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笔下人物的性格往往具有一种自反式的逻辑，温和下潜藏着偏执，焦躁中夹杂着隐忍，纯粹里暗含着狡猾。这样的人物描画引领着意料之外的情节走向，自然会抓取读者的视线。双雪涛的小说不拘一格，游走于类型与反类型写作之间，维持着严肃与通俗的平衡，让评论者和普通读者皆有所得。东北故乡的真切“记忆”是他的创作源泉，但是他又曾在自己的小说里调侃作文和撒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朴素地讲，双雪涛小说创作的有趣源于略带空灵的想象、跳跃不羁的叙事安排和举重若轻的社会指向。双雪涛的作品年轻、丰富有活力，又极具成长性，能投合时下通行的各种阅读期待和旨趣。
　　 在诸多关于双雪涛作品的解读中，一个为人瞩目的方面是对其东北叙述的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作者也许并没有对东北的历史变迁进行精确描述与概括的意图，萦绕在小说中更多的仍是个人记忆，只是这些个人记忆必然携带了时代印记，亦不可避免地被某种宏大言说中的小说使命所召唤、所阐释。这其中便有两篇文章同时提及了“下岗”这一历史事件在双雪涛小说中的投射。黄平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和杨立青的《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及其他》都强调了作家所描述的困窘生活，以及灰色的个人记忆与下岗之间的关联，国企改制之前工人与体制紧密相依的那种关系被打破之后，其带来的冲击在小说的内容、结构甚至语言风格上留下了标记。
　　 黄平指出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正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下岗’，使得庄德增一家与李守廉一家所拥有的共同体生活趋于破碎”，“这里的‘东北’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以地理空间转喻被粉碎的共同体”。^[1]当一代人所共享的生活图景随着形势的变化退出文学叙事时，小说家将展现何种叙事姿态来弥合业已生成的阶级差异？《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两个家庭形成有趣的对照：代表资方的庄德增一家和代表工人的李守廉一家，他们的后代因一场刑事悬案，聚首于小说结尾处，当平原牌香烟上刻画着李斐形象的烟标（烟标的题名同样为“平原”）飘向湖面对岸，“平原”的象征意涵慢慢浮现，“庄树对于李斐的‘爱’也是对于共同体的‘爱’”^[1]。这个并没有昭示小说真正答案的诗意结尾，在评论者那里看来，恰是寄托着作家对于过往“共同体”的缅怀。
　　 另一个被评论者黄平着意凸显的是承载“摩西”这一意象内涵的李守廉。具有工人阶级身份的李守廉从未以第一人称讲述者在故事中发声，然而这样的沉默仿佛正是对一直处于失声或尴尬处境的工人形象的隐喻。评论者进一步指出，“也许沉默比讲述意味着承担更多”^[1]。李守廉沉默地承担着社会转型之痛，承担着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都必须面对的危机，甚至承担着他人的无视和“误解”。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双雪涛的另一篇小说《无赖》。“无赖”老马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猥琐、酗酒和“自残”方式的耍赖，然而当“我”踏足老马的住所，这个“无赖”的穷困潦倒竟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呈现出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他的潦倒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生活变故。“无赖”老马残存的血性与温情，正如李守廉命运颠沛仍坚守的自尊与正义感。《平原上的摩西》中多个人物并立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似乎并没有限制李守廉这个角色意义的充分敞开，他仍承接着“共同体”那些温情的意涵，这也正是评论者坚持将“摩西”的意义落实在李守廉身上的原因。
　　 从这样的评论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东北”并不是一个审美性的存在，黄平明确地拒绝“东北”的地方性特征，而是把它看作管窥国家结构性变迁的重要“视角”。进一步而言，东北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曾经最高的地区，下岗工人所关联的转型阵痛和社会变迁在文学中是如何被叙述的，而这种叙述在同样产生巨变的文学转型的氛围下，与工农兵为主体的当代“十七年”叙事保持了何种顽强的联系？考察这种叙事的历史意义，便成为评论者的焦点议题。
　　 这种联系在21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中已经发生，有所不同的是“底层”的指向更靠近当下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双雪涛的叙述则指向“父辈”，指向回忆中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与“十七年”主流文学的叙事主体更为贴近。当然，与“十七年”叙事中昂扬的时代氛围和必胜的主体信念完全不同，在双雪涛冷静、略带调侃又不乏诗意的描述中，“父辈”的际遇与历史的前进产生某种诡异的对立。一方面處于困境中的下岗工人倔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和梦想，另一方面这种守护却与时代构成了巨大的疏离，如《飞行家》中的李明奇对飞行器的执着与痴迷，又如，《大师》中的父亲陶醉在棋局中的自我“经营”，他们似在竭力地印证自身的价值，却又像是逃避着残酷的现实。
　　 李云雷认为“底层叙事”“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2]。这个“先锋”的其中一层意思是，对底层的叙述不一定是现实主义的。这正如双雪涛的小说文本，它充满了超越常规的想象力、陌生化的意象，以及对叙事语调和策略的灵活运用。尤其是那些凶杀、枉死和梦境的情节，都可以看成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构造，用一种刻意的偏离和越轨来突出人物的处境和感受。这些非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或许就是李云雷所说的“先锋”，虽然未必能直接承载“底层”的身份诉求和利益表达，但至少可以让读者觉察并体验到那些被剥夺、被损害者的痛苦经历。
　　 如上所述，穿越那些奇特的东北元素和炫目的叙事技巧，聚焦那些在历史变幻中陨落的工人群体，试图恢复他们在时下文学格局中一个庄严的位置，抑制那些“自我”的小资叙事的无限膨胀，这样的批评角度与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比作品本身更加令人激动。然而依靠粗粝而真切的生活经历和个体记忆所激发的文学活力，是否能让双雪涛走得更远，实现评论家所期待的对新的文学形态的推动呢？
　　 有人指出，双雪涛的处女作《翅鬼》已经为他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即对“没有名字”的人、无法证明自身的人的关注，之后的下岗工人、失败者们就是此类形象的合理延伸。尤其在《聋哑时代》里的那些叛逆者，由于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急功近利的教化，而陷入令人唏嘘的无声境地。这似乎是对钳制自由的教育模式的讽刺。然而在作家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他的校园经历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的成长也不像小说中所说的那些“成长”充满坎坷。双雪涛曾聊到自己对青春的看法，他并不觉得自己在长大，“我可能不算是书写青春记忆，我现在还在这青春之中”^[3]，或许《聋哑时代》并不是单纯地对记忆的整理和成长的缅怀。作家的成长不仅在小说之外，也在小说之内。双雪涛曾说自己是偶然进入小说写作这个行当，这使他强烈感受到当时的工作无法给予的自由。 　　 这个自由的我“像侍从一样勤劳，像国王一样思考”^[4]。《聋哑时代》中每个人的故事几乎都是叛逆的，这个“叛逆”或许可以看作那个自由的我在刻意为之，是一种带有戏剧意味的“虚构”，它让小说情节得以推动，得以自由而无限地生长。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个“虚构”的叛逆性，是否基于作家性格中真实存在的叛逆因素。
　　 但有评论者如杨立青仍然从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提炼出作家一条清晰的心路历程：源于“下岗”对生活的冲击带来的“恐惧”，“共同体”所带来的稳定感的打破，转而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寻找精神安慰，最终回归和退守到“个人”。这样的解读所强调的是具体的社会大环境对作家精神世界曲折微妙的扰动。
　　 在《聋哑时代》里，作家复刻了自己成为小说家的经历，杨立青将“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这句内心独白视为作家的自我写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聋哑时代》类似一种良药，写作就是一种治愈。写作这个因偶然事件而激发的选择，在解读者那里成为在“共同体”的衰落中，无力应对的作家的必然命运。双雪涛“成为小说家”的现实选择是否和过往的记忆创伤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联系？
　　 在《刺杀小说家》这篇小说里，双雪涛进一步升华了“成为小说家”这一事件的本体意义。这个故事虽然虚实相间，主客难分，但这恰恰印证着虚构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一个“小说家”所拥有的自由和局限性正如他笔下的人物所拥有的自由和局限性，久藏被困囿在小说的故事冲突里，“小说家”同样也是被困囿在生活迷局里。久藏和他的复仇、赤发鬼和他的刺杀都是“小说家”自身意识的外化，这其实是“小说家”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斗争。然而巧合的是，这种斗争隐约投射着历史的影子，久藏的父亲与赤发鬼本是同道中人，是现存秩序的共同缔造者，而后却分道扬镳，埋下仇恨，这是否又可以再次解读为“共同体”瓦解的隐喻？被小说家刻写的“仇恨”是否就是社会隐忧的表征？
　　 评论家们吁求小说创作要和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鮮明的呼应关系，自然会对那种把“自我”美学推到极致的创作表示警惕。然而与此同时，双雪涛笔触所及，又正是对自我经验的充分展开。作者表示过他更在乎人，故事是随之而来的。对人的持续关切是否真正有助于他打破那些已经僵化的书写自我的美学教条？而小说家在社会结构中要自觉并能动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对人的深刻关切和认知呢？
　　注释
　　[1]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J].扬子江评论，2017（3）.
　　[2]李云雷.“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N].文艺报，2007-9-4.
　　[3]双雪涛.介入时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小说写得像点样子[N].文学报，2016-11-10.
　　[4]双雪涛.文学应当是混战的[N].羊城晚报，2016-6-19.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