏之鹭翔之侧，与雅乐奚殊哉？”
他将“醇雅”提高到了“大雅”“雅乐”的境界进行阐释，充分说明了朱彝尊对古体诗中“雅”观念的回归。他认为“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体现了朱彝尊对五言古体诗的推崇。上述引文后面的论述中也体现了他“汉魏六代三唐”之诗为“雅”的观点。朱彝尊的“‘醇雅’实即‘古雅’。”③
朱彝尊的“醇雅”观念，在他对唐诗和宋诗的态度中也能够体现出来。单纯从朱彝尊的诗学理论方面来说，他对“宗唐宗宋”的态度，通过上述《李上舍瓦缶集序》中的引文就能够表现出来。他认为“六代三唐”之诗“与雅乐奚殊哉”，可看出他对唐诗是十分推崇的。对于宋诗，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也有贬斥的意味。除此之外，他在《曝书亭集》的很多序文中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王学士西征草序》中：“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葉李二使君合刻诗序》：“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者乃效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最为明显的是他在《刘介于诗集序》中写道：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好滥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趋数者其志烦，敖辟者其志乔。由是被之于声，高者？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险者敛，侈者筰而弇者郁，斯未可以道古也。”
从中可以体会到，朱彝尊对唐诗的极力推崇，而对宋诗则更多的是抨击。“其褒贬的标准即在于认为唐诗‘中正而和平’即雅正，而宋诗叫嚣、俚鄙，有悖于雅正之道。”④
三、“求醇”观念的原因
朱彝尊的“求醇”观念实际上是对古代诗歌中的“醇正”“醇真”“醇雅”的重申和回归。包含着“正、真、雅”的这种“醇”的观念在朱彝尊的诗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理念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求醇”的这种观念是基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两个因素阐发的。
（一）社会环境因素
朱彝尊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这在汉族发展史和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异族的铁蹄踏破中原山河大地，入主中原。对于国家灭亡的悲痛和耻辱，无数的士人进行艰苦的探索，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教训，以匡扶社稷。
明代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为博得名利，世人弃传统经典而转向八股文的研究。阳明心学兴盛，王学左派引人谈禅入道，人们尚清谈，好玄虚，而不读经研史。整个社会笼罩着靡靡之音，有大厦将亡之感。面对社稷倾覆，很多人将文运、世运和国运相结合，将学风与时风联系起来，在诗歌创作领域，批评以竟陵派为主的“诗风寒魄”“意境空疏”诗歌创作。竟陵派的批判对清代诗歌领域的弊端进行一一改正，提倡转益多师，直抒真意，这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一种回归。
朱彝尊的诗学观念除在《明诗综》里有少数的论述，“最集中的表陈在他编入《曝书亭集》的第三十六到第三十九卷的七十篇诗集序文里。这批诗序基本作于其‘鸿博’、享大名之后的三十年间里。”⑤朱彝尊被举“鸿博”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而康熙皇帝则在《御选唐诗序》中，亲自阐明了对诗风的倡导：
“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德之助也。而从容讽咏，感人最深者，莫近于诗。……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纤丽华巧之作，虽工不禄，使览者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
最高统治者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依照着这种标准进行诗歌的创作，并向儒家诗教观念回归。
而朱彝尊“求醇”诗歌观念的提出与故国沦丧，时人对竟陵诗风的批判，统治者对“温柔敦厚”诗风的提倡的社会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自身经历因素
朱彝尊提出“求醇”的诗学观念，对传统诗教观念的回归，有着自身的“家学渊源”。他生长于书香门第，江南望族之家，其曾祖父朱国祚曾为当朝宰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虽然到朱彝尊时期家道中落，但是家族中才艺之士仍然辈出。他在《荇溪诗集序》中提道：“竟陵钟氏、谭氏之学，心窃非之，以为直亡国之音尔。”对竟陵派的这种抨击，其曾祖父早已做出如此评论。这是朱彝尊“求醇”观念提出的一个前提。
朱彝尊一生经历十分丰富，可以分为“抗清时期”“游幕时期”“仕清时期”“归隐时期”四个阶段。前文已经说过，他的诗学观念主要体现在“鸿博”之后的30年间所作的序文里。这个时间段正是朱彝尊的“仕清时期”和“归隐时期”，曾为康熙文学近侍，出典江南乡试，入值南书房，可谓深受圣恩。康熙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的提倡，必然会影响到朱彝尊的诗歌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相较于青年时期的激烈，其晚年更趋于平淡。他的人生经历对于“求醇”的诗学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朱彝尊的“求醇”诗学观念是对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重申，“醇正”“醇真”“醇雅”的探讨，是朱彝尊对诗的新的阐释。这种诗教观念虽然是对传统的复归，但也是朱彝尊结合时代背景和自身经历的一种再创造，作为其文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实际的创作中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后人对这种观念的重视与学习。
注释：
①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②朱则杰：《论朱彝尊的文学思想》，《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3月，第7卷第1期。
③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页。
④ 李哲理：《朱彝尊“醇雅说”之探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第5卷第6期。⑤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参考文献：
[1]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孔子.尚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6]司马朝军，校订.庄适，选注.汉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4.
[7]庄适，臧励和.韩愈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8]李贽.焚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
[9]萧统，编.李善，注.中华传世文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11]刘安.淮南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
[12]刘磊.朱彝尊诗学理论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07.
（作者简介：吕行，男，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关键词：朱彝尊 “求醇” 诗学观念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生长于明清易代之际，精通诗、词和文章创作，在清初文坛以兼通百家、学识渊博而著称。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与王世祯并称“朱王”，在清诗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朱彝尊在诗歌创作的同時十分注重诗学理论的发展，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诗学观念。他的诗学观念除在《明诗综》中有部分讨论之外，最主要的都是集中在《曝书亭集》中他所作的诗集序文里。朱彝尊的诗学观念涉及诗歌的创作主旨、创作风格、创作功能、创作方法等方方面面。本文主要选取朱彝尊诗学观念中的“求醇”观念进行讨论。
一、“醇”的释义
中华民族的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刻画符号了，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呈现出多种文化意义。那么何为“醇”呢？
我国的古书典籍中对“醇”字也都有所记录。较早的典籍《书·说命中》中就有“惟厥攸居，政治惟醇”。 此后的很多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汉书？爰盎传》“买二石醇醪”。《汉书·礼乐志》：“河龙供鲤醇牺牲。”《淮南子·泛论训》：“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张衡《东京赋》：“春醴惟醇。”《三国志·何夔传》：“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文选·嵇康〈琴赋〉》：“兰肴兼御，旨酒清醇。”唐韩愈《读荀》：“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元代《落梅歌》：“含章檐下肌理匀，春梦未醒香醪醇。”明李贽《宋人讥荀卿》：“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纵观“醇” 字在古书中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味道纯正浓厚的酒”“精纯，纯一不杂”“道德风尚的淳厚质朴”。总的来说，“醇”字在流变过程中，始终都没有离开它的本意。
朱彝尊诗歌中的“求醇”观念，我们从训诂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是朱彝尊对诗歌中所具有的纯正、淳厚、精纯不杂的探索。
二、“求醇”观念
我们通过对“醇”字的训诂，讨论朱彝尊“求醇”的诗学观念，是脱离了朱彝尊这个研究对象来说的，这只是从外在的方面进行的一个笼统的解释。下面我们从朱彝尊的诗歌作品和诗论作品中来探索其“求醇”的诗学观。关于这一观念，严迪昌先生认为“醇含两个层次，一是醇真，一为醇雅，这关系到诗的审美意识。”①朱则杰先生认为：“所谓醇，主要指内容‘醇正’，语言纯净。”②两位先生的论点有相通处，亦有不同处，只不过是从不同方面讨论罢了。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应该将二位先生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即朱彝尊的“求醇”观念应该包括“醇正”“醇真”“醇雅”三个方面。
（一）醇正
朱则杰先生认为朱彝尊的“醇正”是针对内容方面而言的，“内容‘醇正’，意谓不违背六经之旨。”②也就是说，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应该不违背六经的要旨。朱彝尊在《答胡司泉书》中就曾说过，“ 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朱彝尊所说的“文”自然也包括他的诗，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来源于六经。而六经主要就是儒家的各种经典。
实际上，朱彝尊的这种“宗六经”的说法，从诗歌的发展史上来看，是对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的一种重申。诗歌的创作应该回到诗歌的正统上去。何为正统？应该如朱彝尊在《高舍人诗序》中所说：“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唯蕴诸心也正……凡可受诗人之目者，类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
通过朱彝尊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正统就是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而朱彝尊所倡导的“醇正”就是对这种诗教观念的回归。同时，他也把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标准和典型来纠正那些“不正”的诗教观念，这也是他“醇正”观念的功能体现。
（二）醇真
“醇真”应该指创作者即诗人在创作之时所流露的真性情，所见到的真内容，应该是自然流露而非虚情假意。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所作的大量的《序》中，围绕“言志”和“缘情”两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论述。《放胆诗序》：“言志之谓诗。”《天愚山人诗集序》：“诗以言志，诵其诗可以知其志矣。”《九歌草堂诗集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诗亡也。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记》曰：‘诗，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钱舍人诗序》：“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当抒发自己心中之“志”，抒发自己内心之“情”，诗歌只有具备“真情实感”方为诗。反过来，诗人因为有了“志”和“情”，才发而为诗。
关于“醇真”，表现在朱彝尊对明代学唐而失“真”的风气的批评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了“宗唐宗宋”的问题。朱彝尊在《王先生言远诗序》中说：“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暂且不论朱彝尊是宗唐还宗宋的问题，朱彝尊认为诗歌当中应该抒发“唐人之志”，而明代学唐人而无唐人之志，这是一种失“真”的表现。通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诗歌中的“醇真”就是“言志”与“缘情”。
（三）醇雅
关于诗歌中“雅”的观念，自古已有之。在《礼记·经解》中，孔子就有过相关论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统领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孔子的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也指导着后世诗歌的创作。《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雅》就有105篇，并且有《大雅》《小雅》之分。《毛诗序》对“雅”的解释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指的是朝廷的正乐，也就是那些合乎礼仪规范的作品。《诗》是后来经孔子删定而成的，必然要符合孔子的诗教观念，所以《诗》中之“雅”与“温柔敦厚”是相关的。 “雅”的观念也一直存在于诗歌的创作过程之中。古代的诗歌是“诗、乐、舞”的有机统一。诗歌的“雅”应该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内容上主要是指诗歌中物象、意象、情感等要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形式上主要是针对“音调”而言的。传统儒家持“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雅”诗应该如《论语·八佾》中对《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彝尊对“雅”的观念进行了再一次的重申和阐发，并提出“醇雅”的观念。他在《钱舍人诗序》中提出：“中书舍人华亭钱君芳标，字葆馚，于学无不博，尤工于诗。……予反复诵之，其辞雅以醇，其志廉以洁，其言情也绮丽而不佻，信夫情之挚而一本乎自得者欤！”
在这段序言中，朱彝尊认为“于学无不博”之辞“雅以醇”，也就是“以博为雅”。他在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学养，主张博学取材，这主要是由于他通观经史百家，学识渊博。诗歌博学取材于经史，这也是“雅”的一种体现。
关于“醇雅”，朱彝尊在《李上舍瓦缶集序》中有进一步论述：
“今上舍之诗丽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上舍务以汉魏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优游涵泳，日进不已……试奏之鹭翔之侧，与雅乐奚殊哉？”
他将“醇雅”提高到了“大雅”“雅乐”的境界进行阐释，充分说明了朱彝尊对古体诗中“雅”观念的回归。他认为“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体现了朱彝尊对五言古体诗的推崇。上述引文后面的论述中也体现了他“汉魏六代三唐”之诗为“雅”的观点。朱彝尊的“‘醇雅’实即‘古雅’。”③
朱彝尊的“醇雅”观念，在他对唐诗和宋诗的态度中也能够体现出来。单纯从朱彝尊的诗学理论方面来说，他对“宗唐宗宋”的态度，通过上述《李上舍瓦缶集序》中的引文就能够表现出来。他认为“六代三唐”之诗“与雅乐奚殊哉”，可看出他对唐诗是十分推崇的。对于宋诗，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也有贬斥的意味。除此之外，他在《曝书亭集》的很多序文中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王学士西征草序》中：“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葉李二使君合刻诗序》：“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者乃效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最为明显的是他在《刘介于诗集序》中写道：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好滥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趋数者其志烦，敖辟者其志乔。由是被之于声，高者？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险者敛，侈者筰而弇者郁，斯未可以道古也。”
从中可以体会到，朱彝尊对唐诗的极力推崇，而对宋诗则更多的是抨击。“其褒贬的标准即在于认为唐诗‘中正而和平’即雅正，而宋诗叫嚣、俚鄙，有悖于雅正之道。”④
三、“求醇”观念的原因
朱彝尊的“求醇”观念实际上是对古代诗歌中的“醇正”“醇真”“醇雅”的重申和回归。包含着“正、真、雅”的这种“醇”的观念在朱彝尊的诗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理念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求醇”的这种观念是基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两个因素阐发的。
（一）社会环境因素
朱彝尊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这在汉族发展史和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异族的铁蹄踏破中原山河大地，入主中原。对于国家灭亡的悲痛和耻辱，无数的士人进行艰苦的探索，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教训，以匡扶社稷。
明代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为博得名利，世人弃传统经典而转向八股文的研究。阳明心学兴盛，王学左派引人谈禅入道，人们尚清谈，好玄虚，而不读经研史。整个社会笼罩着靡靡之音，有大厦将亡之感。面对社稷倾覆，很多人将文运、世运和国运相结合，将学风与时风联系起来，在诗歌创作领域，批评以竟陵派为主的“诗风寒魄”“意境空疏”诗歌创作。竟陵派的批判对清代诗歌领域的弊端进行一一改正，提倡转益多师，直抒真意，这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一种回归。
朱彝尊的诗学观念除在《明诗综》里有少数的论述，“最集中的表陈在他编入《曝书亭集》的第三十六到第三十九卷的七十篇诗集序文里。这批诗序基本作于其‘鸿博’、享大名之后的三十年间里。”⑤朱彝尊被举“鸿博”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而康熙皇帝则在《御选唐诗序》中，亲自阐明了对诗风的倡导：
“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德之助也。而从容讽咏，感人最深者，莫近于诗。……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纤丽华巧之作，虽工不禄，使览者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
最高统治者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依照着这种标准进行诗歌的创作，并向儒家诗教观念回归。
而朱彝尊“求醇”诗歌观念的提出与故国沦丧，时人对竟陵诗风的批判，统治者对“温柔敦厚”诗风的提倡的社会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自身经历因素
朱彝尊提出“求醇”的诗学观念，对传统诗教观念的回归，有着自身的“家学渊源”。他生长于书香门第，江南望族之家，其曾祖父朱国祚曾为当朝宰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虽然到朱彝尊时期家道中落，但是家族中才艺之士仍然辈出。他在《荇溪诗集序》中提道：“竟陵钟氏、谭氏之学，心窃非之，以为直亡国之音尔。”对竟陵派的这种抨击，其曾祖父早已做出如此评论。这是朱彝尊“求醇”观念提出的一个前提。
朱彝尊一生经历十分丰富，可以分为“抗清时期”“游幕时期”“仕清时期”“归隐时期”四个阶段。前文已经说过，他的诗学观念主要体现在“鸿博”之后的30年间所作的序文里。这个时间段正是朱彝尊的“仕清时期”和“归隐时期”，曾为康熙文学近侍，出典江南乡试，入值南书房，可谓深受圣恩。康熙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的提倡，必然会影响到朱彝尊的诗歌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相较于青年时期的激烈，其晚年更趋于平淡。他的人生经历对于“求醇”的诗学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朱彝尊的“求醇”诗学观念是对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重申，“醇正”“醇真”“醇雅”的探讨，是朱彝尊对诗的新的阐释。这种诗教观念虽然是对传统的复归，但也是朱彝尊结合时代背景和自身经历的一种再创造，作为其文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实际的创作中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后人对这种观念的重视与学习。
注释：
①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②朱则杰：《论朱彝尊的文学思想》，《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3月，第7卷第1期。
③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页。
④ 李哲理：《朱彝尊“醇雅说”之探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第5卷第6期。⑤严迪昌：《清诗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参考文献：
[1]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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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磊.朱彝尊诗学理论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07.
（作者简介：吕行，男，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