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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它和人类所从事的其他艺术活动一样,都是人的主体行为。在音乐美学诸多的研究门类中,集中体现人的主体行为是音乐实践。音乐实践包括创作、表演和欣赏三大环节。音乐创作是其中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音乐创作实际上反映了音乐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我围绕音乐实践的三个方面来谈谈音乐的艺术精神问题。
一、音乐实践的第一环节是音乐创作
1.音乐创作的本质是表现时代精神和思想的艺术实践。
18、19世纪的欧洲音乐创作与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艺术理论家瓦·康定斯基说得好:“每当人类精神力量有所增长,艺术的力量就随之而增长。”贝多芬处在欧洲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在当时作为一个新生的阶级给社会带来蓬勃的生机,给时代的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承认精神财富和精神本身是自由的才促成了贝多芬音乐中的艺术力量。他的音乐最大功能就是医治人类三百六十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意志消沉、情绪萎缩、精神脆弱。
1800—1803年,贝多芬(大约从30岁到33岁)经历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精神危机。直接起因是失恋和耳聋的打击,这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使他陷入绝望和深刻的孤独之中。贝多芬的一生有三重把握: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精神和上帝的王国,正是这永恒的孤独和他的“精神王国”构成了他创造音乐艺术上的驱动力。1803年他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英雄),只是贝多芬胜利地经受住了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昏暗的收缩点的有力证明。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拿破仑——这位骑在马背上驰骋全世界的英雄,的确是贝多芬的灵感源泉。当时的一些德国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如歌德、贝多芬和黑格尔)都曾把拿破仑当作是一个能澄清混乱政局的伟大英雄来崇拜的。贝多芬推崇拿破仑,正是他把拿破仑看成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其实,贝多芬他自己也是同一“精神时代”的代表。
2.音乐创作总是从精神创作开始,最终再以某种物质形式对之加以限定,这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
当作曲家已经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积聚起创作情绪,并开始着手创作时,他总是先停留在内心的构想当中。这种构想不带有任何物质性的行为,它纯粹用心灵在创作、在构建,这就是音乐的精神创作。如贝多芬的精神创作往往处在反复的矛盾中,只有基本乐思清晰地保留在脑海中,在他写作之前,虽然也已经在心中出现了作品的模式,但头脑中的乐思仍然在翻滚着、扩充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长期的带着我的乐思,再记下之前长久地保留在脑海中。一旦我构思一个主题,我肯定不会忘记,即使过了好几年也忘不了。我作了相当一部分的修改,删掉一些,再做尝试,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然后在我的脑子里,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它作精心的安排,使它广阔、使它升华、使它深刻、使它严密……”
音乐大师和音乐匠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创造的音乐艺术表达了自然界中那“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音乐把意志和激情传递给千百万人,他们在这种博大的给予过程中,既丰富了他人的生命内涵,升华了他人的生命意识,又丰富了自己的生命内涵,升华了自己的生命意识。有的人(如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除了他们的外在生活,还有波澜壮阔、汪洋浩瀚的内在生活。然而正是这看不见的、惊涛骇浪的内在生活,正是他们那高贵和杰出的思想感情,正是他们的灵魂、胸臆和意志,才造就了他们,使他们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使他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二、音乐实践的第二环节就是音乐表演
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音乐表演的本质是作为第二度创造。表演艺术家们不仅仅限于对第一度创造的传达和再现,还必须能够体现出表演者的创造。尽管音乐表演是在第一度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按照乐谱原原本本的进行表演,就能够完成音乐表演的创造使命,因为我们看到,无论作曲家把乐谱写得多么详尽,用了多少种表情术语,都没有办法记录出音乐运动的内在韵律和微妙变化,更没有办法记下蕴含在音乐作品中的种种思绪和情感。要使乐谱中潜藏的生动乐思得到发掘,使乐谱无法记录的东西得到丰富和补充,这一切都赖于音乐表演者的再度创造。
杰出的音乐表演的美学原则首先应是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通过探索作品中的内在含义,把握作曲家创作中的精神内涵,强调作品的积极因素,使作品的精华体现得更加鲜明和突出,甚至超出作曲家的预想。在此基础上加入表演者自己有个性的创造,才能圆满实现音乐表演的艺术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表演者首先要具备出色的表演技巧,这一点无需赘述,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无一不是具有高超与独到的表演技巧的。但它并非是音乐表演获得成功的唯一条件。在现代社会,由于音乐教育的正规化和系统化,掌握高超的音乐表演技巧的青少年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能成为表演艺术家的却并不多。他们的表演虽然有时也能以其技巧的高超与华丽而眩人耳目,但终究因为缺乏艺术表现与内在生命而使人感到乏味。
所以做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还要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深刻的思想主要是指对生活、对艺术要有自己的见解,自觉地把音乐表演艺术与人类追求进步和社会的正义事业联系起来。丰富的人生体验不仅对于像歌剧那样直接表现生活情节和人物形象的音乐表演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而且对于无标题音乐等器乐音乐的表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这类作品的表演中生活体验一般地并不化作对具体生活与人物形象的想象,但是其中包含的情感与情绪内涵的感受与传达正是以表演者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只有音乐表演者自己具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情感,他的表演才能真实动人。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对表演者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功夫在诗外”,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都有渊博的知识,这对他们从事音乐活动过程中起着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作用。
三、音乐实践的第三环节是音乐欣赏
从音乐活动的整体来看,它是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接受环节。无论音乐创作或表演,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供听众欣赏的,如果没有音乐欣赏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表面看,音乐欣赏似乎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欣赏着对外界音乐刺激所作出的反应,然而实际上,无论是欣赏之前对欣赏对象的选择,还是在欣赏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各种心理活动,都表明它还是一种积极的、具有主动性的创造活动。
欣赏音乐固然首先要感知音乐的主题旋律、乐段乃至完整的乐曲,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音乐欣赏的更高层次,即对作品进行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审美阶段。无论对标题音乐或纯音乐的欣赏,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对乐曲本身的情感内涵和社会意义的理解认识上,同样了解乐曲产生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生活、思想、创作意图等因素将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作品。例如,我们欣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d小调前奏曲》等作品时,如果对肖邦所处的时代毫无所知,对激荡在肖邦胸中的爱国激情也不了解,虽然在欣赏时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感染,却难体会到肖邦乐曲中蕴含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冲动,也难以真正感受到那“花丛中的大炮”的壮美。
一些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表明,音乐不仅是一种用声音抒发情感的艺术,而且能够通过情感的抒发和音乐的逻辑发展来表达深刻的哲理思想。音乐思想也应该把握住这一点。贝多芬的交响曲就是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如果说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英雄)中表达了祖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他胸中燃起的革命和希望之火,并对英雄的一生作出富于哲理性的艺术表现的话,那么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则通过音乐逻辑的发展,深刻揭示了“通过斗争,得到胜利”的哲理思想。正因为贝多芬在他一些重要作品中表现了对时代和生活的富于哲理性的思考,因此他提出“应该要求人们用理性来倾听我们”。可以说,贝多芬的话不仅为他自己的作品的欣赏,而且为整个音乐欣赏中理解认识真正融于乐曲的感性体验作出雄辩的论证。
在整个音乐实践中,把握住音乐的艺术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在音乐表演或音乐欣赏时,外在的音符是易于把握的,旋律与节奏也是可感的,但其内在的思想则必须从作曲家的创作背景和意图中去寻找。表演和欣赏可以对作曲家艺术活动的再阐释,这种阐释必须建立在对作品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之中。
一、音乐实践的第一环节是音乐创作
1.音乐创作的本质是表现时代精神和思想的艺术实践。
18、19世纪的欧洲音乐创作与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艺术理论家瓦·康定斯基说得好:“每当人类精神力量有所增长,艺术的力量就随之而增长。”贝多芬处在欧洲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在当时作为一个新生的阶级给社会带来蓬勃的生机,给时代的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承认精神财富和精神本身是自由的才促成了贝多芬音乐中的艺术力量。他的音乐最大功能就是医治人类三百六十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意志消沉、情绪萎缩、精神脆弱。
1800—1803年,贝多芬(大约从30岁到33岁)经历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精神危机。直接起因是失恋和耳聋的打击,这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使他陷入绝望和深刻的孤独之中。贝多芬的一生有三重把握: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精神和上帝的王国,正是这永恒的孤独和他的“精神王国”构成了他创造音乐艺术上的驱动力。1803年他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英雄),只是贝多芬胜利地经受住了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昏暗的收缩点的有力证明。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拿破仑——这位骑在马背上驰骋全世界的英雄,的确是贝多芬的灵感源泉。当时的一些德国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如歌德、贝多芬和黑格尔)都曾把拿破仑当作是一个能澄清混乱政局的伟大英雄来崇拜的。贝多芬推崇拿破仑,正是他把拿破仑看成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其实,贝多芬他自己也是同一“精神时代”的代表。
2.音乐创作总是从精神创作开始,最终再以某种物质形式对之加以限定,这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
当作曲家已经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积聚起创作情绪,并开始着手创作时,他总是先停留在内心的构想当中。这种构想不带有任何物质性的行为,它纯粹用心灵在创作、在构建,这就是音乐的精神创作。如贝多芬的精神创作往往处在反复的矛盾中,只有基本乐思清晰地保留在脑海中,在他写作之前,虽然也已经在心中出现了作品的模式,但头脑中的乐思仍然在翻滚着、扩充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长期的带着我的乐思,再记下之前长久地保留在脑海中。一旦我构思一个主题,我肯定不会忘记,即使过了好几年也忘不了。我作了相当一部分的修改,删掉一些,再做尝试,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然后在我的脑子里,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它作精心的安排,使它广阔、使它升华、使它深刻、使它严密……”
音乐大师和音乐匠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创造的音乐艺术表达了自然界中那“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音乐把意志和激情传递给千百万人,他们在这种博大的给予过程中,既丰富了他人的生命内涵,升华了他人的生命意识,又丰富了自己的生命内涵,升华了自己的生命意识。有的人(如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除了他们的外在生活,还有波澜壮阔、汪洋浩瀚的内在生活。然而正是这看不见的、惊涛骇浪的内在生活,正是他们那高贵和杰出的思想感情,正是他们的灵魂、胸臆和意志,才造就了他们,使他们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使他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二、音乐实践的第二环节就是音乐表演
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音乐表演的本质是作为第二度创造。表演艺术家们不仅仅限于对第一度创造的传达和再现,还必须能够体现出表演者的创造。尽管音乐表演是在第一度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按照乐谱原原本本的进行表演,就能够完成音乐表演的创造使命,因为我们看到,无论作曲家把乐谱写得多么详尽,用了多少种表情术语,都没有办法记录出音乐运动的内在韵律和微妙变化,更没有办法记下蕴含在音乐作品中的种种思绪和情感。要使乐谱中潜藏的生动乐思得到发掘,使乐谱无法记录的东西得到丰富和补充,这一切都赖于音乐表演者的再度创造。
杰出的音乐表演的美学原则首先应是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通过探索作品中的内在含义,把握作曲家创作中的精神内涵,强调作品的积极因素,使作品的精华体现得更加鲜明和突出,甚至超出作曲家的预想。在此基础上加入表演者自己有个性的创造,才能圆满实现音乐表演的艺术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表演者首先要具备出色的表演技巧,这一点无需赘述,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无一不是具有高超与独到的表演技巧的。但它并非是音乐表演获得成功的唯一条件。在现代社会,由于音乐教育的正规化和系统化,掌握高超的音乐表演技巧的青少年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能成为表演艺术家的却并不多。他们的表演虽然有时也能以其技巧的高超与华丽而眩人耳目,但终究因为缺乏艺术表现与内在生命而使人感到乏味。
所以做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还要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深刻的思想主要是指对生活、对艺术要有自己的见解,自觉地把音乐表演艺术与人类追求进步和社会的正义事业联系起来。丰富的人生体验不仅对于像歌剧那样直接表现生活情节和人物形象的音乐表演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而且对于无标题音乐等器乐音乐的表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这类作品的表演中生活体验一般地并不化作对具体生活与人物形象的想象,但是其中包含的情感与情绪内涵的感受与传达正是以表演者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只有音乐表演者自己具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情感,他的表演才能真实动人。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对表演者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功夫在诗外”,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都有渊博的知识,这对他们从事音乐活动过程中起着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作用。
三、音乐实践的第三环节是音乐欣赏
从音乐活动的整体来看,它是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接受环节。无论音乐创作或表演,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供听众欣赏的,如果没有音乐欣赏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表面看,音乐欣赏似乎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欣赏着对外界音乐刺激所作出的反应,然而实际上,无论是欣赏之前对欣赏对象的选择,还是在欣赏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各种心理活动,都表明它还是一种积极的、具有主动性的创造活动。
欣赏音乐固然首先要感知音乐的主题旋律、乐段乃至完整的乐曲,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音乐欣赏的更高层次,即对作品进行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审美阶段。无论对标题音乐或纯音乐的欣赏,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对乐曲本身的情感内涵和社会意义的理解认识上,同样了解乐曲产生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生活、思想、创作意图等因素将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作品。例如,我们欣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d小调前奏曲》等作品时,如果对肖邦所处的时代毫无所知,对激荡在肖邦胸中的爱国激情也不了解,虽然在欣赏时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感染,却难体会到肖邦乐曲中蕴含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冲动,也难以真正感受到那“花丛中的大炮”的壮美。
一些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表明,音乐不仅是一种用声音抒发情感的艺术,而且能够通过情感的抒发和音乐的逻辑发展来表达深刻的哲理思想。音乐思想也应该把握住这一点。贝多芬的交响曲就是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如果说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英雄)中表达了祖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他胸中燃起的革命和希望之火,并对英雄的一生作出富于哲理性的艺术表现的话,那么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则通过音乐逻辑的发展,深刻揭示了“通过斗争,得到胜利”的哲理思想。正因为贝多芬在他一些重要作品中表现了对时代和生活的富于哲理性的思考,因此他提出“应该要求人们用理性来倾听我们”。可以说,贝多芬的话不仅为他自己的作品的欣赏,而且为整个音乐欣赏中理解认识真正融于乐曲的感性体验作出雄辩的论证。
在整个音乐实践中,把握住音乐的艺术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在音乐表演或音乐欣赏时,外在的音符是易于把握的,旋律与节奏也是可感的,但其内在的思想则必须从作曲家的创作背景和意图中去寻找。表演和欣赏可以对作曲家艺术活动的再阐释,这种阐释必须建立在对作品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