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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和很多国家忙于应对监狱拥挤不堪的问题之时,荷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缺少囚犯。在过去几年里,荷兰关闭了19座监狱,预计明年会关闭更多。为什么荷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炸洋葱的气味沿着金属楼梯直飘上去,穿过监狱大门,飘向侧厅。囚犯们正在地下厨房准备他们的晚餐。其中一个人握着一把菜刀在熟练地切蔬菜。
“我这六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所以我切得越来越好了!”他说。
由于菜刀被长铁链拴在工作台上,所以工作时产生了不少噪音。
“不能让他们直接拿着那种刀子,”诺尔热黑文监狱的副狱长简·鲁洛夫·范斯伯尔说。这座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位于荷兰东北部。有些囚犯是因暴力事件入狱,一想到他们拿着刀具到处走动就让人担忧。但学习烹饪只是一种帮助罪犯出狱后能回到人生正轨的方式。
“在荷兰监狱系统任职的我们关注的是每一个囚犯个体。”范斯伯尔说。
“如果某人有毒瘾,我们帮他戒掉;如果他们个性好斗,我们提供愤怒管理帮助;如果他们有财务问题,我们给予债务咨询。不管他们的犯罪诱因是什么,我们都会努力去消除。而罪犯本身,无论男女,肯定都是愿意改造。我们的方法也确实很管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工作进步越来越大。”
他补充说,一些惯犯,即臭名昭著的“班房常客”,最终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接受专门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只有不到10%的犯人出狱后会再犯入狱。而在英国、美国等国,大概有一半短期监禁过的人会在两年之内再犯,其中年轻的成人罪犯中再次犯罪的比例更高。
诺尔热黑文和另一座同在芬赫伊曾镇的同类监狱艾瑟西姆都有着大面积的开放空间。足有四个足球场大的操场上种有橡树,还配置了野餐台和排球网。范斯伯尔说新鲜空间可以给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减压。在押人员可以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走到图书馆、诊所或食堂,这种自主权有助于他们刑满后适应正常生活。
十年前,荷兰的监禁率是欧洲最高之一,而现在它声称降到了最低之一——10万人里仅有57人被判入狱,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项数据是148人。
但是更好的改造能力并不是荷兰监狱囚犯人数大幅减少的唯一原因。2005年荷兰囚犯人数是14468人,去年减少至8,245,足足减少了43%。
2005年荷兰的囚犯人数达到巅峰,部分原因是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加大了监控力度,抓捕的携带可卡因的“毒骡”数量激增。
据莱顿市的刑法教授波林·斯奎特称,现在警方有了新的重点任务。“他们将焦点从毒品转移到了打击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上。”她说。
此外,荷兰的法官在判决时经常用社区服务、罚款和电子监控代替入狱服刑。
安吉丽娜·范迪克是荷兰监狱服务的负责人,她说监狱将会逐渐只用来关押过于危险以及需要监狱系统帮助的犯人。
“有时候对犯人来说,继续工作、跟家人在一起以及以其他形式接受惩罚会更好。”安吉丽娜坐在她位于海牙的办公室里这样说。
“我们的刑罚期限更短了,犯罪率也在下降,所以监狱就越来越空了。”
不过,有人提出,荷兰过去八年里记录在案的犯罪事件减少了25%,是关闭了一些警察局所造成的,而关闭这些警察局则是由于荷兰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
其他批评者则把荷兰监狱目前缺少囚犯归咎于低破案率。曼德琳·范·图恩伯格就是这样一个批评者,她以前当过监狱长,现在是在野党基民党刑事问题发言人。
“警方的工作量太大了,根本忙不过来,”她说,“可政府又是怎么应对的呢?关闭监狱!我们觉得很意外。”
很显然,安吉丽娜·范迪克的很多同事对于缺少囚犯很不高兴。
弗兰斯·卡波是荷兰工会联盟的狱警代表,他说他的盟友们感到“愤怒和有点沮丧”。他补充说,年轻人不愿意加入监狱系统工作,“因为监狱没有未来——你不知道哪天监狱就会被关掉。”
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座空置监狱被改建成了一家精品酒店,最贵的四间套房分别被命名为“律师”、“法官”、“狱长”和“狱卒”。而其他的空置监狱则被改造成难民收容中心,为一些失业的狱警提供工作。保护监狱系统岗位的诉求还激发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把挪威和比利时的囚犯转移到荷兰。
“我们的国务秘书长曾会见过挪威司法部长,他说荷兰有一些监狱可供两国共用——挪威可以租用一座。”简·鲁洛夫·范斯伯尔说。
所以,挪威从去年9月开始将一些囚犯转移至范斯伯尔所在的诺尔热黑文监狱服刑。
该监狱的监狱长现在由挪威人卡尔·希尔斯兰德担任,但是看守234名囚犯的狱警则是荷兰人。
希尔斯兰德以前是一个温和有礼的书商,留着浓密的唇须,但他现在的古怪狱警形象着实让人目瞪口呆。他的绿色制服配有肩章,看起来十分正式,跟荷兰同事的轻松着装风格大相径庭。而实际上挪威的监狱管理制度比荷兰更自由。比如,挪威的囚犯可以接受媒体访问,看自选光盘。因为监狱管理的根本原则就是“常态化”,意即狱中生活应该最大程度与狱外生活保持一致,以助囚犯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
“挪威人的做法与我们有些不同,”范斯伯尔说,“如果一个囚犯违反了纪律,我们会立刻训导,而挪威人则会先做调查,在实施惩罚之前会缓一阵。对我们的狱警来说,这种工作方式有点难以入手。”
“但整体而言,”希尔斯兰德说,“对于如何运作一座监狱,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他还说一些囚犯被迫从挪威转移到荷兰,但大部分是自愿的,原因之一是荷兰的杂货和烟草更便宜。
诺尔热黑文监狱里有一间房最近安装了网络电话系统,这对囚犯及其亲属有着极大吸引力。要知道,想探监的亲人必须自己负担旅费,一次来回旅程加一晚酒店住宿至少要花费500欧元。不过,很多刑期较长的囚犯是外国籍的,他们在挪威服刑的时候就极少见到家人。
迈克的牢房整洁无比,墙上挂着他喜欢的足球队以及四个小孩的照片。他是波兰北部的一名焊工,在挪威被判刑,但挪威的监狱里可没有网络电话。
“我的妻子忙于照顾四个小孩,还要设法保住工作,总之她没有钱来看我,”他说,“所以我选择来这个监狱,那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家人,而不是只从电话里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盯着地板愣了一会儿。“和家人通话后会很难受——特别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但总好过没有。”
狱警们知道, 明年,芬赫伊曾镇会有一座监狱上“关闭”名单——诺尔热黑文或者艾瑟西姆。问题是,荷兰的囚犯数量还会再上升吗?
德伦特省是荷兰偏远且人烟稀少的地区,到处都是充斥着泥炭和石南花的沼泽地,有“荷兰的西伯利亚”之称。19世纪时期,乞丐、流浪者、一贫如洗的孤儿以及其他遭人唾弃的人们都会被从城市驱逐至此。芬赫伊曾镇就坐落于此。
有人口统计学家称,当今1700万荷兰公民中有100万人是当初流放至芬赫伊曾镇的人的后代。
“那可占了相当一大部分人口。”长居阿姆斯特丹的作家苏珊娜·詹森说,她的祖父当时就被流放到那里乞讨。
“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当我们想到那些囚犯时,应该牢记这一点。”
炸洋葱的气味沿着金属楼梯直飘上去,穿过监狱大门,飘向侧厅。囚犯们正在地下厨房准备他们的晚餐。其中一个人握着一把菜刀在熟练地切蔬菜。
“我这六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所以我切得越来越好了!”他说。
由于菜刀被长铁链拴在工作台上,所以工作时产生了不少噪音。
“不能让他们直接拿着那种刀子,”诺尔热黑文监狱的副狱长简·鲁洛夫·范斯伯尔说。这座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位于荷兰东北部。有些囚犯是因暴力事件入狱,一想到他们拿着刀具到处走动就让人担忧。但学习烹饪只是一种帮助罪犯出狱后能回到人生正轨的方式。
改造太成功,犯罪率下降?
“在荷兰监狱系统任职的我们关注的是每一个囚犯个体。”范斯伯尔说。
“如果某人有毒瘾,我们帮他戒掉;如果他们个性好斗,我们提供愤怒管理帮助;如果他们有财务问题,我们给予债务咨询。不管他们的犯罪诱因是什么,我们都会努力去消除。而罪犯本身,无论男女,肯定都是愿意改造。我们的方法也确实很管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工作进步越来越大。”
他补充说,一些惯犯,即臭名昭著的“班房常客”,最终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接受专门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只有不到10%的犯人出狱后会再犯入狱。而在英国、美国等国,大概有一半短期监禁过的人会在两年之内再犯,其中年轻的成人罪犯中再次犯罪的比例更高。
诺尔热黑文和另一座同在芬赫伊曾镇的同类监狱艾瑟西姆都有着大面积的开放空间。足有四个足球场大的操场上种有橡树,还配置了野餐台和排球网。范斯伯尔说新鲜空间可以给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减压。在押人员可以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走到图书馆、诊所或食堂,这种自主权有助于他们刑满后适应正常生活。
十年前,荷兰的监禁率是欧洲最高之一,而现在它声称降到了最低之一——10万人里仅有57人被判入狱,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项数据是148人。
但是更好的改造能力并不是荷兰监狱囚犯人数大幅减少的唯一原因。2005年荷兰囚犯人数是14468人,去年减少至8,245,足足减少了43%。
2005年荷兰的囚犯人数达到巅峰,部分原因是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加大了监控力度,抓捕的携带可卡因的“毒骡”数量激增。
据莱顿市的刑法教授波林·斯奎特称,现在警方有了新的重点任务。“他们将焦点从毒品转移到了打击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上。”她说。
此外,荷兰的法官在判决时经常用社区服务、罚款和电子监控代替入狱服刑。
安吉丽娜·范迪克是荷兰监狱服务的负责人,她说监狱将会逐渐只用来关押过于危险以及需要监狱系统帮助的犯人。
“有时候对犯人来说,继续工作、跟家人在一起以及以其他形式接受惩罚会更好。”安吉丽娜坐在她位于海牙的办公室里这样说。
“我们的刑罚期限更短了,犯罪率也在下降,所以监狱就越来越空了。”
关闭警局,破案率太低?
不过,有人提出,荷兰过去八年里记录在案的犯罪事件减少了25%,是关闭了一些警察局所造成的,而关闭这些警察局则是由于荷兰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
其他批评者则把荷兰监狱目前缺少囚犯归咎于低破案率。曼德琳·范·图恩伯格就是这样一个批评者,她以前当过监狱长,现在是在野党基民党刑事问题发言人。
“警方的工作量太大了,根本忙不过来,”她说,“可政府又是怎么应对的呢?关闭监狱!我们觉得很意外。”
很显然,安吉丽娜·范迪克的很多同事对于缺少囚犯很不高兴。
弗兰斯·卡波是荷兰工会联盟的狱警代表,他说他的盟友们感到“愤怒和有点沮丧”。他补充说,年轻人不愿意加入监狱系统工作,“因为监狱没有未来——你不知道哪天监狱就会被关掉。”
空监狱变身精品酒店
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座空置监狱被改建成了一家精品酒店,最贵的四间套房分别被命名为“律师”、“法官”、“狱长”和“狱卒”。而其他的空置监狱则被改造成难民收容中心,为一些失业的狱警提供工作。保护监狱系统岗位的诉求还激发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把挪威和比利时的囚犯转移到荷兰。
“我们的国务秘书长曾会见过挪威司法部长,他说荷兰有一些监狱可供两国共用——挪威可以租用一座。”简·鲁洛夫·范斯伯尔说。
所以,挪威从去年9月开始将一些囚犯转移至范斯伯尔所在的诺尔热黑文监狱服刑。
该监狱的监狱长现在由挪威人卡尔·希尔斯兰德担任,但是看守234名囚犯的狱警则是荷兰人。
希尔斯兰德以前是一个温和有礼的书商,留着浓密的唇须,但他现在的古怪狱警形象着实让人目瞪口呆。他的绿色制服配有肩章,看起来十分正式,跟荷兰同事的轻松着装风格大相径庭。而实际上挪威的监狱管理制度比荷兰更自由。比如,挪威的囚犯可以接受媒体访问,看自选光盘。因为监狱管理的根本原则就是“常态化”,意即狱中生活应该最大程度与狱外生活保持一致,以助囚犯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
“挪威人的做法与我们有些不同,”范斯伯尔说,“如果一个囚犯违反了纪律,我们会立刻训导,而挪威人则会先做调查,在实施惩罚之前会缓一阵。对我们的狱警来说,这种工作方式有点难以入手。”
“但整体而言,”希尔斯兰德说,“对于如何运作一座监狱,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他还说一些囚犯被迫从挪威转移到荷兰,但大部分是自愿的,原因之一是荷兰的杂货和烟草更便宜。
网络电话的吸引力
诺尔热黑文监狱里有一间房最近安装了网络电话系统,这对囚犯及其亲属有着极大吸引力。要知道,想探监的亲人必须自己负担旅费,一次来回旅程加一晚酒店住宿至少要花费500欧元。不过,很多刑期较长的囚犯是外国籍的,他们在挪威服刑的时候就极少见到家人。
迈克的牢房整洁无比,墙上挂着他喜欢的足球队以及四个小孩的照片。他是波兰北部的一名焊工,在挪威被判刑,但挪威的监狱里可没有网络电话。
“我的妻子忙于照顾四个小孩,还要设法保住工作,总之她没有钱来看我,”他说,“所以我选择来这个监狱,那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家人,而不是只从电话里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盯着地板愣了一会儿。“和家人通话后会很难受——特别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但总好过没有。”
狱警们知道, 明年,芬赫伊曾镇会有一座监狱上“关闭”名单——诺尔热黑文或者艾瑟西姆。问题是,荷兰的囚犯数量还会再上升吗?
德伦特省是荷兰偏远且人烟稀少的地区,到处都是充斥着泥炭和石南花的沼泽地,有“荷兰的西伯利亚”之称。19世纪时期,乞丐、流浪者、一贫如洗的孤儿以及其他遭人唾弃的人们都会被从城市驱逐至此。芬赫伊曾镇就坐落于此。
有人口统计学家称,当今1700万荷兰公民中有100万人是当初流放至芬赫伊曾镇的人的后代。
“那可占了相当一大部分人口。”长居阿姆斯特丹的作家苏珊娜·詹森说,她的祖父当时就被流放到那里乞讨。
“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当我们想到那些囚犯时,应该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