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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牡丹的富丽华贵、国色天香一直被视为繁荣昌盛、富贵美满的象征，人们一般会认为，因其有幸得到了自然造化的钟情与垂青，如此才赢得了世人的遐迩美誉。
确实，牡丹是大自然钟灵毓秀的非凡杰作，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精神里，牡丹的身影却不仅仅是敷丽雍容如杨贵妃一般的娇柔，造化神功同时也赋予了牡丹铮铮铁骨的伟岸雄姿。野史中女皇武则天怒贬牡丹到洛阳的故事肯定不是史实，然而这则传说却成就了一段佳话，人们把牡丹与生俱来焦骨如铁的枝干加以附会，褒扬它不趋炎迎奉于权势的品格，其实彰显的正是儒家思想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
事实上，牡丹与洛阳的不解之缘，早在隋炀帝营建洛阳宫时就开始了。洛阳东傍嵩岳，西接秦岭，南望伊阙，北依邙山，黄河、洛河和伊河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形成了一座天然城池，面对着“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风水宝地，让当时来洛阳视察工作的隋帝杨广禁不住地动起了迁都之念。据唐代《海山记》记载，隋炀帝建造洛阳宫时，另“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洛阳）……易州进二十四箱牡丹” 植于西苑。
自此，散见在历代各种古籍中吟诵牡丹的诗文便不绝如缕，尤其是《洛阳牡丹图》的诗句中说：“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欧阳修可能真的是一语道破了天机。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宋代及之前的几百年来，牡丹和洛阳的关系相辅相成，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滋养出了这朵冠绝群芳的奇葩，而牡丹又成就了洛阳城闻名于世的美名“洛阳春”。
洛阳别称花城，洛阳人爱花，洛阳人春天赏花的风俗也是一道风景，从古至今沿袭不变。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开花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
宋代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况为游遨。”这些描写绝对是唐宋版“我为花狂”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牡丹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标志性符号，在宗教、文学、艺术、民俗、教育等诸多领域中都有体现。在花道的传统文化中，牡丹是格调极为高贵的花卉材料，尤其是明清以来，用牡丹插的瓶花被赋予“平安富贵”的美好寓意，只有在规格极高的场合、极为隆重的节日里才会使用，不但能发挥渲染节日气氛，同时又可以增强场面的庄重效果。
既然说到了牡丹的插花艺术，那么以花为媒，用花草做比兴进行情感传移的美学艺术里，牡丹在先秦时代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这是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的考证，他认为牡丹之名最早可能始于《神农本草经》，事实上唐代时依旧有人把牡丹叫作木芍药。牡丹开始人工栽培，确实可能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但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里，牡丹的初次亮相却是另外的一番角色，《诗·郑风·溱洧》里的“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的有关牡丹的信息了，在这段诗歌里，牡丹作为男女之间表达爱慕的媒介，士与女在约会时折花相赠，以花传情，除了之前说的富贵花以外，在这里牡丹竟然还是我们先民的爱情花。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诗·郑风·溱洧》里相赠的牡丹是中国最早的鲜切花，对于这样的观点需要表示存疑。至于牡丹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们先民的插花艺术，目前能找到的直接佐证材料，就是唐代画家卢楞伽的《六尊者像》，在第八嘎纳嘎哈拔喇镊襟尊者的画像里，能够看到尊者身旁的净华台上，一盏琉璃瓶中插着的两朵浅色牡丹。而唐代以前，还没有找到直接记载的文献资料，这里只能引用一些旁证来揣测一下古人们的文艺生活。
据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辑录北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记载，五代宋初大画家徐熙作折枝花，“又尝画折枝，小幅多瓶插对临”；《宣和画谱》也曾评价唐代的边鸾作折枝花“亦曲尽其妙”，评价赵昌作折枝“有生意”。从以上的文献里，我们知道在花鸟画真正独立成科的晚唐时期，以及五代北宋的徐熙，作折枝花的时候往往是折枝“瓶插对临”的状态。那么，根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的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就让我们的思维任意驰骋的臆想一下吧，也许北齐的杨子华在画牡丹的时候，也像几百年后的徐熙一样，如果插瓶对临的话，那么牡丹的插花是不是就可能推及至此了。
客观的讲，根据中国绘画的发展史，隋代是中国山水画独立成科的时代，唐代晚期到五代，才是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的时代。北齐杨子华的时代，中国绘画还处在以叙事为题材的人物画阶段，山水花鸟仅仅是画面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装饰，绝少可能出现以花鸟为独立题材的绘画。那么史料里记载杨子华画的牡丹，应该像东晋画家顾恺之在《洛神赋图》里所画的牡丹那样，极有可能仅是人物画中的点缀而已。
牡丹作为中国本土的原生花卉，在隋代进入皇家园林之前，一定程度上应该已经拥有了一些人文的基础。既然曾经被我们的先民们赋予过那么多的美好寓意，那么以牡丹为表现的人文创造应该也不会太晚，比如《六尊者像》里描绘的花供养，比如牡丹的插花艺术与佛教结缘，讨论这些，还是应该回到佛教的花供养来从头说起。
据有关专家的考据，中国的插花艺术与佛教的佛前供养有很深的渊源，这是伴随着印度佛教在中国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原始宗教的供养形式和传统的人文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直至唐代开元年间才算基本定型。
众所周知，佛教在印度的时候，花供养的形式只有花鬘和散花两种，这两种形式顾名思义，可以看出都不是用花瓶储水来插花的供养。望文生义，花鬘就不必赘述了，而散花又名行华，即行道散花的意思，是在佛前行道礼拜时配赋散花，这种形式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记载。玄奘西行求法经过屈支（龟兹）国时，按照礼仪去拜访高僧木叉鞠多，曾经见过行华仪式，从而知道“此法尝行于西域”。另外，根据《佛教大词典》里对“华瓶”解释时又说过，瓶花供养“系由密教盛宝药、香水等以供养诸尊之迦罗奢转化而来，印度之供花原作花鬘，或以散花盛于盘内，后世则渐演变为剪枝供佛之风。” 由此看来，佛教的花供养虽由印度传来，但在中国文化浸淫的氛围里不可避免的被本土化了。目前，最早的佐证文献就是东汉时白马寺僧人竺大力、康孟祥翻译的《修行本起经》，“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这可以说明受汉地文化的影响，为了让梵文佛经传递的教义教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翻译者使用的语言，以及对场景的描述也开始中国化。至于梵语佛经里描述的真实场景，以及当时僧俗供养的真正形式，都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深处而无从考证，在此只能说明这是瓶花供佛的最早例证。
另外，还能找到的几个关于中国佛教早期插花的例证，几乎都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了。其一是《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中关于僧人把信众供养的莲华盛入铜罂的记载；其二是《南齐书》中关于齐武帝萧赜因梦见经案上的优昙钵花，而命御府做铜花插于御床四角；其三是北魏孝文帝在洛阳龙门开凿的宾阳洞石窟，其中的皇后礼佛图上清晰的雕刻了一位贵妇礼佛时，手执莲花插入面前容器内的动作。然而，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他们都没有明确当时的花供养是以瓶花供佛的固定形式。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佛前的花供养基本上都是莲花，从诸多的佛教雕刻造像以及建筑装饰上，我们也能看到莲花应用的频繁程度，《佛教大词典》中也说莲花是佛教的十大供养之一。莲花之所以在佛教里会受到如此高的尊崇，可以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记载里略知一二。印度传说开天辟地之时，毗湿奴神的肚脐中生出莲花，花中有梵天，结跏趺坐，创造万物。另外，佛教把莲花比作佛之正觉，能出离杂染烦恼，果智朗然而无垢，犹如莲花之出于淤泥，却微妙清净。除此之外，种种佛经上所说的诸如曼陀罗华、曼殊沙华、分陀利华、优钵罗华、钵特摩华、拘勿投华等等，所有这些说的不过是颜色不同的各种莲花而已，会因为修行法门的不同而在使用上有一些差别。
现在，我们一般的观点认为，佛前供养的形式是在唐玄宗开元初期才基本完善定型。根据史料，开元十三年，西域僧善无畏和唐朝僧一行随驾洛阳，住在大福先寺，译出《大日经》及《供养次第法》。第二年，唐朝僧一行开始撰写《大日经疏》，开元十五年完成初稿，同年十月初八圆寂。《大日经》和《大日经疏》的贡献，在于明确的规范了佛前供养的器具仪轨以及供养物，而《大日经疏》则着重的对这些供养做了义理的阐释。
总体上佛教的花供养都是为了“庄严佛身，具足佛陀相好”，唐代的《大日经疏》有其释义，“所谓花者，是从慈悲生义，即此净心净种子于大悲胎藏中，万行开敷，庄严佛菩提树，故说为华。”关于供华，散见于很多佛教经典之中，比如《陀罗尼经》列举的可用于供养的花木；《苏悉地羯啰经》列举的不能用来作供养的花木；《楞严经》列举的由金银铜木等材料制作的常华；《南海寄归内法传》列举的由绢纸缯彩等材料制作的常华……由此看来，佛教虽然崇尚莲花，但是佛前的花供养却没有拘泥于非莲花而不取，在唐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里，列仙们手持供养的莲幡应该就是用缯彩珠翠做成的仿真花。
如果从《诗经》开始算起，牡丹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距今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牡丹庄重典雅，雍容大方的风姿历来都备受宫廷士庶的喜爱，如果以花供养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足以庄严佛身，所以唐代《六尊者像》里出现牡丹插花的供养便不足为奇。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写过一首《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的诗：“任王二君真解事，来致两盘红紫烂。天姝国艳照蔀屋，持供佛像安敢慢。”也足以说明使用牡丹插花供佛由来已久。
洛阳的牡丹花折枝插瓶或供簪花而用，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在唐宋间，尤以宋代为甚。除了《洛阳牡丹记》里的记录以外，还有张耒的《漫成》诗云：“江南梅花凌雪霜，桃李开尽春无光。谁知洛阳三月暮，千金一朵买姚黄。”宋代时，洛阳还首开先河，举办了有史以来恐怕是最早的牡丹花会“万花会”，根据《墨庄漫录》的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作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
洛阳牡丹的栽培始于隋，盛于唐，而“甲天下”于宋，在这漫长的1500多年历史中，得到过王侯士庶们的垂青钟爱，经历过国祚衰微时的寂寞潦倒。然而，这一缕芳魂犹如我们民族的文脉精神一样，越过种种艰难险阻后依然蔚为壮观，成了中华文明中名副其实的国运之花。
确实，牡丹是大自然钟灵毓秀的非凡杰作，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精神里，牡丹的身影却不仅仅是敷丽雍容如杨贵妃一般的娇柔，造化神功同时也赋予了牡丹铮铮铁骨的伟岸雄姿。野史中女皇武则天怒贬牡丹到洛阳的故事肯定不是史实，然而这则传说却成就了一段佳话，人们把牡丹与生俱来焦骨如铁的枝干加以附会，褒扬它不趋炎迎奉于权势的品格，其实彰显的正是儒家思想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
事实上，牡丹与洛阳的不解之缘，早在隋炀帝营建洛阳宫时就开始了。洛阳东傍嵩岳，西接秦岭，南望伊阙，北依邙山，黄河、洛河和伊河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形成了一座天然城池，面对着“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风水宝地，让当时来洛阳视察工作的隋帝杨广禁不住地动起了迁都之念。据唐代《海山记》记载，隋炀帝建造洛阳宫时，另“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洛阳）……易州进二十四箱牡丹” 植于西苑。
自此，散见在历代各种古籍中吟诵牡丹的诗文便不绝如缕，尤其是《洛阳牡丹图》的诗句中说：“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欧阳修可能真的是一语道破了天机。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宋代及之前的几百年来，牡丹和洛阳的关系相辅相成，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滋养出了这朵冠绝群芳的奇葩，而牡丹又成就了洛阳城闻名于世的美名“洛阳春”。
洛阳别称花城，洛阳人爱花，洛阳人春天赏花的风俗也是一道风景，从古至今沿袭不变。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开花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
宋代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况为游遨。”这些描写绝对是唐宋版“我为花狂”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牡丹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标志性符号，在宗教、文学、艺术、民俗、教育等诸多领域中都有体现。在花道的传统文化中，牡丹是格调极为高贵的花卉材料，尤其是明清以来，用牡丹插的瓶花被赋予“平安富贵”的美好寓意，只有在规格极高的场合、极为隆重的节日里才会使用，不但能发挥渲染节日气氛，同时又可以增强场面的庄重效果。
既然说到了牡丹的插花艺术，那么以花为媒，用花草做比兴进行情感传移的美学艺术里，牡丹在先秦时代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这是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的考证，他认为牡丹之名最早可能始于《神农本草经》，事实上唐代时依旧有人把牡丹叫作木芍药。牡丹开始人工栽培，确实可能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但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里，牡丹的初次亮相却是另外的一番角色，《诗·郑风·溱洧》里的“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的有关牡丹的信息了，在这段诗歌里，牡丹作为男女之间表达爱慕的媒介，士与女在约会时折花相赠，以花传情，除了之前说的富贵花以外，在这里牡丹竟然还是我们先民的爱情花。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诗·郑风·溱洧》里相赠的牡丹是中国最早的鲜切花，对于这样的观点需要表示存疑。至于牡丹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们先民的插花艺术，目前能找到的直接佐证材料，就是唐代画家卢楞伽的《六尊者像》，在第八嘎纳嘎哈拔喇镊襟尊者的画像里，能够看到尊者身旁的净华台上，一盏琉璃瓶中插着的两朵浅色牡丹。而唐代以前，还没有找到直接记载的文献资料，这里只能引用一些旁证来揣测一下古人们的文艺生活。
据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辑录北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记载，五代宋初大画家徐熙作折枝花，“又尝画折枝，小幅多瓶插对临”；《宣和画谱》也曾评价唐代的边鸾作折枝花“亦曲尽其妙”，评价赵昌作折枝“有生意”。从以上的文献里，我们知道在花鸟画真正独立成科的晚唐时期，以及五代北宋的徐熙，作折枝花的时候往往是折枝“瓶插对临”的状态。那么，根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的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就让我们的思维任意驰骋的臆想一下吧，也许北齐的杨子华在画牡丹的时候，也像几百年后的徐熙一样，如果插瓶对临的话，那么牡丹的插花是不是就可能推及至此了。
客观的讲，根据中国绘画的发展史，隋代是中国山水画独立成科的时代，唐代晚期到五代，才是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的时代。北齐杨子华的时代，中国绘画还处在以叙事为题材的人物画阶段，山水花鸟仅仅是画面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装饰，绝少可能出现以花鸟为独立题材的绘画。那么史料里记载杨子华画的牡丹，应该像东晋画家顾恺之在《洛神赋图》里所画的牡丹那样，极有可能仅是人物画中的点缀而已。
牡丹作为中国本土的原生花卉，在隋代进入皇家园林之前，一定程度上应该已经拥有了一些人文的基础。既然曾经被我们的先民们赋予过那么多的美好寓意，那么以牡丹为表现的人文创造应该也不会太晚，比如《六尊者像》里描绘的花供养，比如牡丹的插花艺术与佛教结缘，讨论这些，还是应该回到佛教的花供养来从头说起。
据有关专家的考据，中国的插花艺术与佛教的佛前供养有很深的渊源，这是伴随着印度佛教在中国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原始宗教的供养形式和传统的人文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直至唐代开元年间才算基本定型。
众所周知，佛教在印度的时候，花供养的形式只有花鬘和散花两种，这两种形式顾名思义，可以看出都不是用花瓶储水来插花的供养。望文生义，花鬘就不必赘述了，而散花又名行华，即行道散花的意思，是在佛前行道礼拜时配赋散花，这种形式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记载。玄奘西行求法经过屈支（龟兹）国时，按照礼仪去拜访高僧木叉鞠多，曾经见过行华仪式，从而知道“此法尝行于西域”。另外，根据《佛教大词典》里对“华瓶”解释时又说过，瓶花供养“系由密教盛宝药、香水等以供养诸尊之迦罗奢转化而来，印度之供花原作花鬘，或以散花盛于盘内，后世则渐演变为剪枝供佛之风。” 由此看来，佛教的花供养虽由印度传来，但在中国文化浸淫的氛围里不可避免的被本土化了。目前，最早的佐证文献就是东汉时白马寺僧人竺大力、康孟祥翻译的《修行本起经》，“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这可以说明受汉地文化的影响，为了让梵文佛经传递的教义教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翻译者使用的语言，以及对场景的描述也开始中国化。至于梵语佛经里描述的真实场景，以及当时僧俗供养的真正形式，都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深处而无从考证，在此只能说明这是瓶花供佛的最早例证。
另外，还能找到的几个关于中国佛教早期插花的例证，几乎都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了。其一是《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中关于僧人把信众供养的莲华盛入铜罂的记载；其二是《南齐书》中关于齐武帝萧赜因梦见经案上的优昙钵花，而命御府做铜花插于御床四角；其三是北魏孝文帝在洛阳龙门开凿的宾阳洞石窟，其中的皇后礼佛图上清晰的雕刻了一位贵妇礼佛时，手执莲花插入面前容器内的动作。然而，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他们都没有明确当时的花供养是以瓶花供佛的固定形式。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佛前的花供养基本上都是莲花，从诸多的佛教雕刻造像以及建筑装饰上，我们也能看到莲花应用的频繁程度，《佛教大词典》中也说莲花是佛教的十大供养之一。莲花之所以在佛教里会受到如此高的尊崇，可以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记载里略知一二。印度传说开天辟地之时，毗湿奴神的肚脐中生出莲花，花中有梵天，结跏趺坐，创造万物。另外，佛教把莲花比作佛之正觉，能出离杂染烦恼，果智朗然而无垢，犹如莲花之出于淤泥，却微妙清净。除此之外，种种佛经上所说的诸如曼陀罗华、曼殊沙华、分陀利华、优钵罗华、钵特摩华、拘勿投华等等，所有这些说的不过是颜色不同的各种莲花而已，会因为修行法门的不同而在使用上有一些差别。
现在，我们一般的观点认为，佛前供养的形式是在唐玄宗开元初期才基本完善定型。根据史料，开元十三年，西域僧善无畏和唐朝僧一行随驾洛阳，住在大福先寺，译出《大日经》及《供养次第法》。第二年，唐朝僧一行开始撰写《大日经疏》，开元十五年完成初稿，同年十月初八圆寂。《大日经》和《大日经疏》的贡献，在于明确的规范了佛前供养的器具仪轨以及供养物，而《大日经疏》则着重的对这些供养做了义理的阐释。
总体上佛教的花供养都是为了“庄严佛身，具足佛陀相好”，唐代的《大日经疏》有其释义，“所谓花者，是从慈悲生义，即此净心净种子于大悲胎藏中，万行开敷，庄严佛菩提树，故说为华。”关于供华，散见于很多佛教经典之中，比如《陀罗尼经》列举的可用于供养的花木；《苏悉地羯啰经》列举的不能用来作供养的花木；《楞严经》列举的由金银铜木等材料制作的常华；《南海寄归内法传》列举的由绢纸缯彩等材料制作的常华……由此看来，佛教虽然崇尚莲花，但是佛前的花供养却没有拘泥于非莲花而不取，在唐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里，列仙们手持供养的莲幡应该就是用缯彩珠翠做成的仿真花。
如果从《诗经》开始算起，牡丹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距今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牡丹庄重典雅，雍容大方的风姿历来都备受宫廷士庶的喜爱，如果以花供养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足以庄严佛身，所以唐代《六尊者像》里出现牡丹插花的供养便不足为奇。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写过一首《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的诗：“任王二君真解事，来致两盘红紫烂。天姝国艳照蔀屋，持供佛像安敢慢。”也足以说明使用牡丹插花供佛由来已久。
洛阳的牡丹花折枝插瓶或供簪花而用，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在唐宋间，尤以宋代为甚。除了《洛阳牡丹记》里的记录以外，还有张耒的《漫成》诗云：“江南梅花凌雪霜，桃李开尽春无光。谁知洛阳三月暮，千金一朵买姚黄。”宋代时，洛阳还首开先河，举办了有史以来恐怕是最早的牡丹花会“万花会”，根据《墨庄漫录》的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作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
洛阳牡丹的栽培始于隋，盛于唐，而“甲天下”于宋，在这漫长的1500多年历史中，得到过王侯士庶们的垂青钟爱，经历过国祚衰微时的寂寞潦倒。然而，这一缕芳魂犹如我们民族的文脉精神一样，越过种种艰难险阻后依然蔚为壮观，成了中华文明中名副其实的国运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