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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后的大环境下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已大势所趋。因而，战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方力量，无不竭尽全力来使自己的主张得以实现，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力量等对于宪政的解读并不相同，因而引发了围绕宪政问题的斗争。中间力量以文争的方式在《观察》上阐述自己的建国主张，描绘出自己心中的“中国梦”。
关键词：《观察》；中间力量；中国梦
《观察》对国体的变革有着不同于国共的见解，它的作者们都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也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罢，都是基于党派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站在人民的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自认为其所宣扬的主张可以使中国走向光明，因此他们极力向人们展示他们的改革方案与构想。《观察》的作者们批评了战后既存的国民党体制，他们认为一党专政的国体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故此必须要放弃这种国体。
1946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又被称为“制宪国大”，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为实行宪政做好基础性的准备。在此前后，各方均对国体问题展开讨论，阐述自己的主张。既往的研究，偏重于国共两党的主张，对于第三方力量的主张则关注较少。[1]
第三方力量对于国体的探讨，除去像张澜、张君劢等人以政党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之外，部分第三方力量以文争的方式阐发自己的观点。本文以吴世昌教授为例。他认为“中华民国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创立的國体，似乎不应再有问题。”但其实“三十五年来，虽号称民国，而前一半是军阀混战，自居刀俎，民为鱼肉，只能说是中华军国。十七年以后，一党训政，党权高于一切……中华民国早已变为中华党国”。[2]其言外之意，就是应当让中华民国名副其实，应当改变现行的“党国”体制，应当“还政于民”。当然，“还政于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治理国家，参加政府，而是应当像西方英美等国家一样，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运用代议制来行使国家政权。谁是人民的代表的？在第三方力量的眼中，国共只不过是为各自争权夺利的政党而已，并非人民的代表，尽管他们都口口声声称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支配着中国的命运，自居刀俎，以人民为鱼肉的有枪阶级——政党，毕竟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数，他们平常还好意思说‘代表’人民，而今多国内外人民无一不痛恨内战，咒诅内战，而有枪者越打越起劲，还有脸说代表多少多少人民吗？”而真正能代表的能替人民说话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真正无党无派，不受任何党、团、派、系操纵利用的人民，……也只有这些人团结起来，才真正能代表绝大我数的老百姓的意见，发挥人民的力量。”[3]
这些无党无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吴世昌看来“中国的无党无派人士，当然是知识分子，……只有现在无党籍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4]我们不难看出，吴在给自己定位，他认为大学教授是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以吴世昌为代表的教授们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代表，要求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有用武之地。
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实际上批评者将更多的目光与批评放到了国民党身上。《观察》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20年，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而国民党只是一味加强政治控制以巩固其政权。[5]当然批评国民党并不意味着赞同共产党，正如杨人楩所讲，他们生活在国统区对于中共了解得太少，所以其批评的言论也就相对要少一些，此其一。另外，在他们看来，中共只是在野党，充其量只是可与国民党分庭抗争，而只有国民党才拥有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绝对权力，“老实说，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6]此其二。
在“制宪国大”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若干社会贤达对于将来国家的国体，争论很多。吴世昌在《观察》上发表了专论，着重分析了国体问题，对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做出了否定的论断。“这次的国大，及其所制定的宪法，其地位如何，价值如何，永久性如何，以后自有客观的评价，非本文所欲讨论。但我们不妨趁此机会，检讨一下为一般人所关心的第一条国体问题。”[7] 其中一些人主张“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加上“三民主义”，当然是迁就国民党，而“民有民治民享”则是源于美国总统林肯的哥底斯堡演说辞，也就意味着“还政于民”了。对于这种主张，吴世昌讽刺到：“以三民主义代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的国民党政见，以民有民治民享代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的其它党派政见。包容并蓄，和衷共济，真是泱泱大国风度”。第二种主张比第一种稍许简单“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主共和国”。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主张在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因为二者都是主张国家建立在“三民主义”之上，这无疑是承认国民党在未来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吴世昌认为：“宪法是国家百年大法。虽也可以修改，但国体的定义总不应该常常修改。今日国民党执政，把他的主义放在上面，万一若干年后中共执政，是不是要改写为‘中华民国基于共产主义为民主共和国’？民盟执政，是不是要改为‘中华民国基于民主主义为民主共和国’？ ……”[8]而民社党的第三种主张则表现的最干脆“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将三民主义写入前言，以突出国民党地位。无论是哪种主张，都是些华丽的词藻而并非要真正的“还政于民”。事实上，民社党的“苦心”国民党并不领情，在最后的宪法审查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国体的第一种表述。
以上这三种主张，吴世昌全不同意，认为“这三派的争执，似乎都只是在看字面，论主义，而不肯翻历史，看地图。”他认为中国地域广大，许多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等地地域广大，如：新疆、西藏、内蒙等，已有很强的自治性，“这些问题，看似与国体问题无关”，实则是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新疆、西藏、内蒙等地域是中国的国土，“其民为中华同胞，政治方面将来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合法自治，殆无疑义，而今日之视同域外，实在大大的不应该！……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天然应该成为一个联邦式（confederational）的国家。”对于宪法第一条国体的规定“什么主义，标语等花边都不必加，整个国家的性质……可概括的定为‘中华民国为民主联邦共和国’”。[9]吴世昌的想法无疑代表了当时聚集在《观察》旗下的人们的认知主流。
注释：
[1]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2]如：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页。
[3]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观察》第1卷第4期，1946年9月21日，第6页。
[4]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观察》第1卷第4期，1946年9月21日，第7页。
[5]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第3-4页。
[6]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第6页。
[7]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页。
[8]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4页。
[9]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4-5页。
基金资助：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L15BDJ007）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观察》；中间力量；中国梦
《观察》对国体的变革有着不同于国共的见解，它的作者们都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也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罢，都是基于党派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站在人民的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自认为其所宣扬的主张可以使中国走向光明，因此他们极力向人们展示他们的改革方案与构想。《观察》的作者们批评了战后既存的国民党体制，他们认为一党专政的国体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故此必须要放弃这种国体。
1946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又被称为“制宪国大”，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为实行宪政做好基础性的准备。在此前后，各方均对国体问题展开讨论，阐述自己的主张。既往的研究，偏重于国共两党的主张，对于第三方力量的主张则关注较少。[1]
第三方力量对于国体的探讨，除去像张澜、张君劢等人以政党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之外，部分第三方力量以文争的方式阐发自己的观点。本文以吴世昌教授为例。他认为“中华民国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创立的國体，似乎不应再有问题。”但其实“三十五年来，虽号称民国，而前一半是军阀混战，自居刀俎，民为鱼肉，只能说是中华军国。十七年以后，一党训政，党权高于一切……中华民国早已变为中华党国”。[2]其言外之意，就是应当让中华民国名副其实，应当改变现行的“党国”体制，应当“还政于民”。当然，“还政于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治理国家，参加政府，而是应当像西方英美等国家一样，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运用代议制来行使国家政权。谁是人民的代表的？在第三方力量的眼中，国共只不过是为各自争权夺利的政党而已，并非人民的代表，尽管他们都口口声声称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支配着中国的命运，自居刀俎，以人民为鱼肉的有枪阶级——政党，毕竟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数，他们平常还好意思说‘代表’人民，而今多国内外人民无一不痛恨内战，咒诅内战，而有枪者越打越起劲，还有脸说代表多少多少人民吗？”而真正能代表的能替人民说话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真正无党无派，不受任何党、团、派、系操纵利用的人民，……也只有这些人团结起来，才真正能代表绝大我数的老百姓的意见，发挥人民的力量。”[3]
这些无党无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吴世昌看来“中国的无党无派人士，当然是知识分子，……只有现在无党籍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4]我们不难看出，吴在给自己定位，他认为大学教授是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以吴世昌为代表的教授们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代表，要求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有用武之地。
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实际上批评者将更多的目光与批评放到了国民党身上。《观察》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20年，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而国民党只是一味加强政治控制以巩固其政权。[5]当然批评国民党并不意味着赞同共产党，正如杨人楩所讲，他们生活在国统区对于中共了解得太少，所以其批评的言论也就相对要少一些，此其一。另外，在他们看来，中共只是在野党，充其量只是可与国民党分庭抗争，而只有国民党才拥有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绝对权力，“老实说，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6]此其二。
在“制宪国大”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若干社会贤达对于将来国家的国体，争论很多。吴世昌在《观察》上发表了专论，着重分析了国体问题，对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做出了否定的论断。“这次的国大，及其所制定的宪法，其地位如何，价值如何，永久性如何，以后自有客观的评价，非本文所欲讨论。但我们不妨趁此机会，检讨一下为一般人所关心的第一条国体问题。”[7] 其中一些人主张“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加上“三民主义”，当然是迁就国民党，而“民有民治民享”则是源于美国总统林肯的哥底斯堡演说辞，也就意味着“还政于民”了。对于这种主张，吴世昌讽刺到：“以三民主义代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的国民党政见，以民有民治民享代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的其它党派政见。包容并蓄，和衷共济，真是泱泱大国风度”。第二种主张比第一种稍许简单“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主共和国”。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主张在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因为二者都是主张国家建立在“三民主义”之上，这无疑是承认国民党在未来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吴世昌认为：“宪法是国家百年大法。虽也可以修改，但国体的定义总不应该常常修改。今日国民党执政，把他的主义放在上面，万一若干年后中共执政，是不是要改写为‘中华民国基于共产主义为民主共和国’？民盟执政，是不是要改为‘中华民国基于民主主义为民主共和国’？ ……”[8]而民社党的第三种主张则表现的最干脆“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将三民主义写入前言，以突出国民党地位。无论是哪种主张，都是些华丽的词藻而并非要真正的“还政于民”。事实上，民社党的“苦心”国民党并不领情，在最后的宪法审查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国体的第一种表述。
以上这三种主张，吴世昌全不同意，认为“这三派的争执，似乎都只是在看字面，论主义，而不肯翻历史，看地图。”他认为中国地域广大，许多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等地地域广大，如：新疆、西藏、内蒙等，已有很强的自治性，“这些问题，看似与国体问题无关”，实则是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新疆、西藏、内蒙等地域是中国的国土，“其民为中华同胞，政治方面将来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合法自治，殆无疑义，而今日之视同域外，实在大大的不应该！……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天然应该成为一个联邦式（confederational）的国家。”对于宪法第一条国体的规定“什么主义，标语等花边都不必加，整个国家的性质……可概括的定为‘中华民国为民主联邦共和国’”。[9]吴世昌的想法无疑代表了当时聚集在《观察》旗下的人们的认知主流。
注释：
[1]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2]如：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页。
[3]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观察》第1卷第4期，1946年9月21日，第6页。
[4]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观察》第1卷第4期，1946年9月21日，第7页。
[5]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第3-4页。
[6]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第6页。
[7]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页。
[8]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3-4页。
[9]吴世昌：《论国体问题》，《观察》第1卷第18期，1946年12月28日，第4-5页。
基金资助：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L15BDJ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