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鞅是法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我们讨论法家与其他学说之间的差异时，常常拿《商君书》里的句子做例证。这是一种“以学观人”的套路。若是“以人观学”，恐怕商鞅的头脑中还不止法家一学。
　　商鞅入秦之初，曾经数次向秦孝公进言。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后给对方上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四门课。按照儒家史观，秦孝公采用了境界最低的“强国之术”，即后来的变法方略。
　　如此看来，商鞅就是一个学霸。问题是，他不是当时唯一一个通晓百家之人，甚至也不是第一个兼修他学的变法者。魏国的变法先驱李悝、吴起，都曾经在儒家大师卜子夏门下听课。有些人据此认为，法家源出于儒家，法家门人是孔夫子的另类徒孙。这种说法其实太过片面，也忽视了诸子百家在战国中前期的特点。
　　我等凡夫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误区——把诸子百家最终形态当成每个时期的形态！此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与普遍联系。
　　商鞅所在的时代，百家争鸣虽激烈，但恰好处于一个学术门户未完全成型的时代。社会需求是大创造，而不是大总结。也就是说，大家还在整理与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没给出让后人不敢逾越的终极答案。至于如何完善自家学说，途径无非两条，一是在实践中采数据、挖需求、定对策，二是像其他学派大师吸收新知识。
　　作为务实的改革家，必须有广阔的社会视野，认知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对改革的影响。李悝、吴起的变法，无疑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但他们广泛吸收了不少学派的养分，成为了事实上的杂家。商鞅也是如此。
　　穷根究底的话，商鞅的强国之术是一个百家学说混合体。以法治国（法家），耕战立国（农家+兵家），尊贤尚功（墨家），再加上商鞅曾对魏惠王施展过的外交计谋（纵横家），完整版的“强国之术”，不可能只有一家一派单独构成，必然是博采众长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学派士子的“博采众长”，会形成许多风格迥异的排列组合。
　　例如商鞅的学术，以法家为核心，以农家兵家为两翼，其余的墨、道、名、儒、纵横、阴阳诸般学问都是补充。李悝与吴起两位变法前辈，也是顺着这种思路来构建自家政道的。商鞅在这方面，是他们的继承者。
　　正因为熟悉诸子，商鞅比寻常政治家更清楚该如何借用百家资源；正因为熟悉政事，商鞅比纯学问家更明白该如何扬弃百家资源。我们也许比他更懂得“包容并蓄”的伟大，但他绝对比我们懂“经世致用”的内涵。
　　因此，商鞅虽然抑制诗书礼乐（主要指儒家试图恢复的王道礼治），但他设计的秦法框架，依然不妨碍秦国朝野继续吸收和消化诸子百家资源。若非如此，秦惠文王不可能跟以“兼爱非攻”为宗旨的墨家做朋友，各派名士也不会相争入秦。


　　尽管商鞅抑制王道之学，推行以法家思想为主体的秦官学（也称典狱文学），但事实证明，秦政法能兼容诸子百家，而秦官学也与百家私学存在合作空间。因为，秦之典狱文学本身是集合了百家实用知识的产物。如果说诸子百家是思想理论层次的学问，那秦典狱文学属于操作技术层次的学问。换言之，典狱文学是谁都可以用的“术”，百家之学钻研的则是“道”。两者并非同一层次的东西。
　　其实诸子百家都不同程度的偏科，但谁也没有规定不能吸收他人的思想资源。在碰撞中融合，用我的思想整合你的技术。大家差不多都是打这个算盘。此外，学派治学与政治实践是相互影响的。百家学派描绘的是理想值，入世士子执行的是现实值。秦国能弄出《为吏之道》这种道法儒墨融合的主旋律教材，说明法家同样会在实践中转型。
　　因此，只要不踩“以法治国”与“耕战强国”这两条底线，大秦牌硬件系统可与任何一种百家软件兼容。
　　战国布衣士人普遍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事功精神，而百家学派一直在寻找政权靠山。商鞅充分利用这两点，将百家资源整合进自己的战时法治体系中。在新体制的支持下，秦孝公的《求贤令》发挥了最大功效，而历代秦君也以开放心态不断吸收百家士子。法律制度与百家人才群的完美配合，是秦统一天下的关键因素，也是商鞅变法成果得以行之百年的根本原因。比起焚书坑儒的教训，这个成功经验也许更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