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强化服务惠民生
——拓展公共服务领域、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一名年轻人去参加汽车公司销售顾问的招聘。
招聘内容非常简单，要求每个应试者做一份试卷，答题时间只有20分钟。
试卷发下来后，大家都愣住了。考题太多了，涉猎天文地理、哲学艺术……20分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
年轻人速阅了一遍试卷，发现只有最后两题与汽车销售有关。最后，他只做了这两道题。几天后，他接到了录用通知。
经理告诉他：“你是所有求职者中答题最少的，但你做了该做的。”
政府履职，往往如应试者，做了很多不该做的“题”，该做的“题”却没有做好——尤其是公共服务这一块。
服务短缺
2012年11月8日凌晨4时30分，一辆小轿车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前。
肖莉推开车门，抱起孩子就往专家门诊部赶。
前两天她都是6点钟来的，但没挂上号。
走到门口，肖莉的心凉了半截——门外的人已是密密麻麻一片。
5时30分，医院卷帘门徐徐升起，人群一下骚动涌入。楼梯上、电动扶梯上，到处都是人在跑。
“我终于冲上来了，前面人不多！”肖莉兴奋地给老公拨通电话。
“挂一个教授号，凌晨就要开始排队，等了三个小时，教授只说两分钟。”有人抱怨。
“你这算啥子，我从涪陵过来，跑了四次了，车费都花了几百元。”
就诊难的背后，折射出城市优质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的实质。
截至2012年6月，重庆三甲医院只有19所，而天津三甲医院有31所。以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为例，重庆只有北京的43%、上海的42%、天津的63%。
公共卫生服务的短缺，只是重庆公共服务产品短缺的一个缩影。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汹涌人潮面前无不显得杯水车薪。
“读个幼儿园，孩子还在娘胎，就要开始排队。”
“想出门运动运动，发现周围只有广场和楼房。”
…………
公共服务的短缺，让市民幸福指数大打折扣。2012—2013年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仅有75.2分，而重庆公共服务质量在15个大城市中排名第十位。
让重庆公共服务质量不如人意的，不仅仅是总量供给不足，还在于城乡供给的分配不均。
38岁的欧阳丽每天都在做梦——离开城口县左岚乡卫生院。
每次梦醒，她都感叹“走不了”——她是院里唯一有助理医师资格证和处方权的医生。
城口有5个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和24个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缺口在300人以上。全日制最高学历仅本科，且只有6人，全部集中在县人民医院。
“农民除了难遇到好医生外，其医保待遇也没法和城镇比——城镇有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只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欧阳丽说。
其他公共服务项目，农村更是没法和城镇比。
“比如，农村也有大量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但失业救济制仍限于城市居民。”欧阳丽说。
方式落后
2008年的一天，北碚区天生街道奔月路社区。
天渐黑，孤寡老人王长寿呆呆地望着窗户——他发烧一天了，没人知道，也没人管他。
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努力把身体撑起来。
半个小时后，王长寿终于挪到了厨房，颤巍巍地从水瓶里倒出冰凉的水。
“政府啥时候能管管我啊？”王长寿唉声叹气。
对此，奔月路社区党委书记张永兰感觉很委屈：“哪里没管嘛，困难群众发放了低保的。”
群众说：“不能发了低保就不管了噻。”
张永兰说：“我也晓得，但社区工作人员只有十来名，却要为一万多名居民提供服务，确实力不从心。一是人手不够，二是不知怎么做好。”
怎么解决空巢老人生活之难呢？
2011年，北碚区政府采用每月发放代金券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为空巢老人提供日间陪伴、照料、心理开导等服务。
“我现在不孤独了！”王长寿用手比划着，“遇到疏通下水道这些干不了的事儿，打一个电话，便有人来上门服务。”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解决了难题，又比政府直接投入节省了三分之一的钱。”张永兰说。
解决政府“短手”之困，公共服务外包是一种好方式，但一些区县政府显然还重视不够。
专家指出，公共服务可分为三类，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助、公共安全保障等服务，主要应由政府提供；而准基本公共服务，如职业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群众文化、全民健身等服务，则可引入市场机制提供或运营；而经营性社会公共服务，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村里为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修建‘村级服务中心’。”忠县新立镇红岩村的杨平说，村民能享受的所谓公共服务更多偏向“硬件”公共服务，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软件”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信息等方面，少之又少。
在偏遠山乡，大部分镇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根据村民的需求变化来创新公共服务方式。
“缺少围绕问题抓服务方式创新的思维。”张永兰说。
体制壁垒
2010年3月，一个消息让重庆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惊喜不已——政府发文表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
民生能源在进入天然气行业后，一直过得很憋屈，薛方全渴望能有政策让民企站上公平竞争的舞台。 但很快，薛方全就失望了，“民资进入公共服务垄断行业依然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抵门杠’”。
这根“抵门杠”，让薛方全空有一身抱负难施展。
2007年，民生能源在璧山县丁家镇修了座工厂，需用天然气，但直到三年后才通气，公司为此损失了数千万元。
“我们是天然气供应商，理应不缺气，但实际上每年的天然气缺口都在30%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天然气开采权。”薛方全说，“国家有关文件明确表示民企可以进入天然气开采行业，但有关部门制定准入政策时，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企业注册资本要有40亿元。”
按此標准，多数民企都只能望“门”兴叹。
想掘金公共服务领域，不仅仅是进门难，入门后也是壁垒多多。
2001年，江津区政府向民营资本敞开怀抱——准备修建到四面山和珞璜的二级公路，却苦于没有资金。
“我立马开始筹集资金，准备接下这个‘香饽饽’。”博达建设集团总经理王达莉喜出望外。
但让王达莉万万没想到的是，“香饽饽”却因其民企身份变成了“烫手山芋”。
“光资格认证就要好几年。”王达莉说，“真是伤不起啊，公司一个月需支付的利息就达40万元。”
政府的手伸得过长，也是企业、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大阻碍。
2007年12月23日，巴南区界石镇金鹅村村民程芝录的老毛病又犯了——肝部剧痛。妻子赶紧抓过笔写援助申请，并托人送到稻草援助服务中心。当天下午，200元援助款就送到了程家。
“救命钱呀！”正像程芝录所说，稻草援助服务中心是全市第一个民间扶贫济困援助机构，承担起了政府对贫困群体的帮扶职能。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民间组织无法像稻草援助服务中心一样正常发育。
2005年以来，重庆开始实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的政社分离改革——5000余家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脱离开来。尽管改革削弱了主管部门与社团的联系，但实质上，一些部门对社团的管理权力并没取消或减少多少。“哪些事归政府做，哪些事归社团做，不明朗。”重庆市商业联合会秘书长孙华武说，“一些政府部门还害怕社团壮大后会与其争利，所以不愿意放权。”
据抽样调查显示，重庆仅有8%的社会团体承接了政府部门转移、委托的部分职能，直接导致大部分社团发育不良。同时，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的机制尚未建立，政府没有将购买社会团体服务所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不创新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让企业和社团参与进来，公共服务难以完善。”一位专家说。
——拓展公共服务领域、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一名年轻人去参加汽车公司销售顾问的招聘。
招聘内容非常简单，要求每个应试者做一份试卷，答题时间只有20分钟。
试卷发下来后，大家都愣住了。考题太多了，涉猎天文地理、哲学艺术……20分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
年轻人速阅了一遍试卷，发现只有最后两题与汽车销售有关。最后，他只做了这两道题。几天后，他接到了录用通知。
经理告诉他：“你是所有求职者中答题最少的，但你做了该做的。”
政府履职，往往如应试者，做了很多不该做的“题”，该做的“题”却没有做好——尤其是公共服务这一块。
服务短缺
2012年11月8日凌晨4时30分，一辆小轿车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前。
肖莉推开车门，抱起孩子就往专家门诊部赶。
前两天她都是6点钟来的，但没挂上号。
走到门口，肖莉的心凉了半截——门外的人已是密密麻麻一片。
5时30分，医院卷帘门徐徐升起，人群一下骚动涌入。楼梯上、电动扶梯上，到处都是人在跑。
“我终于冲上来了，前面人不多！”肖莉兴奋地给老公拨通电话。
“挂一个教授号，凌晨就要开始排队，等了三个小时，教授只说两分钟。”有人抱怨。
“你这算啥子，我从涪陵过来，跑了四次了，车费都花了几百元。”
就诊难的背后，折射出城市优质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的实质。
截至2012年6月，重庆三甲医院只有19所，而天津三甲医院有31所。以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为例，重庆只有北京的43%、上海的42%、天津的63%。
公共卫生服务的短缺，只是重庆公共服务产品短缺的一个缩影。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汹涌人潮面前无不显得杯水车薪。
“读个幼儿园，孩子还在娘胎，就要开始排队。”
“想出门运动运动，发现周围只有广场和楼房。”
…………
公共服务的短缺，让市民幸福指数大打折扣。2012—2013年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仅有75.2分，而重庆公共服务质量在15个大城市中排名第十位。
让重庆公共服务质量不如人意的，不仅仅是总量供给不足，还在于城乡供给的分配不均。
38岁的欧阳丽每天都在做梦——离开城口县左岚乡卫生院。
每次梦醒，她都感叹“走不了”——她是院里唯一有助理医师资格证和处方权的医生。
城口有5个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和24个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缺口在300人以上。全日制最高学历仅本科，且只有6人，全部集中在县人民医院。
“农民除了难遇到好医生外，其医保待遇也没法和城镇比——城镇有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只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欧阳丽说。
其他公共服务项目，农村更是没法和城镇比。
“比如，农村也有大量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但失业救济制仍限于城市居民。”欧阳丽说。
方式落后
2008年的一天，北碚区天生街道奔月路社区。
天渐黑，孤寡老人王长寿呆呆地望着窗户——他发烧一天了，没人知道，也没人管他。
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努力把身体撑起来。
半个小时后，王长寿终于挪到了厨房，颤巍巍地从水瓶里倒出冰凉的水。
“政府啥时候能管管我啊？”王长寿唉声叹气。
对此，奔月路社区党委书记张永兰感觉很委屈：“哪里没管嘛，困难群众发放了低保的。”
群众说：“不能发了低保就不管了噻。”
张永兰说：“我也晓得，但社区工作人员只有十来名，却要为一万多名居民提供服务，确实力不从心。一是人手不够，二是不知怎么做好。”
怎么解决空巢老人生活之难呢？
2011年，北碚区政府采用每月发放代金券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为空巢老人提供日间陪伴、照料、心理开导等服务。
“我现在不孤独了！”王长寿用手比划着，“遇到疏通下水道这些干不了的事儿，打一个电话，便有人来上门服务。”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解决了难题，又比政府直接投入节省了三分之一的钱。”张永兰说。
解决政府“短手”之困，公共服务外包是一种好方式，但一些区县政府显然还重视不够。
专家指出，公共服务可分为三类，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助、公共安全保障等服务，主要应由政府提供；而准基本公共服务，如职业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群众文化、全民健身等服务，则可引入市场机制提供或运营；而经营性社会公共服务，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村里为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修建‘村级服务中心’。”忠县新立镇红岩村的杨平说，村民能享受的所谓公共服务更多偏向“硬件”公共服务，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软件”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信息等方面，少之又少。
在偏遠山乡，大部分镇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根据村民的需求变化来创新公共服务方式。
“缺少围绕问题抓服务方式创新的思维。”张永兰说。
体制壁垒
2010年3月，一个消息让重庆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惊喜不已——政府发文表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
民生能源在进入天然气行业后，一直过得很憋屈，薛方全渴望能有政策让民企站上公平竞争的舞台。 但很快，薛方全就失望了，“民资进入公共服务垄断行业依然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抵门杠’”。
这根“抵门杠”，让薛方全空有一身抱负难施展。
2007年，民生能源在璧山县丁家镇修了座工厂，需用天然气，但直到三年后才通气，公司为此损失了数千万元。
“我们是天然气供应商，理应不缺气，但实际上每年的天然气缺口都在30%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天然气开采权。”薛方全说，“国家有关文件明确表示民企可以进入天然气开采行业，但有关部门制定准入政策时，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企业注册资本要有40亿元。”
按此標准，多数民企都只能望“门”兴叹。
想掘金公共服务领域，不仅仅是进门难，入门后也是壁垒多多。
2001年，江津区政府向民营资本敞开怀抱——准备修建到四面山和珞璜的二级公路，却苦于没有资金。
“我立马开始筹集资金，准备接下这个‘香饽饽’。”博达建设集团总经理王达莉喜出望外。
但让王达莉万万没想到的是，“香饽饽”却因其民企身份变成了“烫手山芋”。
“光资格认证就要好几年。”王达莉说，“真是伤不起啊，公司一个月需支付的利息就达40万元。”
政府的手伸得过长，也是企业、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大阻碍。
2007年12月23日，巴南区界石镇金鹅村村民程芝录的老毛病又犯了——肝部剧痛。妻子赶紧抓过笔写援助申请，并托人送到稻草援助服务中心。当天下午，200元援助款就送到了程家。
“救命钱呀！”正像程芝录所说，稻草援助服务中心是全市第一个民间扶贫济困援助机构，承担起了政府对贫困群体的帮扶职能。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民间组织无法像稻草援助服务中心一样正常发育。
2005年以来，重庆开始实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的政社分离改革——5000余家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脱离开来。尽管改革削弱了主管部门与社团的联系，但实质上，一些部门对社团的管理权力并没取消或减少多少。“哪些事归政府做，哪些事归社团做，不明朗。”重庆市商业联合会秘书长孙华武说，“一些政府部门还害怕社团壮大后会与其争利，所以不愿意放权。”
据抽样调查显示，重庆仅有8%的社会团体承接了政府部门转移、委托的部分职能，直接导致大部分社团发育不良。同时，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的机制尚未建立，政府没有将购买社会团体服务所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不创新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让企业和社团参与进来，公共服务难以完善。”一位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