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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渝报》是重庆第一份近现代报纸，创刊于1897年，正是内忧外患之时。本文从梳理《渝报》入手，探讨时代、报人和报纸之间的联系。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可以将时代、报人、报纸看作历史作用不断具现化的表现。时代、报人和报纸是三层背景相互套嵌的关系，前者限制着后者，后者又不断地从中汲取力量，试图跟上历史洪流。
关键词：《渝报》；报纸；报人；宋育仁；维新变法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9-0101-03
城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接受新文化的反应能力。因地理环境在战事上易守难攻，重庆一直被当作要隘之地，因此其在城市化方面并不是先行者。宋代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重庆的城市化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与长江下游通商口岸的开放密不可分。1890年，重庆和南京一样成为通商口岸。英籍商船在宜昌和重庆区间贸易，可以雇佣华籍商船，也可以使用自有船舶。次年，重庆海关成立，城市化相关元素也随之而来，重庆现代报刊就是其中之一。
一、重庆、《渝报》和宋育仁
身处长江上游的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如武汉、上海等相比，是比较封闭的，这让重庆在接受外界新生事物和新鲜信息方面晚了差不多20年。但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在内陆城市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开埠以后，因为靠近水源，虽然西方商品经济给重庆城市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也刺激了重庆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先觉者走出夔门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觉醒后又回到西南内陆。甲午战败后，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危亡感到达顶峰。位于西南内陆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深受刺激，其中一批知识先觉分子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战斗武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试图开启民智，发展民力，树立新的民德。以宋育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此背景下创办《渝报》，该报为重庆首份近代报刊。
宋育仁是《渝报》的总理，并由他主持工作；杨道南任《渝报》协理；潘清荫和梅际郇分别是《渝报》的主笔与副主笔。除了总理、协理和主笔以外，《渝报》局中还有翻译、司账、缮校和排字员工等人，职位在总理以下的每月都可以领到薪水。初开办期间，《渝报》就已经具有报馆规模[1]。根据《渝报》记载，每月出3期报纸，每期报纸以册为单位，单期双面30余页。在印刷排版上，川贡土白纸木板雕印，为竖排。每页26行，每行23字。体积比新闻纸的十开本大，印刊名、页码[2]。最初计划铅字排印，后因为印刷设备不能及时到渝，改为木印。前后共出版16期，其中第16期为1～15期的分类汇编。
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3]的宋育仁（1858—1931年）是清末“新學巨子”和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之一。经历过新文化熏陶的宋育仁看到时务报的社会作用，对此抱有很大热忱。其到四川任职后，曾评价蜀川山水偏远，与其他郡县信息不通，教化往往是最晚的。认识到蜀川的封闭性后，宋育仁提出邦人谋兴学报之举，力求“为风教之先”。《渝报》的目的之一就是开化民风，这彰显出了报纸在克服地理环境所制缺陷上的作用。戊戌政变后，宋育仁更加关注时务，报纸内容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因应世变的思想得到了群儒之赞赏[4]。
二、应世而变：《渝报》的内容与经营方式
宋育仁不仅认识到了报纸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上有自己的见解，这在他发表的文章《学报序列》中有所体现。该文章一方面介绍上海等地的报纸，另一方面论述重庆需为风教之先，是以谋与学报。在内容上，《渝报章程十五条》言“本局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凡是关于治理国事、阅历世事与分析当前重大事件和形势的，以及关于中外交涉的文章书籍都可以印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育仁将创办《渝报》的目的设为“广见闻”和“开风气”。“广见闻”偏向扩宽受众知识面，“开风气”则更看重社会文化精神建设。对于全国各地报刊来讲，达到“广见闻”的目的方法相同，效果也没有较大差别，但是就“开风气”而言，则需要社会思想和城市精神相互融合。可见宋育仁对报刊的认识没有局限在信息传递上，更注意到了报刊需与城市的特定气质相匹配。然而，所谓的“开风气”到底指什么？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理解。《渝报》创刊之时，正是维新变法热潮掀起之时，加之宋育仁在外接受了西学教育，其十分肯定维新变法，因此所谓的“风气”指的就是维新变法。报刊章程和宋育仁写的文章都表明《渝报》的目的是“开风气”，即宣传和鼓动维新变法[5]。从人类的能动性角度来看，宋育仁在创办《渝报》之时，就有一定的设想和规划。反过来看，《渝报》相当于“法人”，脱离宋育仁成为新的独立存在，将宋育仁的设想和规划明文化，变成报刊自身的一部分，对主体人产生新的作用力。
《渝报》的内容涉及教、政、学、业，涵盖七大方面。仔细考究《渝报》，可以发现其内容安排上带着重庆城市深层的文化需要，以及报人们对时事的认识。第一部分是“谕旨恭录”，其所刊载的内容为皇帝录用、擢升或者撤职官员的消息，与我国历史上的“小报”或“邸报”相似。第二部分重点聚焦于地方官员上呈的奏折，且奏折内容具有选择性。所刊载的奏折内容大多是建议开办新学机构、推广新学知识和制定相关新学政策等与新学相关的言论，符合《渝报》“开风气”的宣传目标。第三部分是《渝报》的重头内容“译文摘录”，即从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时务报纸上选择性地摘录文章，这些文章对新政作了详细的介绍。第四方面主要刊载维新人士关于变法的理论和主张。第五方面是“公法总论”，主要对洋人的法律进行翻译。第六部分是“中外近闻”，包含本省、外省和外国的新闻。这些近闻摘录并非照搬原文，带有《渝报》编者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最后一部分是“渝城物价表”，摘写重庆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价格[6]。在内容安排的顺序上，当时《渝报》符合宋育仁的“维新即复古”想法，仍然将谕旨放在首位，并且以“恭录”形容，与之相随的也是地方官员的奏折。报刊的大部分消息来源于官家渠道，这表示《渝报》的旨趣不在于简单的民间信息传播。由于当时重庆的封闭性，官方动态事关重大、影响面颇广，是城市发展和居民开化亟须的信息。第六部分的“中外近闻”也是解决重庆信息封闭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渝报》在此考虑到了阵地的客观限制条件。第三部分有关新政的宣传变法的文章，以及第四部分的变法理论和主张，坐实了《渝报》是宋育仁等维新派人士在西南片区的宣传阵地，同时也反映出报人们对时事的认识：变法需继续。 虽然《渝报》刊登的消息大部分与官家相关，但其性质是民营制，经费来源靠私人募集和报费收入。这种用私人来源创办时务报的方式在当时比较普遍，但这种现象体现了报人们对报刊的独特认识。《渝报》规定捐助额达到一百两以上的，每年免费送5份报纸，还规定可以入股，一百两为一股，每一股分红一份，“年终凭息折给付利银”。从第一期刊登的记录来看，初期的《渝报》共收到捐助三千三百五十两，此后陆续还有个人和单位的捐助。最后，不到一年的時间，共收到捐资白银四千六百余两。
《渝报》在发行与经营方面也有特殊之处。《渝报》一改古代的“官报”内部送发为私人订阅的情况，在设馆之初就设有派报处，最高时有52处，覆盖全省20余个府级单位中的18个，其中，最远的是宁远，距离重庆1000多千米。26名本省派报中，有15人拥有官衔，其中11人在官学系统就职[7]。第一期刊登的《渝报章程》明确规定，除了零售外，也接收订户。先交费十两银钱的，可订阅5年报纸；先阅读报纸再交钱的，每年需要银钱三两六钱。凡是以折扣购买的，每册都是九钱。费用于阅读之后再付给的，本城送满一个月，外城送满三个月的，都需要付费。《渝报》已经具有市场商品特征，阅读对象既包括各级官吏，也包括社会读者。外省籍的省外派报人与宋育仁私交不错，正因为在士林人脉广，《渝报》一开始就能在发行上自成一体。订阅报刊的人大多为士林学家和政府官员。《渝报》生发于宋育仁等人的圈子里，也流行于该圈子。
三、时势造英雄：民族危亡前的报人
晚清可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始。宋育仁出生于晚清社会剧烈变动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力量被削弱，在几次战争中，清政府不断被击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很多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文化等。例如，澳门、广州出现新闻纸，清政府也派人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闭关锁国”向世界开放的阶段。在当时的环境中，中国士林之人以恢复中华为初心，不得不面对内忧外患，同时，也对外学持开放与学习之态度。
1876年，宋育仁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选入尊经书院，接触了许多西方著作，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宋育仁接受的西学教育让他看到了报纸的社会作用，于是产生了创办《渝报》的念头。1886年，宋育仁高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至晚清，宋育仁积极学习西学，寻找救国真理，著有《时务论》，坚持“中国非维新变法不可”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894年，宋育仁任中国驻英、法、意、比4国公使参赞，在出使期间，经常出入英国学校、工商各界和议院等，有意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后撰写了《泰西各国采风记》，并在此书中对维新变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丰富。1896年，宋育仁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为宗旨，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主持兴办了许多实业公司，使巴蜀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和发展。事实上，《渝报》一方面不是简单地像邸报那样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其经营也不像官报一样依靠财政。这两者都与宋育仁的作为有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这类报刊提供了财力支持，而宋育仁所宣传的西学知识正好为这类报刊正名，力求提升其合法性。这或许也是能将《渝报》称为重庆现代报刊的原因之一。
宋育仁的种种经历都与《渝报》有所勾连。如果宋育仁没有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恐怕就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记录。宋育仁主张学习西学，且不仅一次强调西学之利，这是时代作用于宋育仁的表现之一。不得不承认，当时西方技术文化在某些方面强于中国，再加上中国国内矛盾重重，亟须先进文化来改革，亟须先进技术来抵御。《渝报》的创刊，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当时，英国报纸水平较高，且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基本清朗。宋育仁言创刊为“广见闻”和“开风气”，是对时代作用作出的反应。“开风气”和“广见闻”可以理解为民智落后，见闻浅薄。这是宋育仁基于整个时代背景作出的判断，使其产生了创办《渝报》之想法。由此可见，时代和报人、时代和报纸有着密切联系。内忧外患的国情是宋育仁行动的大背景，在大背景的限制下，宋育仁洞察背景之需，用办报刊予以回应。
四、谋事在人：以报人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渝报》
《渝报》没有政府补贴，能创建成功，离不开报人的努力。参与和资助办报的人也并非一般人。宋育仁入翰林苑，任公使参赞，且设立了人民商务矿物总局，身份和资望不言自明。《渝报》主笔潘清荫于1873年中举，出张之洞之门，1888年被张之洞召为书局纂校。副主笔梅际郇是巴县（重庆）文教界的“四大金刚”之一，此后与杨庶堪等人创办了《广益丛报》。当时的川籍人士在军功和学术上都不出众，也没有强盛的豪族绅权。《渝报》所囊人士算是川蜀人士中的精英，这精英身份为《渝报》的创办奠定了基础。除了宋育仁和潘清荫外，还有至少11人或机构可以考察，当时资助的三千多两白银也并非小数。可见，报人自身的资源对办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报纸还处在“仁办”状态，没有清晰的筹划方案，报纸的成功多靠人情、威望、声誉等社会隐形资源。另一方面《渝报》带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主要刊登介绍变法重要性和可采取的具体办法的内容，论述西方科学实际上只是重新复兴我国古代已经有的知识和学问。宋育仁试图通过《渝报》用儒学框架吸收新的知识，既保留文化的延续性，又照顾到新的知识，以此为社会革新提供历史根据[6]。保障文化的延续性即是对现有社会资本的肯定和维护。因为《渝报》的成立和发刊都仰仗捐助者，而这些捐助者都能得到报刊，所以创刊者的社会资本早已决定了《渝报》的发行内容和发行面。
很多研究者从结果视角出发，将《渝报》的经营方式作为考察重庆近现代报纸的样本[8]，但仔细考察宋育仁的意图就会发现，宋育仁办报不只是为了四川，在《渝报》的创刊文章中，宋育仁多次强调重庆本地。在宋育仁的认识里，重庆不是简单的军事要隘之地，也不是传统的统治区域，而是近代国家甚至是世界的产物[7]。梅际郇在《说渝报》中，写到的“夫报馆者，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智也”，[9]说明当时报人已认识到报纸是世界观念的产物，这也体现了报人与时代大背景的勾连。《渝报》的报人没有将《渝报》限制在川内，广而发之，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渝报》的经营和代派，即报人决定了报纸的发行。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报人、报纸和时代的关系更加清晰。当时中国正处于与世界接轨的初期，尽管受到各国的侵略，但与世界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基于此，报纸是报人顺应世界趋势的准备。
五、结语
《渝报》作为重庆第一份近现代报纸，相关研究不多，但是其价值并不小。方汉奇先生也曾提到过这份只出刊一年的小报。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纳了《渝报》的所有期刊且均可下载。关于《渝报》的研究，多从结果上探究其作用。本文以《渝报》为契机，思考时代、报人和报纸之间的种种关系。时代作为报人和报纸的背景，无时无刻不限制着报人和报纸的发挥，而后者又不断地从大背景中汲取力量，反作用于大背景，试图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方舟。
参考文献：
[1] 罗毅，钟盛，李飞.《渝报》与宋育仁的维新事业[J].中华文化论坛，2008（S1）：190-191.
[2] 宋育仁.渝报章程[N].渝报，1897-10-03（001）.
[3] 黄宗凯，刘菊素.宋育仁思想评传[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3.
[4] 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0.
[5] 王丹.开埠与《渝报》：一种城市与报刊互动的视角[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7.
[6] 王仙子.《渝报》与西南地区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展开——兼论“复古即维新”问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12）：92-101，128.
[7] 朱至刚.戊戌时期的四川士林与本省维新报刊——以宋育仁为切入点的考察[J].新闻大学，2019（07）：41-52，122.
[8] 蔡斐.晚清《渝报》：观察媒介现代性开始的一个样本[N].深圳特区报，2019-08-13（B07）.
[9] 梅际郇.说渝报[N].渝报，1897-11-13（001）.
作者简介：邱艳洁（1997—），女，重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学。
关键词：《渝报》；报纸；报人；宋育仁；维新变法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9-0101-03
城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接受新文化的反应能力。因地理环境在战事上易守难攻，重庆一直被当作要隘之地，因此其在城市化方面并不是先行者。宋代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重庆的城市化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与长江下游通商口岸的开放密不可分。1890年，重庆和南京一样成为通商口岸。英籍商船在宜昌和重庆区间贸易，可以雇佣华籍商船，也可以使用自有船舶。次年，重庆海关成立，城市化相关元素也随之而来，重庆现代报刊就是其中之一。
一、重庆、《渝报》和宋育仁
身处长江上游的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如武汉、上海等相比，是比较封闭的，这让重庆在接受外界新生事物和新鲜信息方面晚了差不多20年。但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在内陆城市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开埠以后，因为靠近水源，虽然西方商品经济给重庆城市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也刺激了重庆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先觉者走出夔门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觉醒后又回到西南内陆。甲午战败后，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危亡感到达顶峰。位于西南内陆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深受刺激，其中一批知识先觉分子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战斗武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试图开启民智，发展民力，树立新的民德。以宋育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此背景下创办《渝报》，该报为重庆首份近代报刊。
宋育仁是《渝报》的总理，并由他主持工作；杨道南任《渝报》协理；潘清荫和梅际郇分别是《渝报》的主笔与副主笔。除了总理、协理和主笔以外，《渝报》局中还有翻译、司账、缮校和排字员工等人，职位在总理以下的每月都可以领到薪水。初开办期间，《渝报》就已经具有报馆规模[1]。根据《渝报》记载，每月出3期报纸，每期报纸以册为单位，单期双面30余页。在印刷排版上，川贡土白纸木板雕印，为竖排。每页26行，每行23字。体积比新闻纸的十开本大，印刊名、页码[2]。最初计划铅字排印，后因为印刷设备不能及时到渝，改为木印。前后共出版16期，其中第16期为1～15期的分类汇编。
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3]的宋育仁（1858—1931年）是清末“新學巨子”和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之一。经历过新文化熏陶的宋育仁看到时务报的社会作用，对此抱有很大热忱。其到四川任职后，曾评价蜀川山水偏远，与其他郡县信息不通，教化往往是最晚的。认识到蜀川的封闭性后，宋育仁提出邦人谋兴学报之举，力求“为风教之先”。《渝报》的目的之一就是开化民风，这彰显出了报纸在克服地理环境所制缺陷上的作用。戊戌政变后，宋育仁更加关注时务，报纸内容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因应世变的思想得到了群儒之赞赏[4]。
二、应世而变：《渝报》的内容与经营方式
宋育仁不仅认识到了报纸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上有自己的见解，这在他发表的文章《学报序列》中有所体现。该文章一方面介绍上海等地的报纸，另一方面论述重庆需为风教之先，是以谋与学报。在内容上，《渝报章程十五条》言“本局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凡是关于治理国事、阅历世事与分析当前重大事件和形势的，以及关于中外交涉的文章书籍都可以印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育仁将创办《渝报》的目的设为“广见闻”和“开风气”。“广见闻”偏向扩宽受众知识面，“开风气”则更看重社会文化精神建设。对于全国各地报刊来讲，达到“广见闻”的目的方法相同，效果也没有较大差别，但是就“开风气”而言，则需要社会思想和城市精神相互融合。可见宋育仁对报刊的认识没有局限在信息传递上，更注意到了报刊需与城市的特定气质相匹配。然而，所谓的“开风气”到底指什么？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理解。《渝报》创刊之时，正是维新变法热潮掀起之时，加之宋育仁在外接受了西学教育，其十分肯定维新变法，因此所谓的“风气”指的就是维新变法。报刊章程和宋育仁写的文章都表明《渝报》的目的是“开风气”，即宣传和鼓动维新变法[5]。从人类的能动性角度来看，宋育仁在创办《渝报》之时，就有一定的设想和规划。反过来看，《渝报》相当于“法人”，脱离宋育仁成为新的独立存在，将宋育仁的设想和规划明文化，变成报刊自身的一部分，对主体人产生新的作用力。
《渝报》的内容涉及教、政、学、业，涵盖七大方面。仔细考究《渝报》，可以发现其内容安排上带着重庆城市深层的文化需要，以及报人们对时事的认识。第一部分是“谕旨恭录”，其所刊载的内容为皇帝录用、擢升或者撤职官员的消息，与我国历史上的“小报”或“邸报”相似。第二部分重点聚焦于地方官员上呈的奏折，且奏折内容具有选择性。所刊载的奏折内容大多是建议开办新学机构、推广新学知识和制定相关新学政策等与新学相关的言论，符合《渝报》“开风气”的宣传目标。第三部分是《渝报》的重头内容“译文摘录”，即从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时务报纸上选择性地摘录文章，这些文章对新政作了详细的介绍。第四方面主要刊载维新人士关于变法的理论和主张。第五方面是“公法总论”，主要对洋人的法律进行翻译。第六部分是“中外近闻”，包含本省、外省和外国的新闻。这些近闻摘录并非照搬原文，带有《渝报》编者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最后一部分是“渝城物价表”，摘写重庆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价格[6]。在内容安排的顺序上，当时《渝报》符合宋育仁的“维新即复古”想法，仍然将谕旨放在首位，并且以“恭录”形容，与之相随的也是地方官员的奏折。报刊的大部分消息来源于官家渠道，这表示《渝报》的旨趣不在于简单的民间信息传播。由于当时重庆的封闭性，官方动态事关重大、影响面颇广，是城市发展和居民开化亟须的信息。第六部分的“中外近闻”也是解决重庆信息封闭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渝报》在此考虑到了阵地的客观限制条件。第三部分有关新政的宣传变法的文章，以及第四部分的变法理论和主张，坐实了《渝报》是宋育仁等维新派人士在西南片区的宣传阵地，同时也反映出报人们对时事的认识：变法需继续。 虽然《渝报》刊登的消息大部分与官家相关，但其性质是民营制，经费来源靠私人募集和报费收入。这种用私人来源创办时务报的方式在当时比较普遍，但这种现象体现了报人们对报刊的独特认识。《渝报》规定捐助额达到一百两以上的，每年免费送5份报纸，还规定可以入股，一百两为一股，每一股分红一份，“年终凭息折给付利银”。从第一期刊登的记录来看，初期的《渝报》共收到捐助三千三百五十两，此后陆续还有个人和单位的捐助。最后，不到一年的時间，共收到捐资白银四千六百余两。
《渝报》在发行与经营方面也有特殊之处。《渝报》一改古代的“官报”内部送发为私人订阅的情况，在设馆之初就设有派报处，最高时有52处，覆盖全省20余个府级单位中的18个，其中，最远的是宁远，距离重庆1000多千米。26名本省派报中，有15人拥有官衔，其中11人在官学系统就职[7]。第一期刊登的《渝报章程》明确规定，除了零售外，也接收订户。先交费十两银钱的，可订阅5年报纸；先阅读报纸再交钱的，每年需要银钱三两六钱。凡是以折扣购买的，每册都是九钱。费用于阅读之后再付给的，本城送满一个月，外城送满三个月的，都需要付费。《渝报》已经具有市场商品特征，阅读对象既包括各级官吏，也包括社会读者。外省籍的省外派报人与宋育仁私交不错，正因为在士林人脉广，《渝报》一开始就能在发行上自成一体。订阅报刊的人大多为士林学家和政府官员。《渝报》生发于宋育仁等人的圈子里，也流行于该圈子。
三、时势造英雄：民族危亡前的报人
晚清可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始。宋育仁出生于晚清社会剧烈变动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力量被削弱，在几次战争中，清政府不断被击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很多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文化等。例如，澳门、广州出现新闻纸，清政府也派人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闭关锁国”向世界开放的阶段。在当时的环境中，中国士林之人以恢复中华为初心，不得不面对内忧外患，同时，也对外学持开放与学习之态度。
1876年，宋育仁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选入尊经书院，接触了许多西方著作，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宋育仁接受的西学教育让他看到了报纸的社会作用，于是产生了创办《渝报》的念头。1886年，宋育仁高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至晚清，宋育仁积极学习西学，寻找救国真理，著有《时务论》，坚持“中国非维新变法不可”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894年，宋育仁任中国驻英、法、意、比4国公使参赞，在出使期间，经常出入英国学校、工商各界和议院等，有意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后撰写了《泰西各国采风记》，并在此书中对维新变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丰富。1896年，宋育仁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为宗旨，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主持兴办了许多实业公司，使巴蜀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和发展。事实上，《渝报》一方面不是简单地像邸报那样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其经营也不像官报一样依靠财政。这两者都与宋育仁的作为有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这类报刊提供了财力支持，而宋育仁所宣传的西学知识正好为这类报刊正名，力求提升其合法性。这或许也是能将《渝报》称为重庆现代报刊的原因之一。
宋育仁的种种经历都与《渝报》有所勾连。如果宋育仁没有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恐怕就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记录。宋育仁主张学习西学，且不仅一次强调西学之利，这是时代作用于宋育仁的表现之一。不得不承认，当时西方技术文化在某些方面强于中国，再加上中国国内矛盾重重，亟须先进文化来改革，亟须先进技术来抵御。《渝报》的创刊，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当时，英国报纸水平较高，且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基本清朗。宋育仁言创刊为“广见闻”和“开风气”，是对时代作用作出的反应。“开风气”和“广见闻”可以理解为民智落后，见闻浅薄。这是宋育仁基于整个时代背景作出的判断，使其产生了创办《渝报》之想法。由此可见，时代和报人、时代和报纸有着密切联系。内忧外患的国情是宋育仁行动的大背景，在大背景的限制下，宋育仁洞察背景之需，用办报刊予以回应。
四、谋事在人：以报人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渝报》
《渝报》没有政府补贴，能创建成功，离不开报人的努力。参与和资助办报的人也并非一般人。宋育仁入翰林苑，任公使参赞，且设立了人民商务矿物总局，身份和资望不言自明。《渝报》主笔潘清荫于1873年中举，出张之洞之门，1888年被张之洞召为书局纂校。副主笔梅际郇是巴县（重庆）文教界的“四大金刚”之一，此后与杨庶堪等人创办了《广益丛报》。当时的川籍人士在军功和学术上都不出众，也没有强盛的豪族绅权。《渝报》所囊人士算是川蜀人士中的精英，这精英身份为《渝报》的创办奠定了基础。除了宋育仁和潘清荫外，还有至少11人或机构可以考察，当时资助的三千多两白银也并非小数。可见，报人自身的资源对办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报纸还处在“仁办”状态，没有清晰的筹划方案，报纸的成功多靠人情、威望、声誉等社会隐形资源。另一方面《渝报》带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主要刊登介绍变法重要性和可采取的具体办法的内容，论述西方科学实际上只是重新复兴我国古代已经有的知识和学问。宋育仁试图通过《渝报》用儒学框架吸收新的知识，既保留文化的延续性，又照顾到新的知识，以此为社会革新提供历史根据[6]。保障文化的延续性即是对现有社会资本的肯定和维护。因为《渝报》的成立和发刊都仰仗捐助者，而这些捐助者都能得到报刊，所以创刊者的社会资本早已决定了《渝报》的发行内容和发行面。
很多研究者从结果视角出发，将《渝报》的经营方式作为考察重庆近现代报纸的样本[8]，但仔细考察宋育仁的意图就会发现，宋育仁办报不只是为了四川，在《渝报》的创刊文章中，宋育仁多次强调重庆本地。在宋育仁的认识里，重庆不是简单的军事要隘之地，也不是传统的统治区域，而是近代国家甚至是世界的产物[7]。梅际郇在《说渝报》中，写到的“夫报馆者，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智也”，[9]说明当时报人已认识到报纸是世界观念的产物，这也体现了报人与时代大背景的勾连。《渝报》的报人没有将《渝报》限制在川内，广而发之，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渝报》的经营和代派，即报人决定了报纸的发行。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报人、报纸和时代的关系更加清晰。当时中国正处于与世界接轨的初期，尽管受到各国的侵略，但与世界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基于此，报纸是报人顺应世界趋势的准备。
五、结语
《渝报》作为重庆第一份近现代报纸，相关研究不多，但是其价值并不小。方汉奇先生也曾提到过这份只出刊一年的小报。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纳了《渝报》的所有期刊且均可下载。关于《渝报》的研究，多从结果上探究其作用。本文以《渝报》为契机，思考时代、报人和报纸之间的种种关系。时代作为报人和报纸的背景，无时无刻不限制着报人和报纸的发挥，而后者又不断地从大背景中汲取力量，反作用于大背景，试图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方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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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斐.晚清《渝报》：观察媒介现代性开始的一个样本[N].深圳特区报，2019-08-13（B07）.
[9] 梅际郇.说渝报[N].渝报，1897-11-13（001）.
作者简介：邱艳洁（1997—），女，重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学。