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念念不忘，对他们的故事百听不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身作则生活简朴，能与大众同甘共苦。关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感人的故事今天读来仍倍感温馨，并让人们坚信一个道理：赢民心者得天下。
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这一天，被称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红色中华?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发布了一份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共同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部一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信和《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瑞金县反贪污浪费案的处分》。该训令和指示信及处分，号召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
?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是中央苏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喜爱这份报纸。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消息，大都是通过该报予以发布或报道的。从中央直属机关到基层苏维埃政府人员，几乎同时从?红色中华?报上获悉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1934年，这场群众性的与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相结合的“反浪费风暴”，高潮迭起，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未终而止。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影响之深，在中央历史上实属鲜见。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贪污浪费问题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早在“一苏大会”前夕，即1931年11月初，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严肃指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重申中央政府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后来又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等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在此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也在《红色中华》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贪腐浪费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与严厉的惩办！”为此，中央工农监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显眼处挂设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贪污浪费分子都是通过控告箱检举线索查出来的。
从1933年秋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并及时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也做了公开报道，陕西省档案馆藏1934年1月4日第二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唐仁达执行枪决，唐仁达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这次检查他的罪目，单只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变卖公家物件的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三十四项，合计大洋二千余元，其经手浪费中有贪污，还不算在内，人民委员会巳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蓝文勋撤职查办，蓝文勋瑞金财政部长，他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仁达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举发，反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到，无可掩饰时，才说出唐仁达贪污了土豪刘继仪罚款二十元，让其赔还了事，再不追究，蓝文勋放唐仁达的贪污案件有重大的嫌凝，应予撤职查办。瑞金主席团事先全无觉察，检查又不上报，故予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撼。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造成临时最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有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文件。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长的梁柏台等人，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开始摆上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
1933年12月15日，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为张贴散发。“二苏大会“前夕，为了扩大影响，项英又指示中央工农监察部草拟了一份专门配合这场斗争开展的指示信，报经毛泽东审定后，与上述《训令》同时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公布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轨道。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24日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大声呼吁：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节省每个铜版，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的共鸣。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代表着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与贪腐浪费行为作斗争的决心和心声！ 节俭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念念不忘，对他们的故事百听不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身体力行生活简朴，能与大众同甘共苦。关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节俭的故事今天读来仍倍感温馨，并让人坚信一个道理：崇尚简朴赢民心。
毛泽东的简朴改变了陈嘉庚的看法和立场。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回到祖国，慰劳抗日军民，在重庆受到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国民党政府拨出专款接待。然而，这却使陈嘉庚十分不安。他对于重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到处一派灯红酒绿、花天酒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景象很不满意。陈嘉庚提出希望到延安慰劳考察，蒋介石虽极力反对但终难阻止，就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毛泽东闻讯，立刻电邀陈嘉庚到延安访问。陈嘉庚到达延安时，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陈嘉庚。陈嘉庚后来记述道：“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相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个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外的院子里，由朱德等人陪同， 与陈嘉庚共进晚餐。人多桌小，就把一个陈旧的较大的圆桌面放在小方桌之上，将四张白纸铺在旧桌子上作为桌布。不料，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把白纸吹到了地下，于是干脆不用“白纸桌布”了。晚餐的主食是在延安难得一见的白米饭，菜肴则是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风味。桌上仅有的一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毛泽东有客人，特地送来的。
通过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观察对比，陈嘉庚的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离开延安后，他对慰劳团团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延安之行，使陈嘉庚彻底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后来，陈嘉庚又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邓小平警告干部：我们来西南，不是来享受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地区后，迅速建立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过去，由于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干部住在农家小院毫无怨言。如今革命胜利了，一些人就认为，革命成功，进了大城市，要把办公条件搞得好一些，办公房子搞得宽敞一些。于是，这个单位占用一个宾馆，那个单位占用一个别墅，虽然进驻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却感到房子不够用，整天争来吵去。
邓小平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召集几个说房子不够用的领导干部到家里开会。大家一进门，邓小平就严肃地说：大家来了，今天我们不拉手。接着，邓小平叫大家先看看他自己住的这座房子——这里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关所在地，房子很陈旧，只有两层。刘伯承住在一层，邓小平一家住在二层。邓家和刘家的几个孩子光着脚丫子，就在屋里跑来跑去，漏雨的房顶仍然在滴水。
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嫌房子不够？我们来西南，是为西南人民做点事，不是来享受的，西南人民都希望我们做点事。土匪还在，你们就想舒服？你们刚到，什么事不做就闹房子，你们想想，住宾馆、住好房子的那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与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散会后，住宾馆、住好房子的领导干部，立刻搬走了。就这样，重庆各机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迅速解决了。
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简朴震慑了国民党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战役中我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批将校军官。彭德怀就找来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军长”谈话，了解敌情。谈话完毕，警卫员端来一大盆面条，借来老乡几个粗瓷大碗。彭德怀拿起一个粗瓷大碗就舀面条。那名“中将军长”站在一旁，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的人有的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证明我高高在上，特殊得很！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这证明你们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又有一次，几名解放军战士押送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一名军长到后方去。途中遇到一个中年解放军干部，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在一个村子里，中年解放军干部看到一位老乡挑了两桶水，就说：“老乡，我可以喝碗水吗？”经过老乡同意后，他舀了一碗水一口气喝完，向老乡道谢后离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就问：“这是谁？’’解放军战士回答：“彭副总司令。”这名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不禁连连感叹：“国民党必然灭亡，必然灭亡！’’他从彭德怀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这一点上，看到了共产党必然胜利、国民党必然灭亡的根本所在。
司令员陈毅、陈赓、秦基伟的简朴庆功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的当天晚上，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悄悄视察了郑州市容。视察完毕，一贯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陈赓对秦基伟说：“老秦，你们纵队打了个漂亮仗，也不请我们的客？"陈毅也说：“对头，你打了蒋委员长的土豪，我们要打你的土豪！”秦基伟说：“那好哇，我这几个伙食尾子，都共产算了。”打了胜仗，陈毅和陈赓都很高兴，秦基伟更为高兴。于是，人民解放军这三位高级将领轻装简从，走上街头。但是，由于时间已晚，大街上的饭店都关门了。三位战将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擅长厨艺的陈赓自告奋勇，代替厨师，亲自下厨“露了一手”，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边吃边聊，吃得非常开心，聊得十分尽兴。
谁也不会想到，威震中原、威震华夏、威震国内外的陈毅、陈赓、秦基伟这三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刚刚打了胜仗、占领中原名城郑州后，就是这样不事张扬，就是这样简单朴素，就是这样一尘不染。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文稿配图见下：
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
陕西省档案馆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版，刊登的中央执委1933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这一天，被称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红色中华?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发布了一份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共同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部一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信和《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瑞金县反贪污浪费案的处分》。该训令和指示信及处分，号召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
?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是中央苏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喜爱这份报纸。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消息，大都是通过该报予以发布或报道的。从中央直属机关到基层苏维埃政府人员，几乎同时从?红色中华?报上获悉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1934年，这场群众性的与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相结合的“反浪费风暴”，高潮迭起，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未终而止。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影响之深，在中央历史上实属鲜见。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贪污浪费问题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早在“一苏大会”前夕，即1931年11月初，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严肃指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重申中央政府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后来又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等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在此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也在《红色中华》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贪腐浪费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与严厉的惩办！”为此，中央工农监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显眼处挂设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贪污浪费分子都是通过控告箱检举线索查出来的。
从1933年秋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并及时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也做了公开报道，陕西省档案馆藏1934年1月4日第二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唐仁达执行枪决，唐仁达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这次检查他的罪目，单只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变卖公家物件的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三十四项，合计大洋二千余元，其经手浪费中有贪污，还不算在内，人民委员会巳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蓝文勋撤职查办，蓝文勋瑞金财政部长，他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仁达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举发，反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到，无可掩饰时，才说出唐仁达贪污了土豪刘继仪罚款二十元，让其赔还了事，再不追究，蓝文勋放唐仁达的贪污案件有重大的嫌凝，应予撤职查办。瑞金主席团事先全无觉察，检查又不上报，故予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撼。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造成临时最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有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文件。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长的梁柏台等人，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开始摆上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
1933年12月15日，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为张贴散发。“二苏大会“前夕，为了扩大影响，项英又指示中央工农监察部草拟了一份专门配合这场斗争开展的指示信，报经毛泽东审定后，与上述《训令》同时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公布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轨道。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24日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大声呼吁：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节省每个铜版，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的共鸣。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代表着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与贪腐浪费行为作斗争的决心和心声！ 节俭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念念不忘，对他们的故事百听不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身体力行生活简朴，能与大众同甘共苦。关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节俭的故事今天读来仍倍感温馨，并让人坚信一个道理：崇尚简朴赢民心。
毛泽东的简朴改变了陈嘉庚的看法和立场。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回到祖国，慰劳抗日军民，在重庆受到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国民党政府拨出专款接待。然而，这却使陈嘉庚十分不安。他对于重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到处一派灯红酒绿、花天酒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景象很不满意。陈嘉庚提出希望到延安慰劳考察，蒋介石虽极力反对但终难阻止，就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毛泽东闻讯，立刻电邀陈嘉庚到延安访问。陈嘉庚到达延安时，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陈嘉庚。陈嘉庚后来记述道：“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相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个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外的院子里，由朱德等人陪同， 与陈嘉庚共进晚餐。人多桌小，就把一个陈旧的较大的圆桌面放在小方桌之上，将四张白纸铺在旧桌子上作为桌布。不料，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把白纸吹到了地下，于是干脆不用“白纸桌布”了。晚餐的主食是在延安难得一见的白米饭，菜肴则是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风味。桌上仅有的一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毛泽东有客人，特地送来的。
通过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观察对比，陈嘉庚的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离开延安后，他对慰劳团团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延安之行，使陈嘉庚彻底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后来，陈嘉庚又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邓小平警告干部：我们来西南，不是来享受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地区后，迅速建立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过去，由于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干部住在农家小院毫无怨言。如今革命胜利了，一些人就认为，革命成功，进了大城市，要把办公条件搞得好一些，办公房子搞得宽敞一些。于是，这个单位占用一个宾馆，那个单位占用一个别墅，虽然进驻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却感到房子不够用，整天争来吵去。
邓小平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召集几个说房子不够用的领导干部到家里开会。大家一进门，邓小平就严肃地说：大家来了，今天我们不拉手。接着，邓小平叫大家先看看他自己住的这座房子——这里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关所在地，房子很陈旧，只有两层。刘伯承住在一层，邓小平一家住在二层。邓家和刘家的几个孩子光着脚丫子，就在屋里跑来跑去，漏雨的房顶仍然在滴水。
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嫌房子不够？我们来西南，是为西南人民做点事，不是来享受的，西南人民都希望我们做点事。土匪还在，你们就想舒服？你们刚到，什么事不做就闹房子，你们想想，住宾馆、住好房子的那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与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散会后，住宾馆、住好房子的领导干部，立刻搬走了。就这样，重庆各机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迅速解决了。
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简朴震慑了国民党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战役中我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批将校军官。彭德怀就找来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军长”谈话，了解敌情。谈话完毕，警卫员端来一大盆面条，借来老乡几个粗瓷大碗。彭德怀拿起一个粗瓷大碗就舀面条。那名“中将军长”站在一旁，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的人有的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证明我高高在上，特殊得很！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这证明你们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又有一次，几名解放军战士押送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一名军长到后方去。途中遇到一个中年解放军干部，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在一个村子里，中年解放军干部看到一位老乡挑了两桶水，就说：“老乡，我可以喝碗水吗？”经过老乡同意后，他舀了一碗水一口气喝完，向老乡道谢后离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就问：“这是谁？’’解放军战士回答：“彭副总司令。”这名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不禁连连感叹：“国民党必然灭亡，必然灭亡！’’他从彭德怀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这一点上，看到了共产党必然胜利、国民党必然灭亡的根本所在。
司令员陈毅、陈赓、秦基伟的简朴庆功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的当天晚上，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悄悄视察了郑州市容。视察完毕，一贯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陈赓对秦基伟说：“老秦，你们纵队打了个漂亮仗，也不请我们的客？"陈毅也说：“对头，你打了蒋委员长的土豪，我们要打你的土豪！”秦基伟说：“那好哇，我这几个伙食尾子，都共产算了。”打了胜仗，陈毅和陈赓都很高兴，秦基伟更为高兴。于是，人民解放军这三位高级将领轻装简从，走上街头。但是，由于时间已晚，大街上的饭店都关门了。三位战将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擅长厨艺的陈赓自告奋勇，代替厨师，亲自下厨“露了一手”，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边吃边聊，吃得非常开心，聊得十分尽兴。
谁也不会想到，威震中原、威震华夏、威震国内外的陈毅、陈赓、秦基伟这三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刚刚打了胜仗、占领中原名城郑州后，就是这样不事张扬，就是这样简单朴素，就是这样一尘不染。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文稿配图见下：
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
陕西省档案馆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版，刊登的中央执委1933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