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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7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加拿大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人类学家伊莎白女士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从“中文带着四川味儿”的童年到白发苍苍的寿逾期颐老者,从人类学家到教育家,伊莎白亲历了中国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21世纪的崛起。
“华西坝上一株
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华西坝,父亲饶和美和母亲饶珍芳都是加拿大传教士。饶和美曾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身)并任该校教务长;饶珍芳于1919年接手管理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现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伊莎白出生后,爸爸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素梅,寓意“华西坝上一株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在华西坝上度过的,她常常说:“我是华西坝的女儿”。高中毕业后的1933年,伊莎白回到加拿大,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学系。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在大学期间,伊莎白依然心系华西坝。小时候,伊莎白常跟随父母到四川山里游玩,接触过很多少数民族,因而对大山深处的农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毅然决定,毕业后去四川农村进行人类学研究:“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对于我来说,太富有吸引力了。”
重走长征路坠入爱河
1939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伊莎白回到成都。此时,中国正值全面抗战时期,战事十分紧张。1940年10月,经教育家晏阳初介绍,伊莎白参加四川省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协助调查全乡1500余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那段日子里,伊莎白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不同的是要拿一根棍,防止狗咬;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就住在农民老乡的家里,用一台简陋的英文打字机做记录。
不久,在华西协和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支持下,伊莎白又不畏艰辛,翻山越岭奔赴阿坝高原理县甘堡乡进行社会调查。在近一年的社会实践中,伊莎白走访了众多的藏族部落,写下大量的社会人类学笔记。在向当地人学习纺线的过程中,她发现手工捻羊毛线既粗又低效,而且特别辛苦。她回成都时,特地买了一辆先进的纺车,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甘堡乡。
1942年初,太平洋战场风云突变,伊莎白的社会调查被迫中止。不久她在华西坝遇到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他们相约踏着六七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走考察。长征路上,这对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坠入爱河。1942年夏,两人回英国完婚。受丈夫的影响,伊莎白于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和柯鲁克一起参军,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柯鲁克从事情报工作,伊莎白则成为作战部队医疗分队的一名中尉。
战争胜利后,柯鲁克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继续研究中国问题,伊莎白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在伦敦的一间狭窄公寓里,这对英国共产党员一遍遍研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由此决心放弃学业,重返中国。1947年夏,经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乔冠华、龚澎二人安排,他们由香港转赴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考察和报道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完成了中英文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两部享誉海内外的著作。
104岁重访出生地
1948年春,就在伊莎白与丈夫准备返回加拿大时,意外收到一份邀请: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急需英语人才,希望你们留在中国。他们因此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
从事教学工作之余,伊莎白一直惦记着璧山兴隆场的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离开兴隆场之后的30多年里,她一直无缘重访故地。直到退居二线之后,从1981年(66岁)至2004年,伊莎白六次重访璧山,为完成她的兴隆场调查报告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在璧山,伊莎白非常有名气。老人们知道,这位老外在抗战时期在大兴镇搞调查、开诊所、教认字;年轻人知道,她多次来到大兴镇,资助了不少贫困孩子读书。1994年,伊莎白完成三卷本的人类学著作《经济、政治与社会》。2013年,她又出版了《兴隆场:抗戰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和乡村建设实验等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6月25日,104岁的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回到魂牵梦萦的华西坝。在昔日母亲任校长的弟维小学,伊莎白回首往事,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我非常幸运,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国这些年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
(摘自《文史精华》 高荣伟/文)
“华西坝上一株
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华西坝,父亲饶和美和母亲饶珍芳都是加拿大传教士。饶和美曾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身)并任该校教务长;饶珍芳于1919年接手管理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现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伊莎白出生后,爸爸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素梅,寓意“华西坝上一株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在华西坝上度过的,她常常说:“我是华西坝的女儿”。高中毕业后的1933年,伊莎白回到加拿大,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学系。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在大学期间,伊莎白依然心系华西坝。小时候,伊莎白常跟随父母到四川山里游玩,接触过很多少数民族,因而对大山深处的农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毅然决定,毕业后去四川农村进行人类学研究:“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对于我来说,太富有吸引力了。”
重走长征路坠入爱河
1939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伊莎白回到成都。此时,中国正值全面抗战时期,战事十分紧张。1940年10月,经教育家晏阳初介绍,伊莎白参加四川省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协助调查全乡1500余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那段日子里,伊莎白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不同的是要拿一根棍,防止狗咬;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就住在农民老乡的家里,用一台简陋的英文打字机做记录。
不久,在华西协和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支持下,伊莎白又不畏艰辛,翻山越岭奔赴阿坝高原理县甘堡乡进行社会调查。在近一年的社会实践中,伊莎白走访了众多的藏族部落,写下大量的社会人类学笔记。在向当地人学习纺线的过程中,她发现手工捻羊毛线既粗又低效,而且特别辛苦。她回成都时,特地买了一辆先进的纺车,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甘堡乡。
1942年初,太平洋战场风云突变,伊莎白的社会调查被迫中止。不久她在华西坝遇到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他们相约踏着六七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走考察。长征路上,这对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坠入爱河。1942年夏,两人回英国完婚。受丈夫的影响,伊莎白于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和柯鲁克一起参军,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柯鲁克从事情报工作,伊莎白则成为作战部队医疗分队的一名中尉。
战争胜利后,柯鲁克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继续研究中国问题,伊莎白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在伦敦的一间狭窄公寓里,这对英国共产党员一遍遍研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由此决心放弃学业,重返中国。1947年夏,经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乔冠华、龚澎二人安排,他们由香港转赴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考察和报道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完成了中英文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两部享誉海内外的著作。
104岁重访出生地
1948年春,就在伊莎白与丈夫准备返回加拿大时,意外收到一份邀请: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急需英语人才,希望你们留在中国。他们因此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
从事教学工作之余,伊莎白一直惦记着璧山兴隆场的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离开兴隆场之后的30多年里,她一直无缘重访故地。直到退居二线之后,从1981年(66岁)至2004年,伊莎白六次重访璧山,为完成她的兴隆场调查报告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在璧山,伊莎白非常有名气。老人们知道,这位老外在抗战时期在大兴镇搞调查、开诊所、教认字;年轻人知道,她多次来到大兴镇,资助了不少贫困孩子读书。1994年,伊莎白完成三卷本的人类学著作《经济、政治与社会》。2013年,她又出版了《兴隆场:抗戰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和乡村建设实验等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6月25日,104岁的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回到魂牵梦萦的华西坝。在昔日母亲任校长的弟维小学,伊莎白回首往事,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我非常幸运,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国这些年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
(摘自《文史精华》 高荣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